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但事情不该这样。心理学上有种畸形性格的描述：惧怕权威，又渴望成为权威，造就了一种欺软怕硬的心态。这种心态，有时候会变成社会性格。
　　人人身不由己，那就真惨了。
　　

第19案 什刹海赶车走马 洋车夫卧虎藏龙
　　前段时间，无数人在抱怨打车难，涨价厉害。很多外地司机也抱怨，等网约车新规实行了，合法生意都没了。
　　一听人聊这个，我就想起以前打黑车的时候，天太晚总是先记下车牌号发给朋友。尤其是女孩，坐在后座，心里会自动蹦出一万个恶意的揣测。
　　去年在郑州坐过一次出租，车里还装着防护栏，司机像猴子一样被关在笼里——据说这是保护司机，也是保护乘客。这不合理，有人需要拉活挣钱，有人需要打车出行，大家却只能相互抱怨，彼此提防。但现实如此，有司机给女乘客下迷药，有乘客杀掉专车司机，黑车上出的事更不用提有多可怕了。
　　1921年春节，我太爷爷金木在北京坐了一辆人力车——当时的出租车，走着走着发现被人跟踪。我在专车上看完了这个故事，有点想笑，又笑不出来。
　　事件名称：跟踪案中案
　　事发时间：1921年2月5日
　　事发地点：护国寺、什刹海、东直门
　　记录时间：1921年2月10日（大年初三）
　　最近出了件稀罕事儿，我在街上被人跟踪了。
　　那天早上，十三来找我，说要回家一趟，给我找了个人替他拉包月。十三是我雇的包月车夫，每月30块钱，除了拉我出门，不时也跑腿儿帮忙打听些案子的消息。
　　我问找了个什么人替，十三“嗨”了一声，脸上一红：“说实话，这人不是特别靠谱儿。”
　　这人叫郎少鹏，今年20岁，原是宫里的远亲，镶黄旗，算得上是个贝勒（满族贵族称号，全称多罗贝勒）。前清一灭，铁秆庄稼[清代规定，旗人不得打工干活谋生，只许当兵、当差，且代代世袭，不论天灾人祸都能按时得收益，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绿营部队，又不像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秆庄稼”，也指清代贵族吃皇粮。]倒了，沦落到拉车过活，改了汉姓郎。民国前，郎少鹏帮过十三家大忙，救过穷，十三一直惦记着人情，这回算是还上了。
　　“我这位恩人，哪干得了重活儿？但现在旗人钱粮也不给发了[民国初年，旗人俸禄停发，很多旗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报纸上也有许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据《民国日报》称，没落旗人分四类：吃家底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民国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调查，1914年——1915年间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两万多名，其中20%是旗人。]，只能落在这胶皮团（指拉车这行当）。要紧的是，这位爷是破罐破摔，改不了吃喝嫖赌。”
　　十三说得直摇头：“他老婆孩子都跑回娘家了，他也不去找，天天浑不论（发音lìn）的。”
　　我说：“你让他替，不只想给他挣个月钱吧？”
　　十三嘿嘿笑：“读书人说话管用，您得帮我劝劝。我给他讲过您的故事，他可佩服了！”
　　我说没问题，和他约了郎少鹏来的日子。
　　腊月二十七（2月4日）那天早上，郎少鹏来了，瘦长个儿，穿了身夹袄，外面套了件破了洞的绸缎褂子。他见到我就拱手作揖，说话恭恭敬敬，一口一个金爷。说几句话，就摸摸脑门，头上也没帽子，瘦长脸冻得发红，但干干净净，眼睛亮亮的。身后拉的那辆胶皮车，那叫一个烂。除了铜喇叭不响，轮子、车把、座椅哪儿都响，拉起来走一步哐啷啷响三下。
　　我让他拉我去趟鼓楼大街顺和记裁缝铺。上星期，戴戴发表小说挣了钱[民国初年，报纸杂志稿费比较高，官办的北京报纸和期刊上，差不多可到千字4－5元。上海的民办报刊低一些，千字1－3元，鲁迅这种名家能有5－6元。大致计算一下，普通平民家庭一个月10元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戴戴若写一篇上万字的故事，就能挣到40元左右。]，给我和小宝都买了礼物，送了小宝一双冰鞋，我的则是一件黑呢子风衣。戴戴买那风衣很合身，穿着舒服，却被我不小心刮了个口子，前几天送去裁缝铺收拾，该取回来了。
　　外面刮北风，刮得脸上生疼，我让郎少鹏走胡同，没那么顶风。胡同口躲着几个趴活儿的老车夫，见了他，远远打招呼，叫“郎二爷”。我问他，是不是一个车厂的。
