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你诚挚的朋友，珍妮·斯科特
1789年7月14日
我穿行于巴黎的街巷，而这座城市已经彻底陷入了骚乱。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周，两千名国王的士兵赶来稳定局势，同时也是为了威胁米拉波伯爵和他那些第三阶级代表。随后，国王宣布罢免他的财政大臣雅克·奈克尔——那位许多人心目中的法兰西人民的救星——而叛乱的爆发也更频繁了。
几天前，修道院监狱遭受了攻击，袭击者救出了那些不愿向示威者开枪而被关押的卫兵。现在这世道，就连普通士兵都宁愿效忠人民而非国王。国民议会——现在他们自称为“立法议会”——看起来已经掌控了权力。他们还制作了自己的旗帜：一面如今随处可见的三色旗。如果说有什么象征了国民议会迅速增长的权力，那就是这面旗帜了。
在修道院监狱暴动以后，巴黎的街头就充斥着手持武装的人。一万三千人加入了民兵部队：他们在街上四处游荡，寻找武器，“搜寻武装”的旋律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急切。这天早上，它奏出了最强音。
民兵部队在清晨时分突袭了荣军院，拿到了毛瑟枪——而且据说数以万计。但他们没有火药，于是目前他们需要的就是火药。他们要的火药又在哪儿呢？
巴士底狱。那儿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清晨的巴黎弥漫着压抑过的愤怒和复仇欲望。这儿不宜久留。
我匆匆穿过街道，同时四下张望。我起初并没有发现，但我随即注意到，那些人群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却分成清晰的两种：一种人或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动乱做准备，在保护自己、家人和财产；或是试图逃离动乱，想要避免冲突；或是我这样、担心自己会成为动乱目标的人。
另一种就是那些刻意想要挑起动乱的人。
这两种人的不同点又在哪里呢？武器。运送——我看到人们高举着干草叉、斧子和木棍——以及寻找武器。耳语变成了叫喊，继而转变成喧嚣。
毛瑟枪在哪儿？手枪在哪儿？火药在哪儿？整个巴黎就像个火药桶。
这一切真的可能避免吗？我很怀疑。我们——圣殿骑士团——真的能避免我们深爱的祖国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么？我们正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而悬崖下是没有人想象过的剧变。
我听到了叫喊声——“自由！”的口号声中夹杂着抱怨声，以及四散逃窜的家畜的叫唤声。
恐慌的车夫驱赶着连连喷着鼻息的马儿，以危险的速度穿过拥挤的街道。牧人努力把受惊的家畜带去安全的地方。新鲜的粪便气味弥漫在空气里，但除此之外，巴黎的空气还有另一种气味。叛乱的气味。不，不是叛乱，而是革命。
可我为什么要站在街上，而不是帮助仆人钉好拉·塞尔宅邸的门窗？
因为阿尔诺。因为尽管我怨恨阿尔诺，我也不能坐视不理——尤其是他有危险的时候。事实在于，在收到珍妮·斯科特的信以后，我什么都没做。如果韦瑟罗尔先生和我父母知道这件事，他们会作何感想？我，作为圣殿骑士——不，是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知道我们中的一员即将被刺客发现，却选择袖手旁观？我不但没去救人，反而每天都像个孤单又古怪的老寡妇那样，在自己冷清的宅邸里鬼鬼祟祟地转悠？
我得说，对女孩来说，没有比叛乱更大的动力了。我对阿尔诺的感觉没变——不是说我突然不恨他没能送到那封信了——但我还是想赶在那些暴民之前找到他。
我希望自己比他们先赶到，但在冲向圣安东尼街的时候，我发现那群人和我方向相同，而我显然不在人群的最前方；我身在其中，周围是成群结队的民兵、革命党人和衣着五颜六色的商人，他们挥舞着武器和旗帜，朝着国王暴政最大的象征——巴士底狱——冲去。
我在心里暗暗咒骂，明白自己太迟了。但我仍然跟随着他们，同时尽可能穿过人群，朝着队伍的最前方靠近。等到巴士底狱的塔楼和壁垒出现在远处的视野里，人群突然放慢了脚步，接着有人喊了一声。街上出现了一辆装满毛瑟枪的货车，多半是刚从军械库抢过来的，几个男人和女人开始把那些武器递向无数只伸长的手。气氛甚至算得上欢快。他们觉得一切都轻而易举。
我挤向前去，穿过几乎水泄不通的人群，对他们的抱怨声充耳不闻。另一边的人群没有那么密集，但在这时候，我看到有人正沿着大路推着一门加农炮。搬运它的是几个步行的人，有些身穿制服，有些做革命党人打扮，就在我好奇的时候，有人大喊道：“法兰西近卫军来了！”我当然听说过士兵反抗指挥官的故事：据说那些人早就被斩首示众了。
