我不是很清楚父亲的事业，只知道他很忙碌，时常得应酬，迟至十点、十一点才回家，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口齿不清地嚷嚷。母亲偶尔会等他，偶尔自己先睡下。我跟哥哥最期待后者的时机。哥哥走进我的房间，在我旁边躺下，提醒我，千万不可以睡着，要撑到父亲回来。为了提神，我们肩并着肩，压低嗓子，讲很多故事。哥哥故事很短，没多久就结束，他推我的肩膀说，换你。我喜欢讲很长的故事，医院的大厅有个书柜，堆放着包罗万象的书籍，甚至有一整套百科全书，很可能是院长的小孩长大后淘汰下来的。我在医院读了人生第一本科幻小说，倪匡的《蓝血人》，也读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我喜欢把不同的故事组合在一起，变成新的故事，属于我的故事。
有几次，我们听到楼下铁门的声响，哥哥不甘愿地坐起身，命令我要记得说到哪里了，下回待续。紧接着，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下楼，经过二楼得特别注意，不可以吵醒母亲，否则前功尽弃。一半以上的概率我们会在一楼沙发上找到醉醺醺的父亲，有时他倒在通往二楼的阶梯，也有几次，父亲清醒地看着电视，这是最差的情形，我们只能沮丧地爬回三楼。
多数时候我们很幸运，父亲昏沉沉地在沙发上扭动，似是想甩掉酒意。哥哥开场，他问，爸，借我五百好吗，我要买一套美术器材，学校规定的。五百是很后来的数字，最早几次，我们只敢问五十、一百。父亲的眼神涣散，对着哥哥绽放傻笑，他说，美术器材？啊，美术器材。父亲从口袋摸出一叠钞票，眯眼睛，企图看清楚，哥哥伸手协助，他抽出一张五百元钞，在父亲耳边提醒，爸，就这张，这张是五百元。父亲从善如流地听从哥哥的建议，把五百给了他。我不喜欢这么复杂，我只要抱着父亲的手臂说，爸比，我想要买礼物。父亲抚过着我的发丝，捏我的脸颊，把那叠钞票放在我的手心，语气和蔼慈祥，你自己拿。
父亲很疼我，很多人说，父亲总是比较疼女儿。我是信的。
这游戏是哥哥发明的。一次晚上，哥哥走进我的房间，说他饿到睡不着，要我陪他去厨房的冰箱拿布丁。我回绝了哥哥，冰箱在一楼，母亲在二楼，若吵醒母亲，后果不堪承受。禁不起哥哥苦苦地求情，我陪着他轻手轻脚下楼，才碰到冰箱把手，就听到钥匙转入锁孔的声响，父亲回来了。父亲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跟前，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哥哥急中生智，说他想起有一本讲义还没放进书包。父亲点了点头，从口袋摸出一张五百元，吩咐哥哥，缺什么自己去买。我跟哥哥面面相觑、后知后觉，喝醉的父亲难以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游戏开始。
母亲饱受失眠之苦，难以入睡，极易醒转，她睡不好时，一点小事就能让她发疯。哥哥跟我很早就取得共识，我们有个反复无常的母亲。她仁慈的时候，世上万物都没有她的拥抱与亲吻珍贵；她失控的日子，我们变回孤儿，只能相互取暖，祈祷暴雨似的咒骂快点止歇。
母亲跟自己的家人也处不来。外公过世得早，外婆在南部独居。每一次回外婆家，母亲表现得比父亲更像个外人。我们才坐下来没多久，母亲频频看着时钟，仿佛归心似箭。她会问外婆近况，但那生疏、淡漠的语气，又让人不由得想问，话语背后有多少真诚。我更注意到一次跟母亲合作搀扶外婆，外婆的身子僵硬，头也尽量靠向我，似乎在躲着母亲。这一点也不正常。
母亲跟自己的妹妹尤其处不来。姨是会计，收入不低，对我跟哥哥出手阔绰。每次跟姨碰面，哥哥跟我的目光老是忍不住飘向姨脚边那巨大的纸袋，母亲骂过姨，不要让我们年纪轻轻就习惯奢侈品。姨不以为意地说，习惯奢侈品有什么不好，那是好命的象征。
姨的外貌与母亲极度神似，有一次，我误把姨喊成妈，哥哥嘲笑我，母亲把我的耳朵拧得无比血红。我猜，母亲在嫉妒姨，姨内在跟外在都比母亲更好更温柔。姨常问我问题，问题很短，她鼓励我的答案越长越好，姨那专注、沉默倾听的模样，让我意识到大人也能够敬重孩子。母亲说过不止一次，姨的优雅跟轻声细语，来自她不必亲自照顾孩子。若姨跟母亲交换身份，歇斯底里的人就换成姨了，母亲笃定得仿佛在诅咒，哥哥跟我不敢答腔，沉默是金，我跟哥哥的童年累积出可观的宝藏窟。
