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信条：大革命
作者：奥利弗·波登
内容简介
1789年，宏伟壮丽的巴黎城迎来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人民奋起抗击压迫他们的贵族阶级。鲜红的血液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流淌，但正义的革命总是伴随着高昂的代价 在这个贫富阶层间的不和达到顶峰，整个法国都陷入动乱和分裂的时代，亚诺和伊莉斯正在努力为他们失去的一切复仇。 很快，他们就被卷入了刺客兄弟会与圣殿骑士团之间历史悠久的争斗在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他们无法想象的可怕危险。
摘自阿尔诺·多里安的日记
1794年，9月12日
我的书桌上放着她的日记，摊开到第一页。我才读到这里，潮水般涌现的情绪便夺走了我的呼吸，眼前的文字也变得支离破碎。泪水自我的脸颊流下，关于她的记忆在眼前重现：那个在大凡尔赛宫里和我玩捉迷藏的淘气女孩，还有那位与我相知相爱的女子；她披散在肩头的红色卷发，以及乌黑睫毛下的热情的双眸。她既是优秀的舞者，也是杰出的剑客。对她来说，在宫廷里翩翩起舞——以及面对房间里每个男人的火辣视线——就和搏斗一样轻松惬意。
但在那双眸子后面，藏着许多我将会发现的秘密。我再次拿起她的日记，把我的手掌和指尖按在纸页上，抚摸那些词句，感受着她埋藏在这一页里的那部分灵魂。
我开始阅读。
摘自埃莉斯·德·拉·塞尔的日记
1778年4月9日
我的名字是埃莉斯·德·拉·塞尔。我今年十岁。我父亲是弗朗索瓦，我母亲是朱莉，我们住在凡尔赛：闪闪发光、美丽绝伦的凡尔赛，整齐的房子和庄园笼罩在庞大宫殿的阴影里，还有种着椴树的林荫大道，熠熠生辉的湖泊和喷泉，一切都精致至极。
我们是贵族。幸运的那种贵族——也就是特权阶级。证据在于，我们只需要走十五英里的路就能进巴黎城。挂在路边的油灯为那条路照明：在凡尔赛，我们用的是这种路灯，但巴黎那些穷人用的是牛油蜡烛灯，牛油燃烧所产生的烟雾飘浮在城市上空，就像一块裹尸布，不光弄脏皮肤，还让人难以呼吸。巴黎的穷人们穿着破衣烂衫，身体的负担或是精神上的痛苦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穿行于巴黎的街巷，终日不见阳光。街边是露天的阴沟，烂泥和污水自由地流淌着，泼洒在轿夫的腿上，而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色。
之后，我们乘着镀金的马车回到凡尔赛，路过田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包裹在雾气里，仿佛幽灵般的人影。那些赤脚的农夫负责照料贵族的田地，一旦粮食歉收，他们就得挨饿，完全是地主们的奴隶。在家里的时候，我听父母们说过，为了让地主睡个好觉，那些农夫被迫整夜挥舞树枝驱赶青蛙，有时还得靠吃野草活下去。与此同时，贵族们过着富足的生活，不用缴税，不用服兵役，更不用去做有失尊严的免费劳役。
我的父母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徜徉于宫殿的走廊、宴会厅和前厅之间，想象着挥霍她的服饰津贴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路易十六舒舒服服地坐在位于国会的御用席位里，通过一条又一条损害穷人利益，让他们忍饥挨饿好让贵族更加富足的法律。他们神情阴沉地说，这样的行为很可能会挑起革命。
我父亲有几位“同事”。那些是他的顾问，克雷蒂安·拉弗雷尼埃先生，夏尔·加布里埃尔·西维尔先生，以及莱维斯克夫人。我叫他们“乌鸦”，因为他们穿着黑色的长外套，头戴黑色毡帽，眼睛里也从来没有笑意。
“我们还没有吸取乡巴佬起义的教训吗？”母亲说。
当然了，母亲跟我讲过乡巴佬起义的事。那是两个世纪前的农民革命。
“看起来的确没有，朱莉。”父亲答道。
有句话是形容你突然明白某件事的那一刻的。那就是“恍然大悟”的时刻。
作为小孩子，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学的为什么是历史，而不是礼节、规矩和姿势；我从没问过母亲为何会在晚餐后去找父亲和乌鸦们，还用同样响亮的嗓门与他们争论；我从没想过她为什么不是侧身骑马，也从来都不用马夫帮她牵马；我也从没质疑过，她为什么对流行话题和宫廷八卦毫无兴趣。我从没想过问我母亲，她为什么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直到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当然了，她很漂亮，而且总是衣着考究，尽管她从来都懒得研究宫廷贵妇的服饰。谈到那些女人的时候，她会抿起嘴唇，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按照她的说法，她们痴迷的是外表和地位，还有别的一些东西。
“她们根本没有思考半点能力。埃莉斯，答应我，不要变成她们那样的人。”
