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笑容我永远不会忘记，后来想起，觉得那个笑容特别开心，而且有点儿童真，仿佛是在说：喂，小朋友们，我总算回到你们中间啦！”
他就是朱爷爷，这个“朱”字是一个住院的小朋友给他画像时，写在画纸旁边，周芸看到后记住的。
病房里的小朋友们都可喜欢朱爷爷了，别看他七十多岁了，可是每天都第一个来到病房，最后一个离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永远是笑眯眯的，从来不会因为小朋友们哭闹而露出一点儿厌烦或冷漠的表情，他会耐心地给小患者们喂药、给他们把屎把尿从来不嫌脏、做叩诊或触摸孩子的身体前都先在温水里或暖气上温手，遇到有人因为难受或想家哭鼻子，他就讲故事、做手工、变小魔术哄他们开心。他还拉得一手特别好的小提琴，有时，吃过晚饭，当一缕暮色挂上窗棂的时候，小病友们就聚在一起，有的倚在病床上，有的搬来白色的木头小板凳坐成一排，听朱爷爷拉小提琴，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还有《劳动最光荣》《小松树》什么的，偶尔他关好病房的门窗，还会拉一些国外的儿歌，都特别好听。为了让不便下楼运动的小患者们加强锻炼，朱爷爷还发明了“拉火车”“拖板凳”“小青蛙过马路”等很多好玩的游戏，病房里经常伴随着模仿火车汽笛的呜呜声，响起一片嫩藕般清脆的笑声，那里面就有一个笑逐颜开的小周芸。
“有时我觉得，其实朱爷爷不是医生，只是跟我们一起住院、一起生活、一起玩耍的‘大朋友’。”
不过，细心的周芸发现，朱爷爷的身体不是很好，每天中午只能吃一些水煮白菜，他有严重的肠胃病，尤其到了寒冷的日子，经常难受得直不起腰来。即便如此，那个胳膊上套红箍的男人还是命令他每天负责带病房里的孩子们去门诊楼做检查，然后再把他们带回病房。
“医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过去是通着的，但那年月怕有人从门诊楼冲击住院楼，威胁住院患儿的安全，就把两个楼之间的通道用一堵砖墙封上了，这样一来，住院患儿需要用到大型医疗器械做检查时，就必须下楼，绕过住院楼南边的小桃园去门诊楼。那段路说起来并不算远，但有的孩子病得很重，走路都困难，再赶上刮风下雪，稍微着凉就会加重病情。朱爷爷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辆小拉车，在车后斗的两边安上两排小木板，再用钢条支起拱形的骨架子，外面包上透明的塑料布，让需要检查的孩子坐在里面，然后拉着到门诊楼做检查。一次又一次，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雪，他犯着肠胃病，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两根车杆，把高大的身躯佝偻得像虾米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风雪里，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也从来没有摔过我们一次……”
对周芸而言，朱爷爷最大的恩情是通过仔细观察她的病情，怀疑她得的并不是风湿性心脏病，而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四十年前，医学界对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远没有现在认识得这样清楚，加上风湿性心脏病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在体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当时采用的针对风湿性心脏病的治疗方法对红斑狼疮也有一定疗效，因此造成了长时间的误诊。多亏朱爷爷经验丰富，发现我只要发烧，双侧面颊就会出现典型的蝶状红斑，因此提示上级医生从这一角度重新诊断，最终确诊我患的确实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通过足量的激素治疗，我的病情迅速有了好转。”
就在出院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朱爷爷一边哄小病友们睡觉，一边跟一位专程前来拜望他的老朋友轻声细语地交谈起来。由于那位朋友穿着那时很少见的西服，所以给躺在附近病床上假寐的周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更令她永志不忘的，是两位老人在那盏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的照耀下，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时隔多年，她已经不可能清晰回忆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但也许是四十年来时常品嚼那一番话中况味的缘故，她依然能记得其中的大部分言辞。
“听说你也挨过打？”穿西服的老人问。
“那倒没有，但‘飞机’是坐过几回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穿西服的老人气愤得咳了好几下，才低声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老朋友们让我问候你，他们说，欢迎你去那边工作。”
“不，我不能离开。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朱爷爷摇摇头说，“如果我要留在美国工作，四十年前我就留下了。”
“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些什么呢？继续当你的住院医吗？”
“当住院医有什么不好的，我都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一群最需要我的小患者整天待在一起了。”
