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我说：“你也太贪了，一下哪儿找那么多钱？”
　　歪脖儿很坚持：“我敢要这钱，就是横下心了，不会跟你瞎说。”
　　我看看小宝。小宝说，看我没用，我的钱都是你给的。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张条子，盖了印章，递给歪脖儿，让他有空到北新桥增裕当铺拿钱。歪脖儿接过条子，检查半天，仔细叠好装起来，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他抱起杯子一口喝完，指了指自己和躺着的焦二毛，说：“邱太德，要杀人灭口。”
　　歪脖儿在商场里找焦二毛，就想问问他，为什么想杀自己。他从没去过商场，很快迷了路，摸了半天，从后面出来进了胡同，抬头一瞧，焦二毛正顺着栏杆往下滑。他赶紧躲墙角，想抓个正着，却看见邱太德上了阳台。焦二毛一见邱太德，就停住不滑了，朝他招手，“二毛对他说了一句话，姓邱的就开枪了。”
　　“什么话？”
　　“他说，您放我走，明儿我把歪脖儿也做干净了。”
　　焦二毛肩膀挨了一枪，扑通一声掉了下去，摔在歪脖儿跟前。
　　“我×，吓得我半死！二毛摔得一动不动，嘴里哼唧，要我救他。”歪脖儿停下，又倒了杯水，继续说：“我当然救，不是他要杀我啊！”他拍拍胸脯，“我这人，是非分明！”
　　我问他，邱太德为什么要灭口，歪脖儿扶起焦二毛，让他说。
　　从八大胡同挑妓女，设法弄进济良所，再从济良所合法娶人，卖进七圣庵，这桩生意，邱太德已经做了很久。他从不亲自出面，办事的人都是犯了死刑的犯人，邱太德承诺，做成了买卖就让他们换个身份跑路。半年多来，邱太德暗中打点了济良所上下，做得干净利落，更何况，买人卖人的，全是假身份，几乎无从查起。
　　小知己在七圣庵撞破了事情，坚持要查，竟去找到邱太德报案，自己送上了门。焦二毛贪财，收了邱太德一千个大洋，不想事儿没办成，还败露了身份，“姓邱的平时对我们像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一出事马上变脸，太可怕……”焦二毛边说边咳，血溅了我一身。
　　我点上一根烟，塞到他嘴里，说：“抽两口，就没那么疼了。”
　　小宝检查了焦二毛的伤口，子弹从正面穿过肩胛骨，没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走之前，我又写了个条子，递给歪脖儿，告诉他，按地址去找这个地下诊所，待在那儿别乱跑。
　　回到西四，实在太累，我一觉睡了两天，醒来已经是5号中午了。起床后，我泡了壶铁观音，坐院里抽烟，和小宝商量，晚上去诊所找歪脖儿和焦二毛。邱太德这件事儿，只有带上证人去找警察厅勤务督察处[北洋时期的京师警察厅，设有勤务督察处，由督察长和督察员组成，是对各区警署、侦缉队和派出所警察检查和监督的专门机构。并且，督察员有制服稽查和便衣稽查，以便调查真实情况。]。
　　正聊着，院门开了，车夫十三拿着张报纸进来，说出事了。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报道——外二警区署长街头遭枪杀，凶手至今查无下落。报道里说，邱太德今早一出家门，在胡同里被人枪袭，中了四枪，当场毙命。据目击者说，杀人凶手是个歪脖子男人。
　　听我念完，小宝喷了一口茶，说：“×，这小子哪来的枪？”
　　“手里有钱，买枪容易[民国期间，持枪是合法的，凡是登记购买的枪支，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但政府对合法枪支定价很高，普通民众很难买得起。因此，私贩枪支也很猖獗。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买枪者，获得日本人私卖枪支的证据，发现当时一支十响毛瑟手枪配200发子弹，开价是400元。相比来说，国内自制的土枪要便宜一些。]。”我点上烟，吸了几口掐掉，带小宝出门。
　　晚上，我和小宝去了那间地下诊所找歪脖儿。医生说，前天夜里，歪脖儿送来个中枪的人，自己走了。我问，送的那人呢？医生说，没救过来，死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小宝：“我这算不算买凶杀人？”
　　小宝叹了口气，说：“每回你拿钱办事，我都心疼。这回，是花得最值的。”
　　我一拍脑门：“嗨，一提花钱，还有件麻烦事儿，戴戴还在济良所呢！”
　　小宝大笑，说老金，这下你完了。
　　太爷爷查完这件案子半个月，当时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19号（1919年4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李大钊的文章：《废娼问题》。里面提到，准许公娼制度，就是准许人身买卖，就是损害法律上的人身自由。
