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我掀开大头身上的被子，身上没有伤口，摸了下脖子，还活着。
　　小宝站在走廊窗户前，手里拿着那医生的白大褂。我问人呢，他指指窗口：“没拉住，翻下去了。”我趴着窗户看，才发现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变了天，下起了冷雨。下面一团漆黑，一棵老槐树的枯枝隐隐显着白光，像鬼爪一样。
　　那人没跑掉，死了。病房楼底下有个自来水管，他翻下窗户，骑在了水龙头上，水管硌进了裤裆里。我摘掉他的口罩，是张坤，那个井业公会的会长。死掉之后的他，黑脸上浮起了一层苍白。
　　小宝问我，怎么知道医生是假的。我说，小车上面就有个针管子，什么也没有，“哪有这样打针的？另外，白帽子，白口罩，脸黑得太明显。”
　　凌晨4点多，侦缉队闯进张坤家，抓了个管家。管家交代，二骡子确实是张坤找人杀的。在永定门追杀大头的，也是张坤的平阴老乡，都在他的水铺卖水。让我没想到的是，警察在张坤家搜到了几篇没刊登的新闻稿，都是雇人写好的，其中一篇标题叫《自来水厂倒闭引发水价大涨，井业协会倡议水铺降价为民着想》。这场大戏，张坤都已经计划好了结局。
　　又过了两天，大头总算醒了，我和老刘推着轮椅送他到警署，录了口供。大头转给二骡子水道的契约[清末民初的卖水业，水道可以买卖、租借，只要有中间人见证，就可以自立契约。其中，“水担钩”“甜水车”实际指的是水道上的经营权。有了这个凭证，就能从井水商那里取水销售。]，是请张坤做的中间人，二骡子始终还不上钱，大头就去找张坤。张坤让大头和二骡子帮他干件事儿：想法往自来水管里放死老鼠。“张坤说，干了这个，就替二骡子还钱，还能再多给点。”
　　我问，那为什么杀人？大头急了，要从轮椅上站起来：“我没杀人！是张坤！”
　　两人答应了张坤的条件，大头从水厂拿了工具，俩人夜里在街上卸水管，往里塞死老鼠。卸了管子，二骡子却不干了，“他说心虚，干这个坏良心——其实我也知道不对，但就想着弄完拿了钱回老家。”大头摸着脑门上的肿包，“老家也没人知道我干过这事。”
　　大头说服不了二骡子，就带他去找张坤，当着张坤的面，俩人吵了一架。
　　第二天，张坤单独找到大头，给他个油布包袱，“他说不让二骡子干了，只要我想办法把包袱扔进水厂池子里，就给我钱。”大头抓着头发呜呜叫，浑身发抖，流出眼泪，“我哪儿知道……他说里头是老鼠。”
　　大头拿了包袱回家，忍不住好奇打开看，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天就跟张坤说不敢，“但他马上给了我一半钱，我就干了——拿了人家的钱，总得办事。再说，以前要是没他，我也当不了水夫……”
　　我递了根烟，帮他点上，问为什么把脑袋单独埋在花窖。大头抽了半根烟，说：“我怕二骡子找我……都说身子和头不在一个地儿，就没法投胎，也变不了鬼。”
　　大头的事情过后一星期，自来水厂恢复了供水，在报上连续登了三天公告，全城免费用水。
　　虽然出了这事儿，周树人还是在宅子里装了水管，花了80块钱。后来，我俩在东兴楼吃饭，我问他，出了这么大事，怎么还敢装水管。他说，这回装自来水，出了两件麻烦事：一是铺水管的时候，邻居不让管子穿过他家，后来给了30块钱，才算“借”了个道；二是装好第二天，家里仆人就因为喝自来水闹了肚子，看了医生，说可能是水里有些细菌。
　　他递我一根红锡包烟卷，自己也点上抽了一口：“麻烦是麻烦，但没有哪种新东西是完善的，有变化才有转机嘛。”
　　我点点头，说其实心里很矛盾，那些做井水生意的山东人很辛苦，自来水多了，很可能就没活儿干了。
　　周树人皱起眉头：“可怜是自然的，但也不能成为作恶的理由，对不对？”
　　讲完这个故事，我发现人心还是挺“古”的，一些社会问题，古今无不同。
　　新兴事物之新，在于打破了以往社会经济的格局，改变了旧有习惯。这当然是好事。周树人跟太爷爷说的意思，我曾在他的文章里看到过，他写过一篇杂文，里头提了个疑问：“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自来水和共享单车，都是与人方便，算是一种新型社会福利。然而，新的必然威胁旧的，好东西总会勾起贪念。破坏共享单车，要么为维护利益，要么为满足私欲。这种恶意攻击的背后，是保守、愚昧和恐惧。
