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我刚抽完烟，脑袋里飘飘忽忽的，就敷衍了几句，说世上根本没有鬼，都是人编出来的。她没吭声，我又说了一句：“也可能有，报上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说灵魂科学吗？”她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了句“谢谢金先生”，就走了。
　　我当然不信鬼神，但懒得解释太多。那两年，不少人在研究一种西方的科学项目——灵魂学说，号称灵魂不死，可以感知，甚至和活人一样有善恶之分，能做坏事。就在前一天，《申报》刚刚登了一篇广告：《伍廷芳演讲通神社事预志》，预告里说，江苏教育会邀请伍廷芳[伍廷芳（1842-1922），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洋务运动时期是李鸿章的法律顾问，曾任清朝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和民国外交总长。1875年加入纽约的神智学会，开始笃信鬼神，是国内传播灵学较早的人，曾著有《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书。金木看到的那篇《申报》广告中说：“……近世研究通神社事，惟伍廷芳先生最久最深，早为西人称许，吾国学界向无涉猎此者……”]在上海做灵魂学演讲，演讲就在8月17号进行。
　　第二天，是农历的鬼节。早上9点多，我出门时又遇到了姗姗。她刚下夜班，有点迷迷糊糊。平时下夜班，她都会换上自己的衣服，工厂里的女孩都这样，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工人，出了厂就会穿得干干净净，特别喜欢打扮得像个女学生。这天早上，姗姗却穿着沾满了线头的灰色油服（工作服的俗称），胸口有一大片血迹。我叫住她，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鬼魂又作孽了，一个姐妹夜里自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跳的，早上下班的时候，在水塔下面发现了尸体，头全摔烂了。”姗姗说着弯腰呕吐起来。
　　我扶她进屋躺下，倒了水，告诉她我是记者，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可以帮忙查查。她躺了半天才缓过劲，开口却说：“金先生，鬼魂是有的，因为它们有声音。”
　　我问她听见过鬼魂的声音吗，她摇摇头，又发呆。我找了把椅子，坐着抽烟，慢慢和她聊。
　　姗姗上班的棉纱厂，是个中日合办的工厂，叫恒和棉纱公司，车间设在杨树浦西边，靠近闸北，归中国人管辖，附近有火柴厂、卷烟厂，还有上海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从一个月前起，已经有七个女孩接连自杀，都是从高处跳下，有的在厂里，有的在外面。昨晚是第八个，死掉的女孩是姗姗的好朋友，泰州人，比姗姗大两岁。
　　“她是我们姐妹会[姐妹会指民国上海的棉纱厂女工之间的一种小团体互助组织。外地女工在棉纱厂工作，常会受到男工和地痞流氓的欺负，尤其是来自苏北和安徽的女工，会受到上海人的歧视。来自同一区域的女工就会烧香拜姐妹会，一般五人到十人，有时也会有同乡的男工加入，成为姐妹会的保护人。—— 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里的二姐，跟我关系最好。二姐总跟我说，只要好好干活，就能在上海熬出来。”
　　二姐死前一段时间，连环自杀的事情已在厂里传得人心惶惶，报上也有各种说法，其中议论最多的是，说每个跳楼的女孩，死前几天都听见过奇怪的声音。
　　“有人说是女人小声说话的声音，有人说是唱歌，还有人说是鬼魂在叫熟人的名字，叫到谁，谁就会自杀。”
　　流言是怎么传开的，谁也说不清楚，就连报纸上登的，也没人分得出先后。
　　那天下午，我在工厂区的一座茶楼见到了老赵，他是《大时报》的记者。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和他聊天。
　　见我打听恒和厂的事情，老赵很兴奋，从包里掏出他马上就要登出的一篇稿子，标题叫《灵魂作曲杀人：恒和棉纱厂跳楼女工遗书曝光》。稿子里说，有人发现第一个女孩的遗书，遗书中写着：“灵魂永不消散，凡听见我的，必将和我一样。”
　　我问他，遗书在哪儿？谁发现的？
　　老赵说，是个读者的投稿[晚晴民国初期，报刊竞争极其激烈，堪比现在的新闻媒体。报社为争抢读者，除了少数专职记者跑腿写稿外，会广泛采用社会投稿，以提供比记者更广博的信息，尤其是社会类新闻，会采纳读者的匿名（笔名）投稿，或者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报道新闻。除了邮件投稿，有些报纸还会在商店等地设置固定投稿点。]，说自己是第一个死者生前的朋友。连环自杀发生后，《大时报》收到不少读者投稿，都是说自己听到的鬼曲传说。