　　“那倒不是。一把岁数了，还在大街上玩命儿，比我更不容易。一起趴活儿遇着他们了，爷们儿我能让就让，最看不起那些争座打架的。”
　　郎少鹏说得有点兴起，脚上加了劲儿，车快起来，有点不稳。十三说过，拉车不稳是因为脚底下跑法不对，或者是手腕上没劲儿，不稳当。没走十分钟，“砰”的一声响，胶皮轮胎放了炮。郎少鹏停下来检查，长叹口气，吐了口唾沫，又朝着车条踢了一脚。
　　我笑了一声，说没事，下车给了他一块钱，让他去修车。他使劲摆手，说什么也不要，瞪起眼睛说：“可不能要，头一天拉包车，就给您放了炮，可误了事儿，哪还能要您的钱？”说完，哐啷啷拉起空车跑了。
　　我没再喊他，找路口拦了辆车，去裁缝铺取了风衣。
　　第二天上午，小宝拎了冰鞋去找汪亮，俩人早就商量要去什刹海滑冰。我一个人在家，琢磨着去护国寺溜达一圈，年前的庙会，就剩这一天了。
　　快中午时，郎少鹏来了，拉了辆豪华的胶皮车。这车是装了两盏电石灯的最新样式，车身一层光亮的黑漆，上好的铜弓，光鲜的雨布，皮子坐垫，两个轮子上的车条都是白亮的。我打量了半天，说这车得100块钱，问他哪儿买的，他“嗨”了一声，说凑巧接了辆二手车。
　　我穿上昨天取回的风衣，戴了帽子、围巾，锁了院门出来。坐上车，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说护国寺，他大声答应了一声，拉起车奔出羊肉胡同，上了西四大街往北跑。座椅轻轻颠，车把、车弓也跟着微微地颤，新车确实轻快稳当。
　　跑了一会儿，郎少鹏头上出了汗，解开了棉袄扣子。我说，没什么急事，慢慢走就行。他答应了一声，放慢步子，哼起小曲儿，唱得有板有眼。
　　后天就是除夕，除了卖年画、蜡烛什么的，不少行当都歇了业，路上人不多，不时过去一辆胶皮车，也都是买年货的。一个人高马大的车夫，拉着车超过了我们，郎少鹏停下哼曲儿，嘴里嘟囔了一句“这孙子”，说：“看见没？这人个儿大，爱跟我们抢座，一点规矩也不讲，只站在钱上，不站理上，刮风下雨还多收人钱。好好一个人，给自己起了个畜生名字，叫伊犁马，跑得快。”
　　天又刮起风，车篷兜着北风，我见郎少鹏跑得费劲，快到新街口时，就让他拐进胡同，避避风。刚拐了俩弯儿，迎面冲过来个穿破袄的半大孩子，拉着辆空车，眼看着撞过来，那孩子嘴里吆喝着：“哎哟哟刹不住咯，你走左边儿，我走右边儿！”
　　“咣当”一声，两车死死地撞在了一处。我往外跳了一下，没摔在地上，郎少鹏和那孩子都翻在地上。仔细看看，那拉空车的也不算个孩子，有十七八了。
　　郎少鹏推开压在腿上的车，一骨碌爬起来，破口大骂：“怎么碴呀！走路不长眼，啥你走左我走右？你傻啊！”
　　那年轻人也不吭，就站着。我瞅瞅胡同前后，空无一人。果然，没过半分钟，年轻人身后的胡同岔子里出来四个人，把我俩连人带车围了起来。郎少鹏弯腰抄起半截砖头，站在我前面。
　　我拱了拱手，说：“几位兄弟，认错人了？”
　　一个小个子的光头说：“车留下，赶紧滚！”
　　郎少鹏大骂一声，就要拿砖头抡，我拦住他，同时抓住年轻人的手，反手一扭一推，把他撂倒在地上。
　　光头一摆手，剩下的三个每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剃刀，亮出雪白的刀刃，朝我扑过来。我顺势握住光头的手腕一拉，弯下腰，把他从背上翻过去，往另两人身上丢去。胡同里地上冻得硬邦邦的，光头一下摔懵了，爬起来一声不吭，转身就走，另外几个也跟着跑了。
　　郎少鹏也愣了，丢下砖头说：“金爷这什么招？一下就摔老实了。”
　　我跟他说，这种打法叫柔道。其实，我也就在日本读书时学过一点，学校专门请了柔道高手嘉纳治五郎[嘉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1882年综合当时流行的各派柔术的精华，创立了以投技、固技、当身技为主的现代柔道，同时创建了训练柔道运动员的讲道馆。他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开课教授柔道，鲁迅曾向他学习过，金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上过一些嘉纳治五郎的柔道课。]讲过几次课。
　　郎少鹏把胶皮车擦干净，扶我上了车，说：“那个小光头，我好像认识。”
　　我问，他是什么人。
　　“黑车厂的。”
　　黑车的事情我听过，但做黑车买卖还开厂的，第一回 听说。从庚子年闹拳乱，到这几年闹军阀，生出了一种趁乱打劫的临时劫匪，平时种地做买卖，一闹乱子就抢劫，胆大的抢当铺、钱庄、洋行，胆小的就抢胶皮车，还有更胆小的就拐骗，撺掇车夫把赁车厂的胶皮车卖给他。抢来拐来的胶皮车刷上新漆，重新卖掉，能挣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