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彼得喜欢他的新名字，这是一道壕沟，把他和菲利克隔开来，这样后者就不会沾上一滴血了。“菲利克”可以安全地待在亚森捏沃的集体住宅里，停留在六岁，抱着妈妈的琴谱窝在窗边。彼得后来经常和别人讲的一个谎言是：他本来是要成为钢琴家的。重复了几次之后，他自己也差不多相信这个说法了，尽管他连五线谱都不会读。
　　巴黎为彼得保留了两个令人不快的“惊喜”。第一个就是维克托·普里亚科夫，中学时代的游泳池恶霸，现在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彼得几乎不认得他，普里亚科夫只比他大两岁，但因为酗酒，看起来就像四十五岁，门牙被香烟里的焦油染黄了，肚子在衬衫下面高高凸起，不剩一点游泳运动员的痕迹。普里亚科夫第一眼就认出了菲利克，多半也猜出了他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但什么都没说，和他握手，欢迎他来巴黎，脸上的笑容勾起了彼得心里某些遗忘已久的恐惧。普里亚科夫的手粘湿冰凉，就像摸了一只蟾蜍，彼得费了很大劲才忍住没当着他的面用衣服擦手。
　　和彼得不一样的是，普里亚科夫是通过了正式考试的外交官，不是克格勃的人，应该不会和彼得有什么交集。只要他不要酒后胡言乱语，就不会构成特别大的威胁。然而出现在巴黎的第二个“惊喜”就是另一回事了，彼得是在英国大使馆办的茶会上遇到他的。彼得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要假装不认识，对方已经走了过来，一把抱住彼得。他比彼得矮，头顶刚到他的耳朵，比以前瘦了一些，不那么像个土豆了。彼得及时平衡好手上的杯子，免得把果汁打翻在尤哈斯背上。
　　“老朋友。”彼得不敢喊他尤哈斯，万一对方在用工作名执行卧底任务，这一句话就会让他陷入危险，只好旁敲侧击问一问，“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吗？”
　　“对，都一样。你呢？”
　　“工作上有点不同了，你知道人们怎么说我的，‘彼得是个勤奋的小伙子’。”
　　“你当然是了，亲爱的彼得。”匈牙利人松开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刚到巴黎？”
　　“能看出来吗？”
　　“一头盲熊都能看出来你是从铁幕那边来的，这件难看的衬衫。”
　　“我可不记得你以前对时尚有什么深刻见解。”
　　尤哈斯发出响亮的笑声，像海狮叫唤，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抱歉，我很想跟你继续聊，但我现在得走了，有点事。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吃午饭吗？我知道一家很地道的俄式餐厅——是个可以放心聊天的地方，使馆里很多人都去那儿。我把地址写下来给你，好吗？或者你问问其他人，说‘奶奶的厨房’，他们就知道了。星期二？不行？星期四？棒极了，我们星期四中午见。”
　　按照规矩，和其他外交人员见面需要申请当地联络站站长的批准，要是去见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就不得不发电报回莫斯科等候审批。幸而尤哈斯算是“自己人”，而且巴黎联络站站长认识他，马上就同意了，甚至没让彼得递交书面申请。那家所谓“奶奶的厨房”果然无人不知，而且离使馆不远，走路过去十分钟就到了。小小的店堂里有很多熟面孔，除了使馆雇员，还有几个跑政治新闻的记者。彼得和尤哈斯进门的时候，所有桌子都已经坐满了，两人等了快十五分钟，才被忙碌的侍应带到靠窗的一张小方桌旁。
　　这顿饭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彼得已经忘了他们聊了些什么了，但他能清楚记得看见布兰登走进餐厅那瞬间，那种喉咙发紧和手心冰凉的感觉，在逃跑和战斗之间犹豫不决。布兰登径直向他们这一桌走来，迈着大步，富有信心，简直就像事先排练过一样。彼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难以置信地瞪着尤哈斯，匈牙利人脸上露出一丝愧疚，低头啜饮红菜汤。
　　“你们不介意我坐这里吧？实在没有位置了，我又赶时间，你好，尤哈斯。”布兰登自己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扯松领带，冲彼得微笑，“哦，你好，这位又是谁呢？尤哈斯，麻烦介绍一下。”
　　这几句话故意说得很大声，好让邻座都听见。这一切都是拙劣的“表演”，彼得几乎想对着布兰登的脸大笑。尤哈斯用餐巾擦擦嘴，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喝了一半的红菜汤：“这位是我的朋友彼得，他刚到巴黎。彼得，这位是英国大使馆的布兰登。”
