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见我犹豫，马昭雄大步走过来，把春秀拉到身边，一把撕开了春秀的衣服，露出背上纵横交织的新旧伤疤，有的血口子皮肉翻开，还在渗血。我看了看牌桌上另外两人，都眯着眼看，朝我点头。马昭雄绕着牌桌走了一圈，拍了拍那两人肩膀，又转回到春秀跟前，一把推到我跟前，说：“穆老板既然玩儿了我们的局，可不能坏了规矩。前天，你可是亲口答应的来玩儿。”
　　小个子商人也站起来，说：“穆老板，您要不爱玩儿这个，就不该来啊？您要实在不乐意，我也能替你来——当然，得马旅长没意见。”
　　我拉上春秀的衣服，让戴戴扶住她，说：“是我误会了马旅长的意思，不如您赏个脸，出个价，我买她一条命。”
　　没等我说完，马昭雄抄起一把木槌，砰的一声砸在桌上，一声巨响，木槌把断成了两截。我拿起外套，拉上戴戴和春秀，转身就往外走。门口进来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枪，是那院门口的平头。
　　马昭雄继续说：“金老板终于不演戏了，你原来是为了这么个丫头。”
　　我干笑了一声，问他怎么知道我姓金。马昭雄嘿嘿笑，说：“看来我没猜错，你兄弟俩长得太像了。我早就听说金肃有个不着调的老弟，但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有事不敢来找我，只会躲在报纸后头写什么文章。”
　　他把我当成了写文章的“非文”。
　　“我和金肃都跟过袁大总统，本来我也可以给个面子，但你也知道，今年一打仗我们就成了敌人。”他招招手，平头拿枪对准了我。
　　我看了马昭雄一眼，嘴里骂了一句金肃。
　　平头枪没响，戴戴却突然大叫一声：“都别动！”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手枪，握在手里，指着马昭雄。
　　平头呆住了，看着马昭雄。我也傻了，戴戴手里那把枪，是我的勃朗宁微型手枪——捏在她手里，还挺合适，就是和那身英国女仆装不太搭。
　　我把西装往空中一抖，遮在平头面前，冲上前抬腿一脚，踢在平头下巴上。平头干脆倒地，晕了过去，手里的枪飞出去，掉在地上。
　　马昭雄往下一蹲，躲开戴戴的视线。戴戴啊啊大叫，拿着枪乱晃一通，使劲扣扳机——她没开保险。我喊了一声“给我”，朝她伸手。戴戴扬手一扔，枪却往上飞去，撞上吊灯，直接掉在马昭雄跟前。
　　我骂了一声，就地滚了一下，捡起了平头那把枪。马昭雄已经抓起了勃朗宁，打开保险朝我开枪。我也扣动扳机，朝他开了枪。一声枪响，马昭雄脑门中枪，死了。
　　我走过去，掰开马昭雄的手，拿起我的勃朗宁，退出弹匣，里头果然没有子弹。
　　我拎着枪，盯着戴戴看：“怎么回事？”戴戴瞪大眼睛，说：“我哪儿知道你把子弹放哪儿了？就找到了枪。”
　　我走到平头身边，从他身上摸出那把被他缴走的M1910，打开保险，拿在手里，说：“回去就教你开枪，多少有点儿用。不过，这回幸亏你没装子弹，不然害死的是我。”
　　我们三个走出屋子，院里没人。马昭雄的高级赌局，并没有安排卫兵。走出院子，我又问戴戴：“什么时候偷的枪？你藏哪儿了？”
　　戴戴脸一红，翻了个白眼：“不告诉你。”
　　走到新街口，碰见老杜带着一群警察来了。我和戴戴出发前，他就去了警署，好说歹说搬来了警察，到马家审问仆人，打听到了我们的去处。
　　我向带队的侦探说明了情况，跟戴戴一起做了笔录。那侦探说：“金先生，这事儿大了，马旅长死了，我们不好办啊。”
　　我让他按流程办，给他写了地址，说：“知道你们警察厅和军队一向不对付，但马昭雄是杀人，你们有证据，怕什么？”
　　侦探愁眉苦脸，带警察进了胡同。
　　我问老杜，怎么知道会出事？他皱起眉头，说：“前天跟你说了，我早就知道马昭雄不是好人。”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报上揭露马昭雄杀人的文章？我说当然记得，马昭雄想杀的，就是那个非文。
　　老杜砸吧砸吧嘴，说：“那是我写的，非文就是我。”
　　我瞪了他一眼：“×，是你小子，你早就知道马昭雄杀人，怎么不说？差点儿玩儿死我！”
　　老杜使劲摇手：“没有没有！我确实悄悄跟踪过他，但就知道他虐待丫头，哪儿知道他真杀人？那文章半真半假写，是想让警察注意。 你可以说我是半虚构的。”
　　我说，老杜你真是怪，不知道该说你胆大还是胆小。老杜呵呵一笑，给我讲了件事。
　　他家里做大生意，有钱。父亲养了几十个婢女[民国成立后，北京地区蓄养婢女的家庭还是很普遍，1922年《京报》说：“尤以旧日世族遗老，及今伟人政客富商大贾等，奉行不懈。”]，最小的只有7岁。他15岁时，被送去念新式学校，父亲安排了俩婢女跟着，给婢女也交了学费，一起上学，伺候吃喝，冬天晚上睡觉，给他当暖脚炉，一只脚一个。
　　“后来念了新书，我就反对养婢女，比那些没使唤过丫头的人还反对，更别说虐待了。但我就是个手艺人，总不能跟你一样，拿把枪就去干吧？”