　　以制度提倡卖淫，当然不行，而小知己的案子，让我觉得，造成买卖妇女的，更多在于制度背后的人。本该保护合法妓女的警察成了人贩头子，救助妓女的济良所默默提供了合法贩卖的渠道，因为社会机构造成的畸形需求没有得到解决。
　　前阵子，徐浪调查过拐卖案。其中有类案子，以婚姻介绍的形式，拐卖妇女到偏远地区，称之为“合法”的婚姻移民。这背后，就是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畸形需求。
　　有人建议，与其毫无策略地打拐，不如建立合法的婚姻介绍机构——疏导解决需求，缓解犯罪，是合理的思路。但若真的如此设置这样的机构，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周庸说，觉得我越来越悲观。我说是，但做我们这行儿的，若不悲观，就难以承受现实的沉重，若不先承受，又哪来勇气做点什么？
　　

第8案 学生火烧赵家楼 车夫猥亵红衣女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2008年国内闹抵制法国，他坐火车跑到北京，加入中关村反家乐福游行，抢了台索尼数码相机。我听说了这事，跟他说，家乐福里干活的都是中国人。他说，中国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他们不该辞职吗？
　　前几年，全国各地又闹砸日货，不知道小伙子的索尼相机砸了没。
　　我太爷爷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个案子，和这小伙子的奇怪行为有关。1919年5月4日傍晚五点多，北京城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个女孩被人当街扒光了衣服，摁在地上猥亵。奇怪的是，女孩被扑倒时，街上一片骚乱，附近的赵家楼烧得一片通红，持枪的军警正和闹事的学生撕扯周旋。
　　案件发生三天后，金木去监狱和嫌疑人聊了一天，下面是金木当年的采访文章，发表在1919年5月26日的《白日新闻》上。由于受访者是文盲，文章里有些地方描述含混，时间记录不太准确。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我做了适当精简，并加了注释。
　　另外，对于暴力内容，夜行者不会刻意美化或渲染，只做客观呈现。我们认为，这是看待世界的正确态度。
　　事件名称：车夫强奸案
　　事发时间：1919年5月4日
　　事发地点：赵家楼
　　5月4号晚上9点多，我正要出门打听学生上街的事，十三来找我。他说，有个朋友被警察抓了，可能要判刑。“下午学生闹事儿时，他在街上强奸人了！”
　　我说，强奸？那当然要抓。十三摇头：“就他，可强奸不了人！”
　　我拉十三进屋，坐下聊。
　　这人是十三去年在车行认识的朋友，叫汪小辉，直隶人，三十多岁，车行里都叫他老汪。晚上交夜班时，夜班车夫说，老汪下午当街扒了女人衣裳，被警察抓了。十三不信，和夜班交了车，就去警署。一打听，被抓的人确实是老汪——当街扒了女人衣裳，强奸未遂。
　　“车行里都知道，老汪阳衰，不可能强奸。你把女的搁他跟前，他也干不了啥。”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一块儿泡澡堂子，知道这个还不容易？”十三急得拍大腿，“再说，他给大户拉车，比我们多挣一倍，却从不跟我们去窑子！”
　　这老汪，拉了七八年车，攒钱买了自己的车[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管理类似于现在的专车和出租车制度混合，租用车厂的车或用自己的车，都可以拉车营业。]，半年前开始给一户富人家里做仆人，接送少爷上学，一个月能挣20块。
　　5月5号早上，我去了趟京师警察厅[京师警察厅，是北洋政府主管北京市政、治安的最高机构，位于当时的户部街（天安门对面，历史博物馆附近）。]，老汪和闹事的学生，都关在那里。
　　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找到了那个抓老汪的巡警。他说，老汪就是个老流氓，娶不上媳妇憋得慌，趁乱猥亵女人。“当时，学生从赵家楼里冲出来，追着两个人打，跑进了对面的油盐店。油盐店里出来个女的，二十多岁，穿着红衣服。那个姓汪的，就在旁边……我忙着堵学生，没怎么看他，再一扭头，姓汪的已经把那女的摁地上了，衣服都给扒了，这丫挺的！”
　　“我上去就给了他一下……对，用枪托，我们哪敢乱开枪？”
　　我问，那女的去哪了？
　　“跑了。姓汪的被我打晕，那女孩爬起来，捂着衣服就跑了。我也没追，救火都来不及！”
　　下午一点半，我在探视间见到了老汪，他个不高，圆脑袋，留平头，额头上肿着个大包，像个土豆。见到我，他苦了一下脸，说：“我这事儿，就是当兵的给弄蹭了（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