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卢比扬卡的孩子们
　　作者： vallennox
　　冷战，1961-1990，苏联的男孩们
　　克格勃的孩子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条路的尽头是倒塌的墙，以及不能兼得的爱和信仰。
　　冷战三部曲第二部

第1章
　　火车进站的时候，坐在长椅上的人并没有动，不忙着上车，也不像在等人。这是火车到苏黎世前的最后一站，下车的人不多，那些确实下来了的，都带着一副赶路太久的厌倦神色。才十一月初，月台的柱子已经迫不及待挂起了冬青花环，一看就是多年来反复使用的旧货，假叶子带着皱褶，不知道和什么容易掉色的东西塞在一起，染上了奇怪的黄色，蒙着一层薄灰，在火车启动时扬起的尘雾里轻轻摇晃。
　　长椅上的人名叫——现在很难说清楚他是谁，他用过的名字太多了。方便起见，暂时叫他彼得也不错。他的头发可以形容为很浅的棕色，或者很深的金色，所以“菲利克”这个名字好像也很适合，叫“尼古莱”也不是不可以，而站台上那个穿着松垮垮马甲的列车员偷偷在心里喊他“伊凡”，因为他长得像俄罗斯人，却又不完全是列车员心目中俄罗斯人的样子，首先因为他没有喝醉，而且那件大衣打理得很好。
　　彼得坐着，看不出来有多高，黑色长大衣就像乌鸦受伤的翅膀，沮丧地垂下来，盖到脚踝。他没带行李，领口敞开着，没打领带，也没有围巾，大冬天的，这很不寻常，就好像他是匆匆出逃的，但是列车员无法想象他从哪里逃跑，想去哪里。
　　彼得今年三十七岁，但因为脸上显而易见的焦虑，说五十七岁也不为过。他频繁抬起手腕看表，衬衫袖口从毛衣下面露出来，沾着茶渍似的东西，也可能是血，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其他人的。列车员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却被长椅上的男人留意到了，对方的目光转了过来，列车员瑟缩了一下，后颈一阵阵发麻，感觉就像被草丛深处的蝰蛇盯上了。这可怜人赶紧移开视线，翻着手里的班次表，故意弄出哗啦啦的声音。
　　又一声汽笛从远处传来，一列快车轰隆开过，只来得及看清楚几个亮着灯的窗户，车就消失在冻雾之中了。
　　“先生？”
　　列车员已经默认这位怪异的旅客是个哑巴，突然听到他开口讲话，不由得吓了一跳，幸而多年来的习惯迅速启动：“有什么能帮助你吗，先生？”
　　对方笑了笑，似乎看出了列车员的不自在。笑容很适合彼得，就像在漆黑的房间里擦亮一根火柴，人们的视线会不由自主被吸引过去：“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
　　彼得说的是法语，声音很轻，仿佛讲错一个词就会触发雪崩。这个问题列车员不需要查班次表就能回答：“七点三十五，先生，从里昂来的火车。”
　　“不，另一个方向的火车。”
　　那就应该是从布达佩斯出发的慢车了，也是今天最后一班从铁幕另一边过来的火车，因为过关手续繁琐，这些班次经常延误，苏联守军莫名其妙把火车扣下两小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剩下从布达佩斯来的慢车了，先生，排在九点四十五，但您也知道匈牙利边境是怎样的，在我看来，十一点前能到就不错了。”
　　“谢谢。”
　　“不客气，先生。”
　　彼得没再说话，也没有挪动，在昏暗的光线里，他就像铸在长椅上的黑铁雕像。从山那边悄然滚落的乌云已经吞噬了太阳，雪即将落下。列车员躲到开着暖气的办公室去了，锁上门，掀起小窗上的布帘，打量月台上孤零零的旅客，完全忘了办公室里的灯光是会把自己的影子投到布帘上的。不过长椅上的人似乎没发现，头靠在身后的柱子上，交抱手臂，闭着眼睛。他等的可不是火车，这是列车员唯一能确定的事。
　　办公室的收音机没开，因此他们谁都没有听见659公里之外一堵墙倒下的声音。这是1989年11月9日，愤怒的锤子击碎砖块，机枪沉默了，歌声响起，狂喜的人群爬上柏林墙，俯身把其他人也拉上来，所有人都笑着，也在哭泣，他们背后就是被灯光照亮的勃兰登堡门。所有镜头都对准了这一刻：一个新世界降生，彼得的旧世界敲响丧钟。
　　雪终于落下来了。
　　——
　　彼得对雪最早的记忆只到1955年。那一年他三岁。非常巧合地，这记忆刚好也和火车汽笛有关。父亲抱着他，大衣的毛皮领子沾着雪粉，散发出旧木头和石灰的气味，父亲并不抽烟。男孩把脸埋进皮毛里，但父亲不让他这么做，“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的脸。”这个克格勃上尉命令道，戴着皮手套的手拍了拍儿子的背，就像拍打一只不太聪明的小狗。