“可是你应该在更优秀的平台上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待在这个曾经把你关在传染病房楼的地窨子里、让你睡在紧挨阴凉潮湿地面的木板上、给一把笤帚让你打扫厕所、恢复自由后又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把你踩在脚下的地方——你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老同学！”
病房里陷入沉寂。
周芸透过床栏，偷偷地望向他们：穿西服的老爷爷流露出无比痛楚的神情，反倒是朱爷爷，一双眼睛里，目光是那样的安详，仿佛刚刚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从肩膀抖落的雪花。
过了很久很久，朱爷爷轻轻地搬动椅子，往穿西服的老人身边挪了挪，低声说道：“老刘，我们快四十年没见了吧，还记得当年我们决心选定儿科作为一生事业的原因吗？‘观一国之强弱，首推少儿，少儿弱则国弱，少儿强则国强’。出洋留学后，你对中国的局势日益绝望，最终留在了美国，而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医者不以国别为念，可我就是放不下祖国，放不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站在‘欧罗巴’号客轮的甲板上，望着你在码头挥手向我告别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一九三三年，我离开美国，东渡大西洋，先后去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丹麦的血清学研究所和英国的伯明翰儿童医院，又在伦敦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儿科会议，然后从马赛坐船回国。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那段日子，每天望着蔚蓝色的波涛，我的心中很不平静。我想，回国以后，我要把最先进的儿科医学技术和器械引进到国内，我要建立一所亚洲乃至世界顶级的儿童医院，我要攻克更多的医学难题，为国争光……
“船在上海靠岸，我一上岸就被上海的同仁找去，他们希望我能够把我在国外所学加以推介，我想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可是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践中教学，于是我到当地一家儿科诊所参加义诊活动。然而整整一周，我应诊的那些孩子大多患的都是些什么病呢？因为高烧后没钱买药或误服土方而造成的脑瘫，因为卫生条件太差而患上的寄生虫病，因为小伤口没有及时消毒而感染导致的截肢，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嘴角糜烂、坏血病，还有缺乏维生素A导致的失明……他们的‘病根’与其说是疾病，还不如说是愚昧和贫穷……在黄浦江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我突然有所醒悟，你知道，入海口处的黄色江水和蔚蓝色海水有时显得泾渭分明，我想，一个医生能够攻克疑难杂症，固然是无上的荣耀，可是既然身在入海口的这一边，心中就还应该有另一种关怀，那就是如何把医疗工作服务于普罗大众，让每个穷人都能看得起病。
“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儿科诊所，从六张病床、十三个员工为起点，一点点地把事业做大。从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我们私下里给全院医生约定：只要看见患儿骨瘦如柴，家长衣衫褴褛，就在处方笺上写一个‘Free’，病家就可以免费取药及接受输液注射、抢救治疗。有些同行嘲笑我们做赔本的生意，可是从学医那天开始，我就坚定不移地认为，行医不是生意，永远不是，谁把治病救人当成一桩生意，那他根本就不配穿上白大褂！
“可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再有理想和抱负，也只能被卢沟桥上的炮火炸成一地瓦砾。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你绝想不到我们那八年经常面对的疾病是什么，是饥饿引起的浮肿！有一次我给一个几天拉不出屎来、憋得痛苦不堪的孩子治病，泻药、灌肠都不起作用，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用手将堵住孩子肛门的硬物抠了出来，竟是一些杂粮壳、花生皮之类凝聚成沙石一般的硬物……抗战胜利了，我以为这个已经被贫穷和战乱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国家总算有盼头了，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多少精力用在儿童保健和疾病防治上，我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天花、白喉、痢疾、斑疹伤寒等夺去生命，那些在欧美已经根本不会要命的疾病，在我的祖国却横行肆虐。有一段时间恰好是传染病流行季，我去向市政府申请低价从上海采购一批国产疫苗，给风险地区的孩子们接种，结果被告知，全市的此类疫苗只允许打美国货，每针五美元，概不讲价。你知道我素来是个多么温和的人，可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发抖，孩子，每一个孩子，那可都是国家的未来啊，可他们呢？他们只想着捞钱，想方设法填满自己的口袋，唯独没有谁在乎这个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