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在东柏林，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七点。又有人敲响了安德罗索夫上尉办公室的门，这次没等他回应就开了门，一个穿着斯塔西制服的年轻人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脸色煞白，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紧张。瓦西里站起来，心里出奇地平静。
　　“上尉。”
　　“慢慢说，直接讲最重要的。”
　　“墙开了。”
　　“什么意思？什么叫开了？”
　　“边界被迫开放了，柏林墙所有检查站都开放了，人太多了，守卫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会那样说，沙博夫斯基同志说立即生效（*注1）——”
　　“什么立即生效？”
　　“沙博夫斯基同志刚刚对媒体说，东西德边境立即开放。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这样的，我不明白……”
　　瓦西里已经没有在听了，重重地坐了回去，盯着被木板封上的窗户。那个斯塔西还在说话，像个吓坏了的孩子，“上尉？我们怎么办，上尉？莫斯科会救我们吗？现在算是怎样？我们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全无头绪。瓦西里沉默地绕过办公桌，粗暴地把斯塔西推到一边。这层楼只有一个房间有电视机，第十司的战情室。瓦西里闯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了，一张张灰暗沮丧的脸，都对着电视，西德电视台正在直播柏林墙，人群涌过查理检查站，像潮水一般泻入西柏林。西德人也都赶来了，等在路边，为这些终于逃出牢笼的鸟儿递上啤酒和香槟。陌生的人们拥抱，歌唱，大笑，很快就分不清谁是西德人，谁是东德人了。
　　瓦西里看不下去了，回到走廊上，漫无目的地在楼梯上走了几步，坐了下来，靠着冷冰冰的铁栏杆。莫斯科肯定也在密切关注他刚才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会不会被狂怒的总部当成替罪羊当众吊死。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还安全吗？是不是该把制服和肩章扔掉？
　　这一阵恐慌很快就过去了。瓦西里深呼吸了两次，重新拉住了情绪的缰绳。他从不轻易害怕，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惊慌没有用，不能帮他活下来。他又感觉到了外套内袋里的那封信，因为坐姿的缘故，信封边角刚好戳到胸口。瓦西里把信掏出来，草草撕开，现在已经没什么所谓了，菲利克的信不可能把事态变得更糟，毕竟，柏林已经完了。
　　注1：
　　11月9日晚，东德召开发布会，原本是要宣布边境次日开放，允许东德人前往西德，但发言稿几小时前才刚修改完毕，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基并不知道新法规什么时候实施，根据措辞推测是当天实施，于是就这么公布了，导致当晚大量东德居民涌往检查站，边防军完全被淹没，紧张之下彻底打开了所有检查站，柏林墙自此再无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逐渐被拆除。


第22章
　　“瓦西里。”彼得说，好像在祷告，“他叫瓦西里。”
　　“英雄的名字。”布兰登靠在沙发上，腿搭上茶几，“姓什么？”
　　彼得脱下外套，挂到衣帽架上，没有回答。他走到落地窗边，凑近玻璃去看小院子里蓬乱然而生机勃勃的植物。他很喜欢这个小房间，这是布兰登专门挑来和他碰头的安全地点，在一家卖画材的小店后面，离使馆走路十二分钟，从他的住处过来则需要十九分钟，走快点就是十七分钟。院子对面是一个三层楼的剧场，要是被人跟踪了，他还能迅速从植物之间穿过去，躲进剧院，假装自己一直在里面看午场话剧。每次来见布兰登，菲利克的口袋里都塞着戏票。
　　这个房间陈设简单，不过还留着上一个住户的不少物品，以至于彼得每次走进来都有种误闯私宅的难为情。长沙发靠窗的那一端凹陷下去，抱枕套明显是手工缝制的，也许上一位住客是个热爱刺绣的老太太。小厨房里挂着明黄色的烤箱手套和绣着野兔的棕色茶巾。布兰登总是给他准备茶和巧克力饼干，好像彼得不是双面间谍，而是出去踢了一下午足球的麻烦小孩。今天也不例外。
　　“你们没有白兰地吗？”
　　“我以为你不喝酒。”
　　“不介意在茶里加一点。”
　　“下次我会带一瓶过来的。”
　　“谢谢。”
　　“你的瓦西里。”布兰登拍了拍坐垫，邀请他坐下，但彼得留在窗边没动，只是转过身，背靠着墙壁，“你有两天晚上都去见他，为什么？”
　　“有什么必要派人跟踪我？”
　　“我们跟踪所有苏联外交人员，如果只放过你一个就太可疑了。”
　　“我和他以前认识，只是去叙旧。”
　　布兰登发出若有所思的声音，从盘子里拿了一块巧克力饼干，咔嚓有声地吃起来，“你们是情人吗？”
