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半个月后，我们烧了个教堂。那个教堂在大佛寺往南十里地，不大，就几个教徒和一个神父。表哥带我们去烧，到门口，先点火，火一着，里头人都跑了。表哥带人追那个神父，说洋人要杀绝，洋物要烧干净。
　　我没见过教堂，就趁火没烧大，进去到处摸。摸着摸着，就摸见个箱子，开着口，应该是跑得急掉下的。翻开箱子，里头有洋人衣服，我拿起就丢火里了，还有本黑皮书（应该是圣经），半拃厚，也丢火里了。然后，就看见三个洋钱，一面印个老鹰，一面印朵花，跟铜钱差不多[墨西哥银圆又叫作“墨银”或“鹰洋”，是当时中国流通的主要外国钱币的一种。另外，还有英国的“杖洋”、日本的“龙洋”等。]——当然认识，铜钱一样，钱谁能不认识？我看看没人，就塞腰里了。
　　装好钱，我跑出来，又给火堆添了几把柴火。表哥他们回来了，杀没杀人，我也没问。心里藏着事，没管其他的。我一路琢磨，怎么能把洋钱换成银子，换了就回家，没地种也不怕了，我娘肯定高兴。但又害怕，一会儿摸摸腰，怕丢了，又怕给人看见。
　　勤王
　　快五月的时候（公历6月初），表哥跟大家说，要去北京勤王。我就问他，什么叫勤王。他说，勤王就是扶清灭洋，帮皇上打洋人。当时，村里已经做了不少旗子了，写着“扶清灭洋”[义和拳最早并无明确口号，主要是一些反对洋教的传帖和歌谣。据《天朝的狂欢》（鹤阑珊）书中考证，山东拳民爆发时，清廷对拳民态度暧昧，内部对抚剿意见不统一。1899年秋天，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首次打出了“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旗帜，但没过几个月，他和好搭档心诚和尚就被清军处死，手下的拳民则被劝说回家种地。]。
　　表哥说是保护皇上，但其实是保护老佛爷。后来，我们在去北京的路上，遇到其他地方练拳的，只要说是“奉老佛爷旨意，进京杀洋人”，就都跟着走[从鸦片战争起，在清廷内部，就有“仇洋派”。1900年时，主张“用拳抗洋”。义和团的支持者主要是大学士刚毅和端王载漪。端王向慈禧极力推荐义和团，自己也在家设立神坛，早晚祭拜。他统领的神虎营是北京最早练习义和拳的。]。我就想，北京有钱庄，到了北京就能换银子。
　　走之前，我还听说了个事，红灯照也会跟着去北京。表哥说，红灯照全是小姑娘，可以保护我们，和洋人打仗，我们在地上打，她们就在天上放火，红灯照到哪里，哪里就着火，北京的教堂，都是红灯照从天上点火烧的。本来我有点害怕，一听有她们一起，那还怕什么呢？
　　我当然信了，我见过，正定就有！她们（红灯照）在街上走，我们都得烧香磕头，就算是大师兄也得跪下。你（指金木）是北京人吧？红灯照进北京的时候，你应该还小，但肯定听过这个歌：“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关于这个歌谣，有两种说法，一说八月十五会天下大劫，红灯照趁机起事，光照天下；另一说则认为这是白莲教编造的歌谣，目的是抹黑红灯照。不管哪种，都是彰显红灯照的威力。]”我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意思，但人人都在传，我从老家到北京，一路都听到人传。
　　去北京的路上，我还是害怕了。一路上，除了我们，就是死人。路过天津的时候，路边都是尸体，肿的，烂的，有个没头的，怀里还搂个小孩。有一天在河边过夜，晚上水还在淌，早上起来，整个河道都堵死了，全是漂着的尸体，臭。
　　我吐了好多次，忍不住。
　　不是，我不是第一回 见死人，但是第一回见女人尸体。那些女的，脚都被砍了，奶子也被割了，还有的女人，下面用刀给剜了。
　　没洋人，死的全是中国人，教民。表哥说，肯定因为这些人信教，不裹脚。一路上都没看见洋人，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多。快到北京时，除了我们几个村里练拳的，挑担子的小贩、要饭的、和尚、道士，还有剃头匠，都绑上红头巾，跟了我们。
　　我就想着，赶紧到北京，找钱庄换银子。
　　杀人
　　进了北京，钱庄的影子还没见到，我却杀了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五月十四（公历6月10日）。那天傍晚，我们从东直门进城。我顺着大街一看，妈呀，全是店铺，招牌，上哪儿找钱庄去？而且，街上乱七八糟，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表哥领着我找到了当地练拳的，一个胖子——那人脸胖得像个葫芦——把我俩带进了东四十条胡同，安排了住处。
