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这些谴责和举报文章[北洋时期的报纸，社会版经常刊登读者匿名写的社会见闻。比如1922年7月11日，《晨报》即刊登了一篇举报虐待婢女的文章——《不平！我也要鸣一声！为春兰之死》。]里，有个署名“非文”的作者，连续写了半个月，几乎每两天发表一篇。文章很大胆，跟踪调查一般，写每一步进展，不但写了虐待婢女的主人住哪儿，还自己做分析，把细节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写出了杀人藏尸的地点。写到后来，越来越离奇，和小说差不多。
　　直到几天后桂姐来找我，我才觉得这些“小说”可能很严重。
　　桂姐是我小时候的婢女，房山人，今年37岁，比我大7岁。我5岁到10岁，是她带大的。1900年，她回了房山，再没见过面。
　　9月20号早上6点多，有人敲门。小宝练拳伤了脚，我爬起来开门。桂姐没敢认我，我却一下认出她。我拉她进屋，她站着没动，哭起来，说女儿不见了。
　　桂姐的女儿叫春秀，今年13岁。三年前做过婢女，因为干活太累，就跑回了家。好在主家好说话，退了典押钱，没再追究。上个月，桂姐找人说合，把她雇给了北京一家姓王的富人家做婢女，伺候老太太。“这回说是活价[民国初年，养婢女有三种形式：雇佣、典押和卖绝。其中雇佣是最自由的一种形式，双方通过中保人谈好雇佣价和期限，期间准许请假探亲和亲人看望，类似现在的打工，被称为“活价”。事实上，民国法律规定所有婢女都只能以“雇工”身份工作，但实际上典押和卖绝的还很多。]，立了字据，陪老太太也不累，她愿意，就送来了。前几天我来看她，找到王家，却说根本没这个丫头。”
　　桂姐拿出字据给我看：
　　立佣约字据人刘香桂，今因家贫无力赡养子女，情愿将亲生第一女名春秀年十三岁送与王宅充作使役，听从管教，佣期五年，计洋贰佰叁拾元，其洋笔下领讫无误，佣期届满，由其亲人领回或由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此系长期雇佣，并非契买。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落款上头，有王家家主和桂姐摁的手印。王家的仆人却说，根本没有叫春秀的丫头。桂姐怕是改了名，就问有没有房山来的丫头，仆人还说没有，关了门，再也不理。桂姐没办法，打听了两天，找到我这里。
　　我收拾了书房，让桂姐先休息。出门买了早餐回来，她还是坐在那儿哭，我说：“找到人咱们就赎回来，以后不做丫头了。”
　　吃完早餐，我问桂姐，这王家是做什么的。桂姐说，这家人本也是房山人，当家的在天津开了洋货铺，后来发达了，就搬进了城里，家里蓄了十几个婢女。
　　“我就是听说，这家家主对婢女好，季季都给添新衣裳。再说，也算是老乡。”
　　桂姐领着我，找到砖塔胡同王家。仆人开门，我说自己是天津开工厂的，找王老板谈生意，一边塞了仆人两毛钱。仆人带我们进了院子，见到姓王的。这人四十多岁，是个胖子，穿着马褂，走两步就擦汗。
　　进屋坐下，我说：“我其实是记者，来问点事。”王胖子脸一板，问怎么了。我掏出那张字据，给他看，又指了指桂姐，说这是春秀的妈，找不到女儿了。
　　王胖子连叹三口气，使劲抹了一把汗，招手叫来婢女，也拿出张字据，说：“我还没找记者呢，记者倒来找我。要搁以前，我早报警了！”
　　春秀确实是他托人雇佣的，但压根儿没见到人。那个做保人的，原是个拐子，把春秀卖了两家，先和王家立字据拿了钱，转眼又卖给了南城的马家。
　　我问哪个马家。
　　王胖子又擦汗，说是南城的马昭雄，“要是换个人，哪能吃这亏？我就当破财免灾了。”
　　马昭雄这人，我听说过，是个东北人，奉系军的旅长，7月份直奉联军打进北京后，不少直奉联军的军官在北京安了家。马昭雄住在宣武，出名的霸道，家门口都站着卫兵。
　　我问王胖子，怎么没找保人要回钱？他张口骂娘：“这孙子早跑了，马家要知道他卖两家，他还能活？”
　　从王家回来，我翻出前阵子的报纸，把那个非文写的虐杀婢女的“小说”又看了一遍。他文章里揭露的，确实是内二区石驸马大街“姓马的权贵”。虽然这人文笔浮夸，不知道有几分真，但要是春秀真在马家，肯定凶多吉少。
　　我没和桂姐细说，让她在家里照顾小宝，自己去了石驸马大街。走之前，桂姐告诉我，春秀左脚脖子上，套了个银圈儿，上面有铃铛，走路会响。