母亲偏爱哥哥，是我们家一目了然的事实。她对我很严苛，对哥哥倒是很宽容，她也有一两次很气愤地骂了哥哥，事后又去搂着哥哥，跟他示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久而久之，哥哥好像也看得出来，他可以决定母亲的某些表现。在我因为母亲的责骂而痛哭的当下，哥哥会小心地施以拯救，他会说，妹妹再哭下去，气喘会发作吧。这些话形同咒语，母亲停止了对我的苛责，她会拖着脚步走回自己房间，那背影好像受伤的动物想尽办法回到巢穴。这让我十岁左右就许下心愿，有朝一日，要跟哥哥离开这个家，最好跟院长的儿子女儿一样，在远方生活，偶尔回来这座小镇探望父母。
我能够信赖的对象只剩下哥哥。
说到这儿，王叔叔也该出场了。我们家的历史，王叔叔也占据了许多页。王叔叔住台北，是父亲初中时期的朋友，根据父亲说法，王叔叔绝顶聪明，不爱念书，名次却赢了所有人，把很多孜孜矻矻的同学给气得跳脚。王叔叔一从台大毕业，就飞去美国攻读物理，在当地做了几年教授，又为了照顾母亲回到台湾。一年至少有三四次，父亲开车载我们全家去拜访王叔叔。王叔叔教会我“地铁”两个字，他可以信手画出路线图，要我跟哥哥想象，中间那条线一旦通车，联系左右两条线，将彻底改变台北。王叔叔的妻子，晨雅阿姨说王叔叔跟政府一样一厢情愿，跟王叔叔不同，她对于人们搭乘地铁的意愿很是悲观。父亲跟母亲也喜欢讨论这对夫妻，母亲支持晨雅阿姨，她说，地铁再怎么方便，也比不上开车或骑车。父亲说王叔叔才是对的，不为什么，王叔叔没有答错过。哥哥对于这话题一点也不关心，他对于小镇以外的动静都兴致索然。至于我呢，我不相信王叔叔的说法，王叔叔难道没看清，台北够让人叹为观止了吗？就像第一名的学生，很难再得到进步奖吧？
北上访友前一天，母亲会坐在梳妆台前苦恼良久。我听过她和父亲埋怨，晨雅阿姨的品味太好了，她很有压力。母亲的品味不恶，即使如此，跟晨雅阿姨站在一起，她仍输得退无可退。我想起院长曾轻快地祝福我，若认真把书柜里的书给读完，也许能跟他的儿女一样，申请上很好的大学，在城市就业，过着时尚的生活。我抬头望着院长，他是一位身材高大、面容和蔼的老先生。我那时很感动，他如此祝福我，我在脑海中勾勒着我成为晨雅阿姨的一天，浑然不察，那件事即将发生，我从此再也见不到这对台北夫妇。
年纪增长，我日益明白，镇上的人，包括我的父母，都背负着秘密在过活。
院长会打老婆。母亲听邻居说，邻居又是听小学校门口对面帆布店老张的妻子张太太说。一晚，张太太想把娘家寄上来的芒果分一些给院长，感谢院长治好了她的脚痛。天色昏暗，路灯又一如往常要亮不亮。院长的别墅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张太太把车停好，从大门往内望了一眼，她目睹的景象把她吓得不敢按电铃：一名女子只穿着肤色内衣裤，面对着别墅的门，头低着，罚站似的动也不动。张太太定睛一看，是院长夫人，镇上最优雅、端庄的院长夫人。院长出现了，他的身影与穿着相当好认。他坐在一张板凳上，脸上的表情一团模糊，院长夫人跪了下来，院长从鞋柜后抽出了一根棍子。
这时，张太太逃跑了，她蹑手蹑脚地回到车上，推了一段距离才发动机车。我曾听母亲跟邻居议论，张太太很可能没说出真相，在那处境下，有谁舍得离开？张太太说不定看到什么精彩的画面，怕说出去，被院长找麻烦，才刻意留下一个语焉不详的结局。我倒认为张太太没有保留，换作是我，也不敢看下去的。即使是院长打人，我或许也会觉得是偷窥的自己的错。况且，想到院长夫人衣不蔽体，莫名地有股战栗与不安，从我的腹部深处一寸寸升起。院长夫人的身体小小的，小小的脸，小小的肩膀，比我还纤细的脚踝，以及小小的脚，她令我联想到鸟，骨头细细的，撑不了多少重量。她对人有些冷漠，不像院长一年四季挂着充满朝气的微笑。她偶尔会来医院，看着人潮来去，一脸心不在焉。母亲笑我年纪轻轻不懂事，她说，院长夫人是在看有没有护士勾引她的先生。
院长夫人要买衣服，不是我们以为的请司机载她到市区，而是乘着飞机去日本。母亲一度很着迷院长夫人的针织外套，她想着穿上那件外套去台北给晨雅阿姨看上一眼。她请一位照顾我多年的护士代问，那件在哪里买的。护士带回答案，银座。母亲问父亲，银座在哪里？父亲说，不清楚的事问王叔叔就对了。王叔叔亲切地回答，银座位于日本东京，是“全亚洲最繁华、最漂亮的地方”。哥哥逞强地追问，银座有比台北还要热闹吗？王叔叔愣了一下，放声大笑。直到我们回家，他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