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郎少鹏说，开在东直门北的刘五车厂就是黑车厂，专雇人拐车偷车，刘五收了黑车再赁给车夫，比卖车挣得更多。“小光头是刘五的亲侄子，我见过，听说在警署也有熟人。”
　　郎少鹏边说边小跑，转眼到了护国寺庙会。我下了车，前前后后看了看那辆新车，说：“年前街上人少，你这车太招贼，过了年还是得换一辆。”
　　郎少鹏点头说是，敞着怀站路边吹风。我掏出半块钱，让他去转转，喝点热的。他谢了我，接过钱，拉了空车，没往庙会里去，往马路对面走，说：“人多，怕车丢了，再说这儿也不让停。”
　　我四下一看，确实有巡警在护国寺门口溜达[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郎少鹏拉着车到对面，在一个卖“折箩菜”的担子前停下，吃起瞪眼食。
　　庙会上多是卖小吃糕点的，平时卖旧书的几个铺子没开门，我溜达了一圈，买了一大包清真小吃，豌豆黄、萨其马、驴打滚、艾窝窝什么的，戴戴和小宝爱吃这些。又在衣帽摊上买了双棉手套，拎着点心盒子往外走，突然听见路边一群人嚷嚷。
　　过去一看，是有人在演讲。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演讲台上讲话，厚棉袍里穿着西装，一手捏着顶白礼帽，朝着马路的方向比画。天太冷，听讲的人稀稀拉拉，走近听几句，是在讲人力车夫的问题。那年轻人说，东交民巷拉洋人的车夫，跑死了人，是大罪恶，人力车生意是将人当牛做马，应该取消。
　　台下不断有人叫好，也有穿着号衣的车夫三三两两蹲在底下，揣着袄袖子，边听边议论，时不时大笑几回。我正想找个车夫聊聊，忽然看见演讲台旁边几个人猫着腰溜过，是小光头几个人。我装作没看见，又站了一会儿，走出庙会去找郎少鹏，他正蹲在马路对过儿抽烟。
　　走到马路边，我停下点烟，往后扫了一眼，果然有人跟着，但却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我没再回头，径直过了马路。郎少鹏见我过来，就起身拉车，我说不急，掏出根烟递给他。他一笑，抬手给我看他手里的“别墅”牌烟卷，说：“甭糟蹋您的好烟，我抽‘别野’就行。”（别墅牌烟卷是当时的便宜烟，车夫总戏称别野。）
　　我把烟塞他手里，坐上车，告诉他有人跟着，蹲下瞧瞧。他一愣，马上接过烟蹲下抽，边抽边四下里看。郎少鹏说，没看见小光头，就见俩骑自行车的，在马路对面抽烟。俩人都穿着青色大袄，戴着呢绒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嘀嘀咕咕的。
　　“金爷，这俩像是侦缉队的便衣探子，不是跟咱的吧？”郎少鹏有点结巴。
　　我说没错，大冷天骑着车逛庙会，啥也不买，八成是便衣。
　　郎少鹏抽完烟，我拿出手套，让他戴上。他接过手套，使劲点头说谢谢。我让他拉车走，先不回家，往什刹海去。郎少鹏拉着车往西走，约莫十分钟到了恭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珅府邸，清末成为恭亲王奕?的王府，民国初期还属于皇室的财产，1921年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了教会，据说是为了筹备复辟资金，后辅仁大学买回做校舍。恭王府四周，都是些又短又窄的小胡同。]附近，他放慢脚步，叹了口气：“这王府还漂亮着呢，可惜了，听说要被卖给洋人了，这群不肖的子孙。”
　　我让他慢慢溜达看看王府，走西煤厂胡同。
　　“去什刹海沿大路就行，那小胡同窄啊！”
　　我敲了下车篷，说后头一路自行车响，往窄了走，看看到底要干啥。郎少鹏犹豫，说不想惹探子。我说没事，进胡同里等着就行，咱又没犯法。
　　拐进了西煤厂胡同，勉强能通过，我让郎少鹏停了车搁下，拉他躲进拐角里。等了三五分钟，胶皮车后头一阵响动，有人小声说话。我和郎少鹏转出拐角，那俩便衣探子正站在胶皮车旁边说话，一高一矮，戴着一样的鸭舌帽。
　　我“喂”了一声，俩人吓一跳，高个说：“这车有问题，跟我们走一趟吧。”伸手从裤腰里掏出一把手枪。
　　郎少鹏身上一哆嗦，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哈下腰：“两位探长，您拉走查，车是厂里的，我也不清楚。”
　　矮个指指我，说：“那哪儿行？这人得跟我们走。”
　　我说：“两位探长，有证件给看看吗？我是记者，多心。”
