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小宝弯腰看，从干草里捡出一根两寸长的小金簪子。马有才说，这东西没见过，可能是王果儿不小心掉下的。簪子一头精雕着一朵梅花，中间有细纹，细纹中间，錾着几个小字：德盛号。
　　这个店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是家前清就有的老店，打金银珠宝首饰出了名。去德盛号一打听，金簪子果然是店里的手艺，但却有年头了，不太记得是给谁做的了。给了伙计一块大洋，才答应找出老账本看看。十多年前的账本上，有金簪图案样式的记录，记的名字是“东四第五巷王德清”——这人是前清新军的副都统（大约相当于将级军衔）。伙计又往后翻了翻账本，说这东西是王副都统给女儿定做的。他找来一本老相册，翻出一张照片给马有才看：“你说的是不是她？这是当时跟王副都统讨来的，他女儿大婚时候的照片，头上的东西，都是店里做的。”
　　这是张新娘化了妆的照片，看起来还不到20岁。德盛号本想要来照片挂在店里做宣传，不想王家很快倒了，就没再拿出来。
　　马有才盯着看半天，说就是她，王果儿。
　　我点了根烟，琢磨一会儿，跟伙计说：“但这时间对不上吧，你见过这王果儿？”
　　伙计一笑：“那都多少年前了，当时我才十几岁，大清还跟日本打仗呢（指甲午战争）。她后来不知怎么死了，算起来有快20年了。”说着把照片翻过来，相纸上标记着时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小宝拿过照片看：“别瞎扯，这不是见鬼了吗？”
　　马有才脸色苍白，愣了半天，说这下真完蛋了。他认定了王果儿是索命的冤魂，“肯定是我们做多了亏心事，报应来了。”
　　做巡警两年，马有才一直在护国寺附近巡岗，整日要么站着，要么走着，没什么重活儿。但这样当警察，实在弄不到钱，手头紧了就请几天假去拉车。后来，老赵带他抓赌抓嫖，这才学会了点挣钱的手段，“抓赌的时候，能自己留点就留点，大家都这么干。”马有才说，就靠着这点儿收入，自己才能对付着过下去。抓嫖更省事，不用上门，每隔一阵儿，辖区里的暗门子都会主动送几个钱，“说是我们抓她们，实际上是她们花钱雇了我们。”有个山西来的老鸨跟他混得熟，逢年过节还会提点东西串门。没当巡警前，马有才觉得当警察体面，真当了巡警，干这些事又让他觉得不踏实，“我就不该干这些事儿，当巡警不该这么干。”
　　马有才说完，我陪他抽了会儿烟，问他，你觉得巡警该怎么当？
　　“我也说不清，但应该不是我这样。”他闷头抽了几口，说：“我还打过人呢，有时候看见拉胶皮的跟马路右边儿乱窜[清末民初，国内交通规则主要参考的是英国规则，车辆要求靠左行驶。直到1946年，才统一改为靠右的美式交通规则。]，我忍不住就想打他。”
　　我叫了辆胶皮，让马有才先回家。走之前，把剩下的半盒烟塞给了他，说：“你确实干了很多亏心事，但也没害着谁。鬼魂的事儿，别再想了。”
　　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说要是过了这关，自己就不想当警察了，“这哪是当差，不是我们打人，就是人家打我们。再说，啥事都赖我们，恨不得街上有泡屎，都活该警察铲。怪不得八大胡同的窑姐儿都敢骂我们看街狗。”
　　马有才回去后，却没闲着。晚上9点多，他又来了西四，说打听到有个打杂的老头，从前在王家干过，还住在东四。杂役老头确实记得王果儿——闹拳乱那年，她因为穿了身洋布衣裳，给拳民拿尖刀戳死了，死前还给扒了精光。问他王果儿埋在哪儿，他也说不上来。当时北京城一片乱，他跑出城躲了一阵子，王家后来怎么样，他也不知道。
　　我问他：“你其实没见着她死？”
　　老头摇头，说其实王家人谁也没见着她死，是听街上人说的，“那天她清早出了门，就再没回来。”
　　“要真想打听，你们就问问北小街的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翻了20年的记录，没有王果儿的死亡记录，却查到了王果儿女婿的死亡记录：民国元年（1912年）闹兵变[北京兵变，又名“京保津兵变”，发生于1912年2月29日。北洋军曹锟的第三镇下属军队哗变，一般说法认为这是在袁世凯的策划和具体部署下进行的，但并无充分证据。]，东单牌楼失火，被塌下来的木头砸死了。
　　顺着这条线索，我们打听到了王果儿的女儿：孔云梅。
　　孔云梅今年二十多，死了丈夫后搬到了海甸（海淀旧称），靠做针线一个人过。我们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找到她的住处，没找见人。村里人说是“在城里犯事儿蹲了号子”。