我想知道要怎样才能避免变成那样，所以我躲在有利的位置——也就是我母亲的裙边——去打量那些令人厌恶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群涂了太多脂粉、喜欢闲言碎语的人，她们装作对丈夫忠贞不二，目光却越过扇子的边缘扫视房间，寻找不容易引起怀疑的候选情人。我躲在不起眼的裙边，等到轻蔑的笑声停止，嘲弄的眼神褪去，我就会瞥见那些脂粉面具后面的真相。我会看透她们的内心，看到她们的担忧——担忧自己失宠。担忧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
母亲和她们不同。比方说，她从不在意流言蜚语。我从没见过她用扇子，而且她恨脂粉，也从不用炭笔点美人痣或者涂护肤膏。她对流行的妥协仅限于鞋子。除此之外，她只会为了一个理由整理仪容：遵守礼节。
而且她对我父亲死心塌地。她总是陪着他——只不过是在他身旁，而不是身后——支持着他，对他的忠诚毫不动摇，在外人面前永远为他说话，即使在私下争论的时候，她也会温和地安抚他。
我上次听到她和父亲争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说她今晚可能会死。
1778年4月10日
她那晚没有死。
我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错以为是我在安慰她，直到她转过头来，用浑浊却能看透心灵的双眼凝视着我，我才明白，原来恰恰相反。
昨天晚上，我好几次看向窗外，看到阿尔诺在下方的院子里，对仅有咫尺之遥的悲伤毫无察觉。这让我非常羡慕。他当然知道她生病了，但肺痨并不罕见，每天都有人因此而死，即使在凡尔赛也一样。而且他不是德·拉·塞尔家族的人。他目前在我们家族接受监护，但他对我们最隐秘、最深邃的秘密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对别的那些事也几乎一无所知。对阿尔诺来说，我的母亲只是个在庄园楼上被人照料着的模糊角色：对他来说，她只是个病人而已。
所以，父亲和我只能用眼神交流彼此的担忧。面对外人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举止如常，母亲卧病两年的事实也缓解了悲痛本身。我们的悲伤只是向阿尔诺隐瞒的另一个秘密而已。
我们离恍然大悟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我想到了最初的事件，想到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思考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那些事的时刻。在我看来，它就像一块路牌，指引着我的命运之路。
那件事发生在女修道院里。我第一次去女修道院的时候只有五岁，关于它的记忆远远算不上完整。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成排的床铺，外加一段清晰却有些不连贯的记忆：我透过结着霜花的窗户向外张望。除此之外，我还有印象的就是女院长了。
女院长弯腰驼背，始终是一副臭脸，而且出了名地残忍。她穿行在女修道院的走廊时，总是用双手托着手杖，仿佛要给宴会上菜。回到办公室以后，她会把手杖放在书桌上。那时候我们常说“轮到你了”。有一阵子，我是她办公室的常客，因为她痛恨我的乐观，对我喜欢笑这件事颇有怨言，总是把我快活的笑容称作“假笑”。她说那根手杖会让我笑不出来。
女院长没说错。我的确不笑了。暂时。
接着有一天，母亲和父亲出于我不清楚的理由来拜访女院长，而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了办公室。我发现我的父母转过椅子，欢迎我的到来，而女院长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脸上挂着平时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看起来随时都会开始历数我的众多缺点。
如果来看我的只有母亲，我还不会表现得这么正式。我会跑到她身边，躲到她的裙摆后面，希望能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但他们两个都来了，而父亲对我来说就像国王。我们遵守的礼仪模式都是由他制定的——当初坚持要我来女修道院的人也是他。于是我走上前去，行了个屈膝礼，然后静静等待。
我母亲抓起了我的手。我不清楚她是怎么看到的，因为我把手收在身侧，但不知为何，她仍旧瞥见了手杖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这是什么？”她抬起我的手，质问女院长。
在我的记忆里，女院长从来都镇定自若，但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她脸色发白。眨眼的工夫，我母亲就从女院长眼中那位彬彬有礼、举止得体的宾客，变成了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我们都感受到了。女院长的感受尤其强烈。
她连说话都开始结巴了。“我说过的，埃莉斯是个任性又淘气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