　　我说：“人人都是听说，你们总得查查。”
　　老赵没说话，从包里掏出一摞最近的报纸放在桌上，一张一张翻给我看。每份报纸都有恒和厂传说的新闻。老赵给我点了根烟，继续说：“你不是没干过这行，每天那么多新闻，真等查清楚再写，早晚了。”
　　说完，他又从包里翻出个信封，给我看邮戳：“我不是没调查，毕竟人命关天。说自己是死者朋友的这个人，一直在投稿，每多一个人自杀，他就投一篇新的，评论鬼曲的事。可能他真的知道点什么。”老赵说，正在和邮政的朋友打听，想法查查这个人。
　　我点点头，说查到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就没再问新闻的事，让他细说一下之前的自杀案。
　　第一起自杀，发生在7月15号，一个恒和厂的女工从工厂水塔上跳下，当场摔死。从那之后，每隔三五天，杨树浦一带就会有女孩从高处跳下自杀。算上昨天的第八个女孩，死者全是恒和厂的工人，其中七个是苏北人，年纪最小的才16岁。
　　我问老赵，真相信鬼曲这种事吗？
　　老赵摇头大笑：“怎么可能？往报纸上写的，哪能真信？”
　　他话音未落，一个影子从我们俩面前的栏杆外闪过。走过去一看，一个女孩摔在地上，是从茶楼后面的烟囱上跳下来的，那是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差不多100米高。
　　尸体很快被人群包围，有人喊道：“又是恒和厂的姑娘！”
　　那女孩的尸体十分瘦小，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身体摔成了畸形，趴在地上，很快淌了巨大一摊血。天气闷热，瞬间招来一群苍蝇，围观的人指指点点，捂住口鼻。
　　老赵掏出相机，探出身子拍了几张，又飞奔下楼，冲进人群拍了几张。亲眼遇上女工自杀，他很兴奋，要马上回去写稿。
　　我跟着跑下楼，看了一会儿，弯腰干呕了一阵，从旁边店铺里找来一块破布，盖在女孩尸体上。我和老赵招呼了一声，叫辆黄包车回了码头住处。
　　晚上，我让姗姗带我去了恒和厂。夜班6点开工，我和姗姗到恒和厂门口的时候，已经5点半，门口卖小吃的小贩已经支起了摊子吆喝。来上夜班的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厂门口，有裹小脚的，有穿布鞋的，还有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孩烫着卷发，留学生头，年纪大点的盘着头。她们都在议论下午从电厂烟囱跳下的女孩。
　　一辆坐着四五个女孩的手推车在门口停下，跳下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跑到我俩跟前，她穿着和姗姗一样的蓝衣服。辫子女孩拉着姗姗小声说了几句话，姗姗登时脸色苍白，哗哗掉眼泪，辫子女孩也跟着抽泣。
　　下午死掉那女孩也是她们姐妹会的，是包工头从山东雇来的童工，住在包工[包工：民国初年，上海工厂的一种招工制度，包工头为工厂集体招募工人，根据工人每月的产出，向工厂领取工资，扣除工人食宿成本和自己的提成后，再将工资分发给工人，有点像现在的公司劳务派遣。20世纪20年代，上海青帮渗透进各大工厂，将包工制发展成更恶劣的包身制：从乡下买来童工送进工厂，工厂将每月工资全部给工头，工头只提供极差的食宿，但不给工人发工钱。——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宿舍里，在上海一个亲戚也没有。
　　我问她们俩：“她这几天听见过那奇怪的声音吗？”
　　姗姗摇摇头，说：“没听她提过。上次二姐出事时，我们都被吓得不轻，姐妹们说好不再讲鬼曲的事情了。”
　　夜班上工的钟声敲了几下，两人哭了一会儿，进了恒和厂。我在工厂门口找了家摊子吃云吞面，问老板知不知道恒和厂出了什么事。老板指了指厂里的钟楼，让我仔细听。恒和厂里的广播正在放音乐，断断续续传来，像是大提琴。
　　“听见没？以前午饭和下午放工，都只放半小时音乐，现在放一个小时，就怕工人心情不好。”
　　我问为什么，面摊老板压低了嗓子说：“这厂里不干净，不定什么时候就响鬼曲，厂主想了很多法子，恨不得天天放交响乐，压一压。”
　　面摊老板说，那鬼曲每夜都会响，大部分人都听不见，但只要听到的人，过不多久就会自杀。
　　第二天早上6点，我在恒和厂门口等姗姗下班。她干的是接头工，每天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除了向拿摩温申领个休息签去上厕所，其他时间都站在纱架前，盯着木管上的纱锭，找出断掉的线头，打上死结接上，一分钟接6个。
　　趁着白班交接的空隙，姗姗帮我找到了她车间的拿摩温——一个30岁的无锡女人，烫着波浪卷，说话很干脆。在工厂里，她是姗姗的上级；出了工厂，她是姗姗的“干娘”。姗姗说：“我的理想就是努力工作，当上拿摩温，虽然我不是无锡人，也不是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