　　城里的王果儿被侦缉队追捕，海甸的孔云梅蹲了号子——马有才琢磨出了问题，问我：“这娘儿俩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说有这个可能，但得找到人才能确定，“你心里有鬼，看什么都是鬼，别再想老赵小赵的死了，可能都是意外。”这么说，是想让他踏实。
　　马有才回警署后，我给汪亮打了个电话，让他打听有没有叫孔云梅的女犯。晚上，我在天桥、香厂和八大胡同逛了几圈，打听那个叫张群的土匪头子。这人确实出名，人人都能讲上几段他的事儿，说他敢在大街上跟警察交火，敢抢了银行坐胶皮车回家。但往细了一问，又没人说得上来张群长什么样，在哪儿活动过。忙活了一夜，就知道他是个大胖子，留络腮胡，爱穿大氅，从前在天津混码头，后来弄了把枪，带人抢了几回租界，就成了土匪头子。
　　过了两天，汪亮打来电话，说找着孔云梅了，但不在监狱，是给派出所拘留了，已经关了五天。上星期，孔云梅走在街上，碰见电话局的工人给人装线，她不知道从哪掏了把剪子，扯起地上的电话线就铰，“当场让巡警逮着了，拘留15天。这女的就是一个二愣子，人家装电线的也没惹她——你打听她干啥？”
　　我没跟汪亮解释，说到了派出所当面聊。还没出门，来了个巡警，慌里慌张一头汗：“金大爷吗？马有才让找您！”
　　中午，马有才回警署汇报，有人给他留了个条，说见着张群一伙了，在永定门外中兴旅馆赌博。马有才脑子一热，叫上几个巡警就去永定门抓人。走到一半，脑子转过弯儿，觉得不对劲儿，就找人来报信儿。
　　“……我们也没钱打电话，他又怕土匪跑了，就叫我来找您，他自个儿领人去永定门了。”
　　我让小宝去找汪亮，我跟着那巡警去永定门。他不愿意，说：“明摆着是坑，马有才都看得出来，我得去。”
　　中兴旅馆在永定门火车站南边，是个日式的老旅馆，里外都是木头的。马有才和几个警察聚在大堂里，正揪着旅馆老板和伙计盘问。看见我和小宝，马有才招呼我们过去。我扫了他们一眼：“七个人，扛了三杆枪[北洋时期的基层警察一般不配枪，即使配枪也是军队的长步枪。]，就敢来抓土匪？”
　　马有才脸一红，说就这三杆枪还是凑的。我一把拉过他，说赶紧走，要出事。他抹着脑门上的汗：“我知道有问题，但得给老赵报仇啊……”
　　话没说完，楼上哗啦一片响，下来一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手里拎着长枪，腰里别着尖刀，吊着手雷。领头的是个胖子，披着件灰毛皮大氅，络腮大胡子，头发蓬得像鸡窝，鼻梁上却架了副圆边眼镜。他手里握着把盒子炮，一边下楼一边退出弹匣装子弹。
　　马有才伸手抓了下我胳膊，说那天和老赵碰见的，就是这伙人。我握了握口袋里的勃朗宁，又松开，抬手朝那土匪头子拱了拱手：“张群先生？”
　　张群一愣，看了我一眼，又看看马有才，点点头没说话。他朝身后摆摆手，两个土匪走到我们身后，关了旅馆大门。张群装完子弹，拿弹匣指指马有才，对我说：“认识？要不认识还来得及走。我是替人办事，只找警察。”
　　几个巡警有点懵，松开旅馆老板和伙计，犹犹豫豫地抓住腰里的佩刀。马有才皱起眉头，看着我，脑门上又冒出一层汗。我拉马有才过来，说这是我表弟，哪里得罪了张先生，我可以替他赔不是，“要是钱的事儿，那更好商量。”
　　张群哈哈笑了一声，肚子一鼓一鼓地，说：“我跟人谈好的生意，没法改，只能连累你了。”说完，咔嚓一声推上弹匣，其他土匪也都拉起枪栓。
　　小宝骂了一声，挡在我前面。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哒哒的声音，噼里啪啦跟放鞭炮一样，紧接着变成一片嗡嗡声。还没来得及琢磨，木墙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木屑飞起一片，鞭炮声越来越响。一颗子弹擦着我脸颊飞过，小宝一下把我和马有才扑倒在地上。
　　张群一伙哗地散开，往楼梯底下钻，有人猫着腰往外跑，子弹扫在身上，炸开一团血雾。
　　张群从楼梯后头开枪，一边扯着嗓子嚎：“妈的！是机枪，我们给人下套儿了！”
　　外面火力越来越猛。我拉马有才滚到柜台后头，翻身穿过大堂，找旅馆的后门。小宝爬到一个土匪尸体上，从尸体腰里摸出一个手雷，就地一滚，到了窗户边。他扒开稀烂的窗纸往外看了一眼：“我×，是当兵的。”说完，拉开手雷，甩了出去。外面“轰”的一声，机枪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