　　胖子叫曾凡宇，20岁，人很好，还给我们弄了吃的，我记得是羊肉杂面汤，太好吃了！我也没问表哥是怎么认识曾凡宇的，只管吃，一口气吃了两碗。说实话，当时太乱，看见穿红肚兜和戴红头巾的，就踏实。
　　我们喊曾凡宇叫曾老师，他是本地人，懂得多。晚上睡觉时，他跟我们说了怎么区分毛子。我们在直隶，洋人是大毛子，教士是二毛子，教民是三毛子。到了北京，不一样了，凡是跟洋人有点关系的，都算二毛子，比如用洋火的，戴怀表、戴眼镜、看洋书洋画的。
　　而且，还有一种更难分辨的，心里亲近洋人的，是最大的二毛子。怎么分辨？我也蒙了，心里亲近洋人，那怎么看出来？曾老师说：“北京最大的二毛子，是一龙二虎。龙是光绪皇帝，虎是李鸿章和奕?，这三个人，就是心里最亲洋人的。”
　　我哪懂这个，就听他说连皇帝都要杀，心里吓坏了，找钱庄的事都忘干净了，提心吊胆地睡了一晚上，夜里听见外面叮叮当当响了一宿，都是铁铺打兵器的。
　　我有点后悔来北京了。后悔也没用，我手握着那根从正定带来的白蜡杆，迷迷糊糊睡了一夜，睁眼醒来，曾老师和表哥已经穿戴好，准备去杀毛子了。我就想，跟着瞎转转，不杀人就是了。我也不敢啊！
　　我们有四五十个人，各自拿着兵器，在东直门城门口守着，有人进城出城，就拦住检查，看是不是毛子。那时候我练拳也熟了，念完咒，马上就能耍，比在老家好，看的人多。小孩不都那样吗，越有人看越起劲。北京的更厉害，他们衣服穿得好，说请红孩儿，就能打扮成那样，很多也都是小孩，跟我当时一样。
　　我们要是怀疑一个人是二毛子，就让他跪下，烧一张黄纸，纸灰扬起来，就放他走，纸灰要不扬，就是毛子，马上杀掉。曾老师连杀了四五个，脸上都是血。这个胖子厉害，杀人不眨眼，而且杀得慢，一刀一刀割，先砍手脚，再砍腰。有个女的，头朝下埋在地里，扒了裤子，俩脚还在蹬，他就上去拿刀在俩腿中间砍。
　　我表哥杀了俩，都是朝心窝里，一下捅死。他们给了我一把尖刀，我就一直握着哆嗦，吓得不敢出气。
　　有个男的，我从身上搜出一张纸，扔地上，曾老师看见，捡起来拿手一搓，说：“洋纸，杀！”那男的啊啊叫，说“老弟，我是中国人”，上来抱我的腿，伸手抓我的腰带。他这一抓，我感觉腰里一硬，想起腰带里还装着那三个洋钱。心里一慌，一刀我就捅进那男的脖子里，血喷了我满脸。我吐了半个时辰，吐完后，反倒不害怕了。第二天又杀了一个。
　　曾老师带我们去了东四牌楼，说那里有个洋货铺。天太热了，东四大街上很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没人敢领，领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跟毛子有关。
　　到了洋货铺，里头没人，有洋糖、洋酒、洋烟，反正都是洋货，我们就砸柜台，泼油点火。表哥砸开铺子后门，进了院子，抓出个伙计，十八九岁，他喊着：“我不信教，我不信教！”表哥松开他，也没杀他，现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和表哥年纪差不多，表哥心软了——唉，说这个也没用，表哥没杀他，我把他砍死了！
　　为什么？我在柜台里翻，翻出一堆眼珠子！吓到了？他妈的，我那时也吓到了！一盒子几十个，圆圆的、黑黑的、黏黏的，我马上想起老家那个拐匪说的——洋人用眼珠子做药，我丢了眼珠子，一刀就捅死了那伙计。
　　你猜怎么着，曾老师捡起一颗眼珠，搁嘴里吃了！他说，那叫龙眼干，是南洋水果做的。后来我知道，那个伙计跟曾老师认识，他俩总赌钱，曾老师欠了他很多钱，还不上。
　　但那时候已经没感觉了，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怕，扔了白蜡杆，换上把大刀，自己在街上走，看见能杀的，就杀。那阵子，我一共杀了47个人，11个男人，35个女人，还有个洋娃娃，不知道男女。而且，我不想找钱庄了，想要钱，抓个教民就有了。
　　放火
　　觉得害怕，是在正阳门放火（指的是1900年6月16日北京前门大栅栏大火）。其实，我们真不是想放大火，只是想烧了那家西药房，叫老德记。我们让那老板把药烧了，他不愿意，还找人藏起来。
　　曾老师就说，不让烧药，就烧房子。我们找来几桶煤油，泼在药房里里外外。旁边铺子里的老板都来求我们，跪下磕头，不让烧。曾老师说：“义和团的神火，只烧洋房，跟洋人没关系的，就点不着。”再有人求，他就问：“你和洋人有关系吗？”就没人敢吭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