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老赵介绍我，说是朋友。女人从袖筒里掏出一个棕皮夹子，打开皮夹子，抽出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了老赵。老赵笑笑，把信封收进口袋：“我就收着了，改天再上门谢过。”那女人又行了个礼，看了一眼马有才和小赵，也没说话，转身走了。
　　吃到半夜，老赵喝得有点多，拉着我絮叨。他扯扯身上的衣服：“为啥要穿便衣？不是为了查案，我那警服、皮带、肩章啥的，都押在当铺儿呢——没钱，要穷死了[民国初年，财政紧张，分到警察厅的预算严重不足，基层巡警月薪仅1－2块大洋，还常常欠薪，收入比不上拉车。不少警察因工资太低不能养家而辞职，更严重的则去做贼。1918年，警察厅发布《严禁巡警告退》的公告，对辞职警察严厉惩罚，但情况并无好转，基层警察一直缺额，“优者去职，无能者坐以待毙”。]。”指指小赵：“这个，亲侄子，连媳妇儿都要养不起了。”小赵脸一红，架起叔叔，连说对不起。
　　我说没事儿，给他和马有才点上烟。马有才猛抽一口：“我们哥儿仨，算不上正经警察，都没进警队训练过。”
　　老赵小赵原在昌平做小生意，赔了本才来做警察，混口饭。马有才一边做巡警，一边还抽空赁辆胶皮拉车，缺钱的时候一个月有20天在街上跑，皮鞋都跑坏了。
　　“你这是拉黑车啊，警署也不管？”
　　“也管，可上头也没辙，发不上钱。”
　　那天之后，我再没见过这仨人。戴戴家的案子也没有了下文，好在就丢了几件首饰，她一心忙着学写侦探小说，没再过问。
　　马有才连喝了几杯热水，给我俩讲了老赵小赵的事儿。
　　同和居见的那个女人，叫王果儿，是个满族人，贩古董的。几个月前，不知怎么找到老赵，说她手里有不少稀罕的玩意儿，要能帮着脱手，可以挣点抽成。
　　“给的钱确实不少，我就动心了。”
　　我问给多少钱。
　　马有才伸出一根指头：“一块。”
　　他说，除了钱，那几天还出了件事，让他们仨下了决心——内二区有个巡长，有天在街上救了个触电的人[清末民初的警察，日常工作主要是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服务，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街上有人大小便，警察也要管。北洋政府明确提出：警察负有保护人民的专责。当时的民众，已经形成了“有困难找警察”的观念。由于电线电灯的普及，街上电线密布，不时有意外触电的事故发生，京师警察厅专门在各区选拔出80名警察，送内务部学习触电救护法。]，救完了人，自己却半夜跑出来摸电线死了。一打听，说这巡长家里太穷，养不起一家四口，早想寻死了。三人商量了一晚上，打算试试——卖古董不偷不抢，总比穷到自杀强。
　　老赵当警察年头最久，在鬼市混得熟，一个月就成交了四五桩买卖。这几块钱，让三人生活大为改善。老赵赎回了警服，小赵还给媳妇儿买了双新鞋。
　　“小赵出事儿前，我还琢磨着不拉车了，一心一意干警察，万一当上巡长呢。”
　　马有才跟我要了根烟抽，问我听没听说前阵子电影院打死警察的事儿。
　　我一惊：“是小赵？”
　　马有才点头：“也是奇怪，小赵平时不在那块儿巡逻，就那天跟人换了个岗，到那里就出事儿了。”
　　出事儿后，马有才和老赵去打听过，“售票员说，报上都瞎说，小赵一直给当兵的赔笑脸，连碰都没碰他们一下——他连拉车的都不敢骂，哪敢惹当兵的？谁知道，当兵的突然开枪，打穿了眼睛，一声没吭就死了。”
　　小宝拍桌子，给马有才续了杯水：“这是谋杀啊！”
　　马有才叹口气，低下头。我问他老赵又是怎么回事。
　　“就前天的事儿，我也差点死了。”
　　21号下午，马有才和老赵帮忙安排完小赵的后事，5点多从齐化门（朝阳门）外回城。走到城墙根，一伙人迎面过来，个个都狠着脸，腰里鼓囊囊的。老赵小声对马有才说，别多事，装没看见，两人和这伙人擦身而过。走过几十步远，那伙人忽然转身跟了过来。老赵让马有才赶紧去叫人，自己掏出枪：“我好歹是侦缉队的，他们也不敢怎么样。”马有才心里怵得慌，就往城门跑，边跑边悄悄回头瞄。那伙人架着老赵从跑马道（旧时城墙专供上车马的斜坡走道）上了城墙，倒也没怎样，有说有笑的。过了七八分钟，马有才担心老赵，又折回去看，走到城门底下，城墙上刷地掉下个人，重重摔在一辆停着的胶皮车上，把车砸散了架。
　　“我吓一身汗。”马有才抽烟的手抖起来，烟灰撒一地，“再一看，是老赵。手脚都变形了，满脸是血，瞪着眼死了。”