　　周庸跟我聊起这事，说网上有些观点笑死人：有人说共享单车车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才会被破坏，并占为己有。还有人分析，共享单车总被破坏，是因为企业管理不够，车不够结实，密码不够复杂。这个逻辑就像说：你被强奸，都怪你穿裙子；你被抢劫，都怪你太有钱。确实可笑，也很可怕。
　　周庸说：“我也纳闷，新闻说破坏共享单车的，有些是开摩的的人。但我跟徐哥查案时，老见些开摩的的，感觉他们都老实巴交的啊？”
　　我点点头，说一个人可能发牢骚，两个人就有了恶意，人再多就有了恶胆。
　　有人敢这样做，是因愚昧和暴力逻辑让他们站成了一堵墙。新事物和愚昧的暴力之间，就像蛋和墙。
　　我们总该站在蛋这一边，不是吗？
　　

第12案 野粪夫屎坑沉溺 长安街金汁漫天
　　一个外地朋友昨天来北京，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一下飞机，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屁里。如果分析下成分，北京的空气比屁还脏。相比之下，我宁愿臭点，也不想要雾霾。
　　民国初年的北京，非常臭，不但到处是成堆的垃圾，还常有人随地大小便，因为公厕很少。那时候的人，走到朝阳门，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堆粪里。据统计，至少有4000名掏粪工人，不分日夜地为北京除臭。
　　1920年夏天，我太爷爷金木调查了一件案子，发生在一个年轻的北漂身上，事发地点是方家胡同的一个男厕所里。
　　因为这件凶杀案，北京差点儿变得更臭。
　　整理完这个故事，我很想回到当时的北京城，虽然味道很重，但纷纷扰扰挺有趣，况且，空气是干净的。
　　事件名称：掏粪革命
　　事发地点：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
　　记录时间：1920年7月13日——7月17日
　　上个月，我碰上一桩很有味道的案子。
　　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和表弟在方家胡同溜达，被几个蒙面人打了一顿，拖进茅厕灌大粪，两人被屎尿呛得昏了过去。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满头满脸都是大粪，表弟躺在旁边，已经没气儿了。
　　遇上这事的年轻人，叫朱福禄，今年20岁，是我助手小宝的远房亲戚。7月10号下午，小宝带朱福禄来找我，一起来的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年轻人，叫于德顺。两人都理着平头，穿着打补丁的短衣，袖口磨得发亮。他们和死去的那个表弟，刚从宝坻老家来到北京，在方家胡同合租了间房子。
　　小宝说，福禄在案发现场捡了个东西。朱福禄递给我一个小竹牌，一拃长，上头写了个“收”字，旁边盖着个印章：南净。
　　我捏起那竹牌，闻了闻。这是粪厂给粪夫计算工钱的竹筹，“南净”大概是这家粪厂的名字。
　　我问他俩做什么工作，小宝说，俩人还没找到正经工作，手里没钱，在捡粪，算是跑海粪夫[跑海粪夫：就是没有被粪厂雇佣的掏粪工人，他们不归商业粪厂管理，自己随意掏粪捡粪，遇到有人家让进门的，也会帮着掏。自己处理后，把粪卖给城外的农民。]。
　　北京城里茅厕少，常有人随地大小便，朝阳门、安定门外常年满地都是人粪垃圾，臭气熏天，很多外地来京谋生的人就先从捡粪开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粪道：早年间没有这个概念，导致粪夫们在掏粪时经常因为利益冲突争吵或者打斗。直至清康熙年间，粪夫之间互相商定了方法，就是根据某粪夫经常掏粪的地方，来划分地界，比如这条道你来掏，那条道我来掏，互相之间不能越道乱掏粪，这就是“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儿，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一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画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