　　我哈哈大笑，说你要想干，肯定比我干得好。
　　整理完这个案子，我很庆幸太爷爷生在那个时代，不是直男癌，而且是个直男。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直男、直男癌这种说法做论断。简单的调侃，必然是片面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物化女性的男人，是令人厌恶的，和蓄婢蓄奴的思维没差异。直男癌总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就我自己是精子（zi 轻声）。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蓄婢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虽然报纸常年批判，但却总是停留在“批虐不批蓄”的层面，甚至还有人赢得“善待婢女”的称赞。
　　这种没有摆脱直男癌的思路，就像一篇这样的新闻——男子囚禁性奴亲自喂饭，被赞关爱女性。
　　

第16案 洋博士灵学救国 杨树浦魔曲杀人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悄悄流传过一盒磁带，叫《黑色的星期天》[《黑色的星期天》，又叫《忧郁的星期天》，传说是匈牙利自学成才的作曲家鲁兰斯·查理斯谱写于1933年的一支歌曲。据说，在欧洲有上百人听过这首歌后自杀身亡，这首歌因此遭到各国电台的封禁。]。议论的人多，真正听的人少，因为据说听了这首歌的人，都会自杀。
　　我听了，没自杀（后来知道听的并非完整版）。至今，我都能想起在宿舍里，戴着耳机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那天晚上，宿舍里的哥们儿轮流看着我，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走近窗户，上厕所都得跟着。说实话，我当时很害怕，一宿没睡着。
　　这个传说现在网上还在讨论，还有人专门搜集了类似的魔曲，录了研究视频，研究这些音乐的心理成因。
　　两周前，我在太爷爷留下的笔记里，发现了他26岁时遇到的一件事，竟然和这种音乐有关。事情发生在上海杨树浦工业区（今杨浦区）。笔记里记录的一些地方，现在还存在，我到上海待了两天，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
　　事件名称：鬼曲连环杀人案
　　事发时间：1916年8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杨树浦地区
　　记录时间：1920年10月
　　这几年做夜行者，查过几百件大大小小的案子，除了记录下来，我并不愿和人聊起。直到前几天，戴戴突然问我：你见过最可怕的凶手什么样？她在写侦探小说，说想写一种“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很可怕”的凶手。
　　小宝给她讲了安定门外的吃婴案件，说这个凶手最可怕，看起来很温和，但却敢撬开小孩的脑壳吃脑髓。戴戴不满意，说有点恶心，但不够可怕。小宝又讲了好几个案子，戴戴听得入迷，但每回都摇摇头。
　　我进卧室找出以前的笔记，翻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记录，说：“几年前有个案子，小宝也没听过。这个凶手，我现在还在琢磨。”我泡上茶，拆了包烟，给他俩讲了这个我称作“鬼曲”的案子。
　　那是民国五年（1916年）8月，我还在上海。半年前，我从报社（指《申报》）辞职，开始单干，但做得并不好。我住在虹口的一间日式旅馆里，没有助手，没有枪，也没几个朋友。而且，大烟抽得还很凶。为了安心抽烟和查案方便，我在黄浦江北岸的码头还有一间棚屋。那个地方是个巨大的贫民窟，住的都是“棚户人”。
　　每隔十天半月，我都会在码头棚屋里待一阵，过过瘾，一点也不想戒掉。非要问我为什么，大概是当时黄先生的事[指金木在报业的老师黄远生1915年底被刺杀。]，我还接受不了。
　　8月12号中午，我在棚屋区过完瘾，外面有人敲门，是住在隔壁的女孩陈姗姗。这姑娘是安徽巢湖人，那年23岁，在棉纱厂工作，总是上夜班。姗姗是棚屋区唯一认识我的人，经常给我拿些水果糕点，问我在看什么书。偶尔，她也会很小心地劝我少抽点烟。
　　那天，她才剪过头发，梳了个学生头，脸圆圆的，肿着眼睛，穿了件蓝色短衣。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问我：“金先生，你是个读书人，你说世界上真有鬼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