　　彼得又不说话了。
　　“放松点，新来的男孩，我不是法官，我不判罪。我是你的情报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会尽量从我身上榨取情报。”
　　“意味着我会保护你，小鸟，我会一直站在你这一边。”布兰登又拿了一块饼干，抠出上面的巧克力小块，放进嘴里，像在吃糖果，“如果你们是情人，这很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点。军情六处拿到的资料说，这位瓦西里是‘防务顾问’，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在克格勃里担任什么职位？”
　　“我不会出卖另一个克格勃，这是我一开始就提的条件，别忘了。”彼得冷冰冰地回答，“而且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接受审问的。”
　　“不，当然不是，对不起，职业病。”布兰登把光秃秃的饼干放到茶碟上，侧过身，对着彼得，脸上全是难以判定真假的歉疚，没有人能对这样一张脸生气。这英国人的表演未免过于出色，菲利克时常为此感到紧张，担心自己在看不见的木偶线里缠得太紧。布兰登倒掉冷了的茶，从裹着毛线保温套的茶壶里倒出热的，“我今天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因为你提供给军情六处的信息，我们成功挽救了一条无辜的性命，你原本要‘处理’的目标，现在已经在比利时安顿下来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正在来欧洲的路上。我的上司让我向你表示感激，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亲爱的菲利克。”
　　“瓦西里猜到我是怎么给你们发信号的了，安全屋的窗户。”
　　情报官看了彼得一眼，把茶壶放回原处，揭开糖罐：“他有证据吗？”
　　“没有。”
　　“你是怎么确定的？”
　　“看了他的笔记，趁他在——总之他没有发现。他没有怀疑我。”
　　“他以后有可能成为威胁吗？”
　　“我觉得不会。”
　　“这是你作为情人的判断，还是你作为外勤的判断？”
　　“我们不再是情人了。”
　　布兰登轻轻哼了一声，从小糖罐里夹出一颗方糖，他放糖的方式很奇怪，先用勺子在茶碟上把糖块压碎，再铲起来，倒进热茶里。彼得叹了口气，终于走了过来，在布兰登旁边坐下，手肘支在大腿上，交握的手指顶着下巴。
　　“你想再多说一点瓦西里的事吗？”
　　“是的。”长久的沉默之后，彼得听见自己这么回答，“把录音机关掉吧。”
　　——
　　彼得穿过杂草丛生的小院子，钻进剧院，再从侧门溜进小巷的时候，附近的教堂刚好敲钟了。下午三点，街上空无一人。他快步向苏联大使馆走去，前所未有地轻松，同时前所未有地愧疚。他原本只打算含糊地说说瓦西里和他在餐厅门口那场不愉快的对话，最后却把所有埋藏已久的灰色小秘密都挖出来，从游泳队开始，一直讲到昨天晚上，就像拔出成串的块茎植物。布兰登既没有哂笑，也不显得惊讶，只是认真地听着，适时问一两个问题，轻轻把话题拨向他想要的方向，最后富有同情心地拍拍彼得的手臂，提醒他该走了。彼得甚至感到一瞬间的感激，仿佛有另一个人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和瓦西里才真正存在过，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觉。
　　军情六处后来甚至通过布兰登向彼得提出一个痴人说梦的建议：把瓦西里招揽过来。那时候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手上都没有深入莫斯科的卧底，在苏联境内的线人们要不就瘫痪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下，无法行动；要不就被反间处嗅探出来，拖去枪毙了，运气好点的被丢到劳改营，自此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能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处得到一个内应，是任何一个情报官的美梦。
　　这不可能，彼得反反复复向布兰登说明，这比说服克里姆林宫自己长出腿来跑到西欧更不可能。瓦西里是个忠实信徒，诚然，瓦西里偶尔也会抱怨克格勃僵化的行事方式，也很乐意钻规矩的空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推翻规矩本身。彼得恐怕还没说完“军情六处”这几个字，就会被瓦西里押进卢比扬卡监狱。
　　“确实没什么希望，不是吗？”布兰登问。
　　“一点都没有。”
　　“有趣。”
　　“哪方面？”
　　“你们两个。”布兰登把两只茶杯碰在一起，“邻居，上同样的学校，通过了一样的思想政治考试，但你成为了你，瓦西里成为了瓦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