　　火车靠站了，车头热气腾腾，把连绵不断的雪粉烤成细雨，蒸汽弥漫。父子二人还站在月台上，等人把棺材搬到专门清空的一节车厢里。母亲是前天夜里去世的，严重的肺炎并发症，她不想在莫斯科下葬，所以父亲把葬礼搬到她的家乡，离奥涅加湖不远的一个小镇，因为靠近俄罗斯-芬兰边境，从莫斯科去那里必须先取得许可证，最坏情况是耽搁一周以上，幸而父亲在第二总局的朋友帮他摆平了这件事。
　　“奥尔洛夫上尉。”一个穿着克格勃制服的人说，右手碰了碰帽檐。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彼得分不清他们。在小男孩睡意朦胧的眼中，他们只有灰色的轮廓，没有脸，没有其他可供辨认的特征。父亲点点头，抱着彼得走进车厢，男孩如愿把下巴和鼻尖都藏进毛皮领子里，深吸了一口气。
　　里面比月台暖得多。父亲弯腰把彼得安置在座位上，叮嘱说“坐好，菲利克。”
　　第一个谜团解开了，他的真名。在他成为“彼得”和其他别的什么之前，这个男孩首先是菲利克·奥尔洛夫，名字是母亲挑的，因为他是个爱笑的婴儿，有着柔软的蓝色眼睛。父亲多少觉得这个名字不够雄壮，但并没有抗议到底。
　　上尉又出去了，继续和那些灰色影子说话。汽笛拉响，声音吓了男孩一跳。车厢里没有别人，灯光把木桌板和风光不再的镶板照得通亮。他在座位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踩着深绿色的软垫，双手扶着车窗往外看，呼吸在冰冷的玻璃上凝成雾气，化开了站台上的灯光，铁轨、砖块和水泥被简化成大团的色斑，黑，棕，深红，暗淡的土黄，一闪而过的、不锈钢的银白。
　　汽笛又响起来了，一种忧愁的哀鸣，仿佛隆冬深夜里原野上无处可去的野兽。父亲到车厢里来了，门砰地关上。一股奇妙的引力拉扯着菲利克，就像他的内脏打算集体出逃。过了好一会他才意识到车开了，惯性消失了，他重重地撞在座位上，坐了下来，舔了舔唇，把拇指塞进嘴里，偷偷瞥了父亲一眼，看他打不打算阻止自己。父亲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上尉看着雾蒙蒙的窗，火车缓缓加速，小雪变成了倾斜的炭笔速写。
　　“是春天之前的最后一场雪了。”父亲说，用的是平常那种不容置疑的确凿语气。
　　也许是，也许不是。莫斯科总是在下雪的，在菲利克不甚可靠的早期记忆里，所有的冬天都充满敌意，而夏天只留下几缕转瞬即逝的光线就重归黑暗。他不记得葬礼了，长大之后却时常在梦中听见铁铲敲击冻土的声音。等他们重新回到莫斯科，菲利克就正式失去母亲了，不过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缺少妈妈无关紧要，因为苏联是你唯一需要敬畏和供奉的母亲。
　　新近成了鳏夫的上尉和儿子继续住在这栋属于克格勃的阴郁大楼里，邻居和他们一样，全都是这个庞大情报机构的“家庭成员”。父亲自己在第一总局特勤处供职，对门是反间处的安德罗索夫少校，他的太太是个心宽体胖的老好人，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是首先过来吊唁的，送了一盘硬邦邦的点心，摆在餐桌上落了几天灰，最后整盘倒掉了。随后其他熟人和不怎么熟的人陆陆续续上门表示慰问，一周之后就没有人再来了，死亡带来的小小波澜平息了下去。
　　这个街区名叫亚森捏沃，“梣树”，活在里面也如同丛林，父亲从未明说，但菲利克一点点地从他的表情和只言片语里摸清楚了陷阱、套索和安全领域。楼下住着第五总局的雇员（“躲在墙壁里偷听的老鼠”，父亲的原话），不建议和他们的小孩混在一起，但要是刚好没有其他玩伴，那偶尔到街上打一场雪仗是可以的。楼上则是分析处的军官，如果能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那要竖起耳朵听他们有没有提起家里的事，回家之后报告给父亲。这是父子两人最喜欢的秘密游戏，父亲会半开玩笑地请他“观察”某个小朋友，只许远远地看着，不能和目标说话，也不能让别人起疑心。观察期持续一周，菲利克要说出目标最好的玩伴是谁，属于哪个小圈子，最喜欢参与的游戏是什么，经常输还是经常赢。游戏结束之后父亲总会给他巧克力，不是苏联产的那种塑料块一样的玩意，而是印着涡卷花纹的精致甜食。父亲结婚前曾经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防务参赞，现在还时不时会有朋友从铁幕另一边给他寄礼物，贺卡和信都被审查员拆开读过了，糖果纸盒也被撕开，确保没有藏着纸条或者胶卷，唯一完好的就只有包着金色锡纸的巧克力，一颗颗堆在箱底，像海盗劫掠之后幸存的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