　　高个没吭声，朝矮个瞅了瞅，俩人对视了一会儿。正僵持着，什刹海方向传来一阵嚷嚷声，接着警铃响起来。高个收起枪转身就走，说：“今儿先算了，我们有急事。”俩人跨上自行车原路出了胡同。
　　郎少鹏马上拉我上车，往北出胡同去了什刹海，一路闷头拉车，一声不吭。我沿路看过去，没见有什么乱子，岸边的巡警都在慢悠悠地晃荡。沿着岸边走了一会儿，附近没什么人了，我让停下车，叫郎少鹏一起抽根烟。
　　我问他：“车有问题吧，哪儿来的？”
　　郎少鹏蹲下叹气，吧嗒了几口烟，说：“都怪我鬼迷了心窍，车是拐（偷）来的。”
　　那天，破车在路上放了炮，郎少鹏面子上挂不住，心里堵得慌，也懒得修车，就把车丢家里，到前门楼子附近瞎逛。逛到傍晚，经过西交民巷，突然听见几声枪响，“要搁平时，我肯定去瞧热闹，那天没心思，就继续往前走。”他抽完了烟，又伸手跟我要了一根。
　　郎少鹏走到一个胡同口，见胡同里孤零零停了一辆胶皮车，从里到外崭新，“我看街上乱成一团，胡同也没人，就顺手拉走了。”
　　拉回家的路上，他生怕后头有人喊他，但后来拉顺手了，心里就踏实了。
　　他扔了烟头站起身，拍拍胸脯：“这事儿我认错了，跟金爷您无关，我先送您回家，完了我就把车搁回去，要坐号子（监狱）也认了。”
　　我说：“先别急蹲号子，咱们也不回家。这车上还有其他问题，否则也惹不上假探子。”
　　“刚才那探子是假的？”
　　“没看见他们自行车吗？都是车行赁来的，警署的车牌儿跟这个不一样。”
　　郎少鹏张大了嘴巴：“可吓死我了，怪不得您问他证件，可也不怕他真开枪？”
　　我笑了一声，说总得试试，再说，他们好像是冲我来的，应该不会轻易开枪。郎少鹏挠头，说纳闷。我说我也纳闷，假探子要抓人的当儿，就有人按警铃，按了又没见什么事，恐怕还有第三伙人。
　　我上了车，让郎少鹏沿着岸边慢慢走，往冰厚人多的地方去，找找小宝和汪亮。找了半天没找见，迎面跑来四五个穿制服的巡警，吹着哨子，喊着：“就是这俩！”
　　郎少鹏脚底下一软，车抖了一下，我说别慌，先停下。停了车，巡警到了跟前，打量我们一番，掏出铐子就要抓人。郎少鹏大嚷一声：“怎么着，上瘾了？有证件吗？”为首的巡警一愣，骂了一句，“哗啦”一声把郎少鹏铐上了。后头上来一个巡警，拉起我的手也要铐，我抓住他手腕，说：“几位肯定抓错人了，我跟警署里都熟。”
　　那巡警瞪我一眼：“谁能证明？银行都敢抢，你还了得？”其他几个巡警也跟着嚷嚷，冰场里的人都看过来。
　　小宝和汪亮远远地滑了过来。汪亮换了鞋，上来递了证件，说自己是内三警署的法医，跟巡警扯了半天总算说明白了。巡警给郎少鹏开了锁，掏出一张通缉令，上头写着要抓的人——30岁上下男子，戴礼帽，穿呢子黑风衣，坐一辆崭新胶皮车，是个专抢银行钱庄的惯匪。
　　巡警说，这人最近和车夫搭档，总去银行钱庄，趁歇业关门的当儿，假装换钱，暗地里掏枪抢钱，“前天晚上在西交民巷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原名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9月，当时就设在西交民巷的“巡视中城御史”衙署原址。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大清银行旧址办公。]，又是老把戏，差点给侦缉队抓着，还是连人带车都跑了。”
　　郎少鹏“啊”地张大了嘴，要说话，我一巴掌拍了回去，转身跟巡警说：“这事要紧，各位还是赶紧抓人去。”巡警收起通缉令，跟汪亮寒暄两句走了。
　　小宝、汪亮问怎么回事，我没细说，让他们继续玩，坐上车走了。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让他往刘五黑车厂的方向走。过了银锭桥，沿着烟袋斜街上了鼓楼大街，往东直门去，郎少鹏一路埋头拉车，没再多问。
　　太阳已经落山，天气更冷了，街上有人放爆竹，小孩朝着天空放“起花”（一种类似二踢脚的爆竹，下面有个长棍，能往天上飞），嗖嗖地蹿上天空，足有几丈高，流星一样。我把围巾衣服裹紧，眯上眼睛歇着，琢磨那俩假探子的事。提着点心盒子的手勒得生疼，我弯腰打开车座底下的袋子，想把点心往里塞，一伸手，却摸到里头有个黑包袱。我拿出黑包袱打开，里头是个纸盒，打开纸盒，是一摞钱，保商银行的纸币，全是十块五块的，纸币底下还有一堆大头。我拆了点心盒，用点心换了黑包袱里的钱，把钱盒子塞进点心盒里装好，还提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