　　马家是个大四合院，门上还挂着从前的牌匾。左右两侧站着石狮子，一边一个卫兵，都全副武装。我想敲门，被拦下。一个卫兵进院，带了个穿长衫的管家出来。
　　我说，找丫头春秀，给她送点儿东西。
　　管家说：“没这个人。”一边招呼卫兵赶我走。我上前一把搂住管家的肩膀，塞了两块钱，说：“我是她叔，知道是卖到这儿了，确实有急事。”
　　管家收了钱，拉我到一边，说：“是有这丫头，但实话跟你说，她跑了，卷了老爷不少钱。”
　　“跑哪儿去了？”
　　“那谁知道，现在的丫头没一个老实的，你也知道老爷的身份，不在乎这个，要是普通人家，肯定报警了。”管家说完，摆摆手，进院关了门。
　　我没再敲门，点了根烟，在附近溜达一会儿，去了鼓楼大街。鼓楼大街顺和记成衣铺的裁缝老杜，是我的老相识。这两年，日常的西装衬衣，我都找他做，偶尔也一起喝杯茶。他一个月前跟我提到过，马昭雄常去他那儿做衣服，混得挺熟。老杜跟我同岁，在宁波长大，从小学裁缝，手艺高超，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开了店。他是洋裁缝[北京的好裁缝，一般都来自宁波，分两种——红帮裁缝和本帮裁缝。本帮裁缝专做中式服装，红帮裁缝专做洋装，被称为洋裁缝。]，西装做得出名，和北京官商两界混得都熟，新世界商场特意开了专柜卖他做的衣服。
　　到了顺和记，老杜穿着件笔挺的西装，正站在桌子边熨衣服，他见到我，抬头打招呼，手里的活也不停下。
　　我进屋坐下，自己倒了杯茶，问他最近见没见过马昭雄。老杜撂下熨斗，有点惊讶：“你找他做什么？”
　　我喝了茶，说了春秀的事和报上“非文”写的文章，“我担心这马昭雄虐待女孩，得把春秀赎出来。”
　　老杜没说话，摩挲了几下手上的顶针，起身进了里屋，拿了件呢子风衣出来，铺在桌上。
　　“他一个多月没来了，这是上回仆人送来改的大衣。”老杜说着，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你要不说婢女这事，我也不敢提这照片，应该是他不小心留在口袋里的。”
　　这是张色情照片，拍了两个少年在性交的场景，两人都对着镜头发呆，不像偷拍。老杜说，马昭雄虽然是个东北人，却留过洋，喜欢西式服装。他经常请老杜去家里，量身定做四季衣服，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做，还给婢女做。去过几次，老杜就熟悉了马家，不但认识管家仆人，也了解些马昭雄的生活。
　　“东北人好面儿，马家上下有二三十个婢女，每次出门都带好几个，穿的都是好料子，比别人家小妾还洋气。”老杜又摩挲起顶针，说：“但是，他会虐待这些女孩。我给马家婢女做过衣裳，个个身上有伤疤。”这次发现了色情照片，老杜更确信马昭雄有问题。
　　我问他，见没见过一个叫春秀的姑娘。老杜笑：“那么多女孩，我哪儿记得住名字。我从来只记得女孩的身材，不记得名字。”
　　我把照片还给他，问能不能带我认识下马昭雄。老杜把照片原样装回大衣口袋，说：“我正好可以去送衣服，带你去。”
　　我问他：“你不怕得罪马昭雄？”
　　他笑：“当然怕，但我见不得女孩这么受罪。”笑完又补了一句，“再说，他是客人，你是朋友，我也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马昭雄好赌，喜欢在家设牌局，每天都有几桌有钱的朋友凑热闹，不是做官的，就是经商的。老杜让我扮作生意人，引荐给马昭雄做牌友，“要和他混熟，除了像我这样有手艺，就只能输钱给他了。”
　　我和老杜约好，第二天晚上去马家，就回了西四。一到家，戴戴正在和桂姐聊天，见到我就问春秀的消息。我对她俩说，打听好了，明天去见人。
　　我拉戴戴到院里，说了马昭雄的事，戴戴又气又急：“给我把枪，我去毙了这混蛋！”
　　我瞪她一眼：“你疯了？”
　　“没疯，我本来就是来找你借枪的。”
　　戴戴的侦探小说越写越顺，想找我借枪研究，我一口拒绝，她翻了个白眼儿，坐在院里赌气。我没理她，进屋和桂姐聊天，聊了半晌，戴戴还不走。我带她进卧室，拿出两把勃朗宁，一把1910，是我平时用的；一把1906袖珍手枪，平时收藏着。两把都是从日本买的二手货，不便宜。
　　我给她简单讲了讲，又把枪收进柜子，告诉她：“真需要的时候，会拿给你。但你要随身带着，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