　　他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呆了半晌，才想起去叫人，等追上城墙，那伙人早没了。警察巡长说，敢这么白天行凶的，肯定是土匪。马有才对照几个警署的通缉画像，认出那伙人里的一个，以前是个钉马掌的，后来跟了土匪头子张群。这个张群，出了名的狠，专在城里明火执仗打劫，喜欢白天作案。警察厅一直悬赏缉捕他，赏金都到了1000大洋。
　　马有才说完，哭丧着脸坐了一会儿：“说不定哪天，我也不明不白地死了。”他认为，老赵和小赵，不是简单的意外。当警察几年，都没碰上过事儿，突然碰上兵又撞上匪，“肯定和做那几桩生意有关，老赵说一个瓶子在黑市就卖了500个大洋。”
　　小宝说有可能。他从前在天桥时，认识些做古董生意的，什么来头的人都有。一笔生意能养活几口人，有人为个破盘子能杀人。
　　我问马有才，出手古董时，都跟什么人打过交道？他说不清楚，都是老赵拿了东西，在琉璃厂鬼市出手。
　　“你后来见过王果儿吗？”
　　“见过一次，老赵领着去拿货，她家就在琉璃厂那儿。”
　　第二天，我们跟马有才去找王果儿。她住在琉璃厂南边不远的西草厂胡同，一个小三合院。王果儿家没人，大门敞开着，院里空荡荡的，角落堆了几个青铜小鼎、香炉，沾满了干树叶。堂屋像个仓库，桌子、椅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瓷器、玉器、珐琅，地上碎着几个大瓷瓶。
　　跟街坊打听，说好多天不见家里有人，“恐怕出事了，昨天半夜来了几个人，说是侦探查案，锁都撬了。”街坊说着指指西屋。
　　西屋里贴墙放着个老木柜，柜子上整齐地摆着几个瓷瓶，都是明代和康乾年间的旧物件。小宝伸手摸了摸柜子，一层灰，“走了得有阵子了，你们这生意可能真惹上事儿了。”
　　马有才慌了：“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卖的钱都给那女人了，老赵我们就留了不到20块。”
　　我拍拍他肩膀，说别紧张，先找着这女的。小宝从木柜上拿了件巴掌大的掐丝珐琅瓷小碗，递给我，说可以找懂行的打听打听。我接过碗，没看出真假。
　　在宣武门外雇了辆马车，我带着他俩去了北新桥，找增裕当铺的王掌柜，这人是我的线人。王掌柜捧着珐琅小碗琢磨了半天，最后把瓷碗搁在天平上称了一下，笑了，说这是个新货（假货，仿造品）。他捻着胡子：“但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
　　小宝说，既然一模一样，怎么就看出假了？
　　王掌柜指着上头的图：“这珐琅瓷的画，都是宫廷画师的手艺，跟外头珐琅铺子上的不一样。”又搁手里掂量了几下，“这碗仿的是康熙年间的，轻了，外头做得精，里头虚。”
　　王掌柜说，他见过这批珐琅瓷碗的原物，就在养心殿里。小宝说你还进过皇宫呢？他呵呵一笑，说别看我开当铺，可也是在宫里修过宝贝的人。闹拳乱那年（1900年），宫里造办处[造办处是清宫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专为皇家制作衣服、饰品等日常用品。由皇帝特派的内务府大臣管理，各类专业作坊先后有六十余个，包括玻璃厂、匣裱作、珐琅作、油木作、自鸣钟处、如意馆等。]的人快跑光了，后来修复宫里的贵重文物，都是从民间征集懂行的人。王掌柜懂行，去过两回。
　　他又仔细摸了摸：“我是宣统元年（1909年）去的，这批瓷器不简单，宣统皇帝登基后头一回搞祭祀，用的就是这套东西。”
　　马有才要过瓷碗，满脸疑惑，不相信是假的，“要是这女的卖假货，黑市上怎么都愿意买？”
　　王掌柜脸一拉，冲我说：“这碗绝对有问题，你得信我。不过这兄弟说的也没错，搞古董生意的，真假参半是常有的事儿。”
　　我说，不如再去王果儿家拿几件来验验。马有才一拍脑门：“找戴戴姑娘吧，她跟老赵买过一个瓶子。”
　　小赵出事前几天，老赵带马有才去找过戴戴一回，还想查查失窃的案子。戴戴见他帮人卖东西，也凑热闹买了个粉彩双耳瓶，乾隆年间的。
　　戴戴不在家，胡妈从柜子里找出那瓶子，说还没擦洗，不知道摆哪儿。瓶子是松石绿釉底儿，金彩勾的轮廓，填了粉彩，戴戴家里其他东西都挺素净，确实有点不搭调。
　　王掌柜拿过瓶子，擦了擦灰，沿着瓶子周身摸了一圈，说是真货，“一股子喜庆劲儿，应该是乾隆年制的。”王掌柜倒过瓶子，看底子上的落款。哗啦一声，从瓶口掉出一团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