就在不远处，我看到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也听到了这句话。他和我迅速对视了一眼，我能看到他眼里的惊恐。他跟我考虑的是同一件事：他还安全么？这些革命党人究竟会做到什么程度？说到底，他们的行为得到了许多贵族和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米拉波本人也是个贵族。但在动乱的时候，这些真的有意义吗？在复仇的时候，他们还能分得清贵族和贵族的不同么？
在我赶到之前，巴士底狱的战斗就开始了。靠近那座监狱的时候，我听说国民议会的一位代表受邀入内，去和监狱长德·劳内商谈条件。然而，那位代表已经在里面待了三个钟头，吃着早餐，而外面的人群也越来越焦躁。在此期间，某位示威者从一家香水店的屋顶爬到了控制吊桥的铁链上，开始着手锯断链条，就在我终于能看到巴士底狱的全貌时，链条断了，吊桥在巨响声中落下，几乎让大地都为之震颤。
我们都看到，吊桥落在了下面的某个人身上。那个倒霉蛋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上一秒他还站在护城河的河堤上，挥舞着毛瑟枪，催促着别人放下吊桥，而下一秒钟，他就消失在一团血雾里，扭曲的四肢弯曲成可怕的角度，从吊桥的桥板下伸出。
人群发出响亮的欢呼声。与放下吊桥的伟大胜利相比，这条不幸消亡的性命根本微不足道。下一个瞬间，人群便从吊桥上蜂拥而过，冲进了巴士底狱的外部庭院。
回应随即到来。我听到城垛上传来一声呐喊，然后是毛瑟枪如同雷鸣般的枪声，城垛上随即升起一股烟雾。
下方的我们俯身寻找着掩体，而毛瑟枪的弹丸呼啸着打在我们周围的石头和卵石地面上，尖叫声此起彼伏。但这并不足以让人群退缩。这一枪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不但无法阻止示威者，反而让他们更加愤怒。也更加坚定。
况且他们还有加农炮。
“开火！”不远处传来一声呐喊。我看到那些加农炮的炮口冒出一团团烟雾，而炮火开始撕扯巴士底狱的围墙。更多手持武器的人冲进了监狱。他们头顶的毛瑟枪口就像刺猬背上的尖刺。
民兵们控制了我们周围的建筑物，烟雾从窗口涌出。我听说监狱长的住处也着了火。火药的气味混合着烟味。巴士底狱传来另一声呐喊，第二轮炮火袭来，而我蹲伏在一堵矮小的石墙后面。我的周围到处都是尖叫声。
在此期间，人们穿过了第二座吊桥，正试图越过一条护城河。他们开始搬运木板，用来架起通往监狱内部的桥梁。这座桥很快就要完工了。
枪声再次响起。示威者们回以炮火。碎石在我们的周围不断落下。
阿尔诺就在里面的什么地方。我拔出剑来，加入了冲进监狱内部的人群。
我们头顶的毛瑟枪声停止了，这场战斗胜利了。我瞥见了监狱长德·劳内。他被人逮捕，据说他们要把他带去巴黎市政厅。
我容许自己稍稍放下了心。这场革命维持着理智，没有人会为杀戮而杀戮。
但我错了。一声叫喊响起。德·劳内愚蠢地踢了人群中的某人一脚，而那人愤怒地扑上前去，捅了他一刀。试图保护德·劳内的士兵们被人群推开，而他消失在沸腾的人群之下。我看到抬起又落下的刀刃，喷涌而出的鲜血，然后是仿佛受伤野兽般的长长惨叫。
我突然听到了欢呼声，然后有人举起了一根长矛。矛尖上是德·劳内的头颅，他脖颈的伤口参差不齐，鲜血淋漓，眼窝里的眼球也翻了白。
人们叫嚣和呼喊，抬起他们沾染鲜血的面孔，快活地审视自己的战利品，然后炫耀式地穿过木板桥和吊桥，跨过那个被吊桥压碎的倒霉蛋的尸体，走向巴黎的街道，用这颗头颅煽动更多的血腥与野蛮之举。
而在此时此刻，我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末日。对法兰西的每一个贵族来说，末日到来了。无论我们是否同情他们的境遇，结果都一样。即使我们时常讨论改变的必要；即便我们同意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奢靡生活令人厌恶，而国王既贪婪又无能；即使我们支持第三阶级和国民议会，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这一刻起，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是安全的：在那些暴民的眼里，我们不是压迫者，就是压迫者的同党，而现在当家作主的人是他们。
我听到了又一阵尖叫声，那代表他们在对巴士底狱的另外几名守卫实施私刑。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位囚犯：那是个虚弱的老人，正被人扶着走下监狱门外的台阶。接着，伴随着复杂的情绪——其中包含了感激、爱意和怨恨——我看到阿尔诺出现在城垛上。他的身边是另一位老人，两人正朝着这座要塞的另一边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