　　他们握了握手。彼得避开布兰登的目光，始终盯着尤哈斯：“在莫斯科，我们和朋友叙旧的时候不会邀请陌生的新朋友过来。这是匈牙利还是法国习俗？”
　　尤哈斯抬起头，刚想说话，就被布兰登打断了。
　　“请不要为难可怜的尤哈斯。”英国人轻声说，碰了碰彼得的手背，“这是我的主意。你一直没有理会布蒙夫人，还忽然从马赛消失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担心，只好求助于我们共同的朋友了。也许有他在，你会更愿意和我聊天？能看到熟悉的面孔总是好的。”
　　这是个陷阱。换作瓦西里，早就已经拍桌离开，回去写报告揭发尤哈斯，把他一脚踹进克格勃插满血淋淋尖桩的深渊里。但彼得不是瓦西里，所以他仍然坐在原处，假装吃饭，毫无食欲地用叉子拨弄泡在肉汁里的马铃薯块。侍应过来问布兰登要吃什么，他用俄语回答面包和红菜汤。
　　“你们认识多久了？”彼得漫不经心地发问，这个问题没有特定对象，尤哈斯和布兰登互相看了一眼，布兰登幅度很小地点了点头，于是尤哈斯开口了。原来如此，彼得想。戴着项圈的是尤哈斯，绳子在英国人手里。
　　“布兰登是个可靠的人。”匈牙利人答非所问，“我觉得你们会谈得来的。”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安排一个外国情报人员和——”
　　“你不在莫斯科。”尤哈斯堵住了他的下半句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上过101学校。但这不是个陷阱，菲利克，这里没人要求你叛国。”
　　“你肯定以为我绞尽脑汁想伤害你的祖国。”布兰登接着说，声音仍然很低，能轻易地被餐厅里的噪音盖过去，“这不是真的。我很欣赏苏联，时常希望伦敦也有莫斯科的行动力，但你也明白他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残忍的决定——从没出过外勤的胖军官抽着雪茄坐在会议桌旁，随随便便决定这个要死，那个也要杀，而且理由是什么呢？写了一本书？对核弹表示怀疑？鼓掌不够大声？”他停下来打量彼得的脸，似乎感到满意，于是继续，“而你就是那个不得不干所有脏活的人。这不让你痛苦吗？你不是个残忍的人……我也许不了解你，但尤哈斯了解你。这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这些在‘旷野’里的小小鸟儿——你们的行话是这么说的，对吗，‘旷野’？——推动不了什么大的改变，但要是你在合适的时机给我合适的信息，你和我可以阻止更多人成为铁幕的牺牲品，一点微小的、力所能及的善良，这就是我给你的提议。”
　　切尔诺夫教授的脸浮现在眼前，出乎彼得意料。他以为自己早就忘记这位倒霉的文学教授了，但看来科里亚叔叔是对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枪。彼得还是清楚记得切尔诺夫挺直脊梁，直直地看过来的眼神。他就这样直视着死亡，就像任何一个真正的斯拉夫人那样。他真的应该死吗？谁下的决定，为什么？彼得后来偷偷去读了切尔诺夫的诗歌，那些词句给彼得的感觉就像隔着玻璃看一个溺水的人，听不见呼救声，但大概可以猜出来，无能为力，但又不忍心移开目光，可能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人们必须见证痛苦，但也必须站在玻璃板后面，不许干扰这种痛苦。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彼得放下叉子，叉齿在桌布上留下了红色的污渍，“给我几天时间。”
　　“二十四小时。”布兰登立即回答，像是预测到了彼得会说什么，“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在隐蔽的地方观察苏联大使馆，如果你手里拿着一份《真理报》走出来，那我就离开，再也不会和你接触。假如你决定和我继续谈，那就拿着一份《世界报》走出来，到时我会给你下一步的指示。”
　　彼得点点头。
　　他其实不需要二十四小时。当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彼得不情愿地承认。这个决定说不定早就形成了，那个东德士兵跨越铁丝网的照片就像梣树种子，虽然埋在层层泥土和岩石下面，但一直没有死去，等着合适的气候破土而出。瓦西里会怎么说呢？
　　彼得翻了个身，对着墙壁蜷缩起来，他早就不再把破破烂烂的笔记本放在枕头边，那张美泉宫的明信片也已经烧了。他为什么要关心瓦西里怎么说？瓦西里根本不明白他在“旷野”里面对着什么，需要做什么，已经不能成为彼得的标杆了。等他下一次回国，瓦西里多半已经结婚，搬进分配给新婚夫妇的集体公寓里，过起“正常”的生活。他不禁猜测军情六处选布兰登当接头人是不是尤哈斯的主意，尤哈斯有没有给他们解释菲利克的弱点？提起当年在学校宿舍里意外撞见的小闹剧？要是瓦西里知道——可是瓦西里不会知道，他再也不能影响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