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在回家的电车上，菲利克最常做的白日梦是规划逃亡路线。要是事情真的变得糟糕透顶，他可以偷一辆车，疯狂往西开，直到没油为止，然后徒步穿过散落着集体农场的荒野。但这样太慢了，克格勃有车和军犬，不到十二小时就能把他抓回来。也许应该优先考虑夜班火车，那种带有肮脏卧铺，次晨到达列宁格勒的。这个时段，车上不管是乘务员还是旅客都疲惫不堪，而且多半都喝醉了，一门心思打瞌睡，不会注意到什么异常。不过克格勃可能在途中任何一个站截停火车，上来搜查，就算他顺利到了列宁格勒，接下来要怎么到边境去？去哪个边境？怎么过去？
　　莫斯科是个逃不出去的铸铁笼子。
　　克格勃没有派人跟踪他，至少菲利克没看见。出于这一行里人人都有的被害妄想症，他还是不停地借助商店橱窗或者路边汽车的后视镜观察街道。这里毕竟是莫斯科，他得比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更警惕。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布兰登给他的号码在脑海里翻来覆去背一遍，这个号码不会有用的，他知道，布兰登也知道，这不过是军情六处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一份纪念品，好看，百无一用。
　　他第二次和瓦西里见面，出乎意料地，是在楼梯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菲利克开会回来，在隔音室里关了四个小时，衣服上全是烟味。瓦西里坐在六楼和七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两人互相把对方吓了一跳。瓦西里试图起来，又重重地坐了回去。菲利克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伸出手去，想帮他站起来。瓦西里摇摇头，抓住楼梯扶手，把自己拉起来，踉跄了一下，靠在墙上。
　　“你回来晚了。”
　　“你也没有很早。”菲利克扶住瓦西里的手肘，以为对方会挣脱，结果并没有，“你喝醉了。”
　　“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很庆幸我的工作和你的不太一样。”
　　“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瓦西里口齿不清地说，听上去就像诅咒一样，菲利克愣了一下，瓦西里用力把他推到墙上，牢牢压在那里，仿佛菲利克是个现行盗窃犯，“我不需要证据，我能感觉出来。”
　　“你喝太多了。”菲利克尽量温和地说，并不试图挣脱，“回家去吧，瓦西里。”
　　瓦西里把他的手腕攥得很紧，像是要测试腕骨在多少压力下会折断。他盯着菲利克，有那么几秒钟，菲利克想把一切都告诉他，死去的文学教授，马赛的海鸥，尤哈斯，布兰登，可以看见小院子的公寓，热茶和巧克力饼干。不过这一瞬间很快就消失了，瓦西里吻了他，牙齿撞上他的下唇，一阵疼痛。这太危险了，要是有人碰巧出门，或者上楼，就会看见他们，但他们哪一次见面不危险呢？他和瓦西里的关系就是绕着危险来建立的。作为报复，菲利克咬了瓦西里的嘴唇，后者从喉咙里哼了一声，抓住菲利克的脖子，拇指刚好按着他的喉结。
　　楼上某个地方，一扇门砰地关上。
　　他们互相把对方推开了，一个靠着墙壁，一个靠着楼梯扶手，喘着气，一起往上看。脏兮兮的、沾着蛛网的灯泡照亮了楼道，没有脚步声，没有人下来。两人看着对方，像是刚刚从梦中惊醒。菲利克等着瓦西里说点什么，但对方什么都没有说，步履沉重地走上七楼，钥匙叮当作响，门打开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关上，锁舌咔嗒一响。
　　菲利克在梯级上坐下来，就是瓦西里不久前坐过的地方，盯着手表，十一点四十二分，他打算过十分钟再回去。短暂的热情退去了，他现在浑身发冷，翻来覆去地咀嚼瓦西里刚才那句没头没尾的话，他只是喝醉了吗？还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克格勃之所以不派人监视他，是不是想给菲利克一种安全的幻觉，等他自己犯错？是瓦西里一个人怀疑他，还是反间处已经盯上了菲利克？他很想和布兰登说话，跟他讲瓦西里，听情报官分析这件事。
　　菲利克一直等到自己能控制这些沸腾的不安情绪，才站起来，向楼上走去。就在他蹑手蹑脚穿过漆黑的客厅到卧室去的时候，挂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
　　后来，早上上班的时候菲利克时常在门口碰到瓦西里，对方始终摆出最佳表演姿态，问菲利克要不要搭便车去总部。他第四次这么提议的时候菲利克答应了，两人一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只有电台在单调地喋喋不休，快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时候，瓦西里伸手把电台音量拧大，音乐一下子灌满了整辆车，反窃听的常规动作之一，只要他们小声说话，就不会被克格勃安装在车里的窃听器捕获。菲利克等待着，直直地盯着挡风玻璃。今天下雨夹雪了，冷得厉害，细小的冰粒和雨水一起洒落在玻璃上。
　　“我很想念你。”瓦西里说，声音很低，菲利克几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他应该回答“我也是”，但这句话不知怎的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瓦西里用力抓着方向盘，好像要徒手把它拆下来。
　　“瓦西里。”菲利克开口。
　　“我们到了。”瓦西里宣布，车在大楼的阴影里停下，他关掉了车载收音机，“进去吧，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别给自己惹麻烦。”
　　瓦西里从没这么叫过他，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两人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没有道别。自此之后瓦西里就再也不发出邀请了，就算再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莫斯科时刻令他紧张不安，对比起巴黎，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就像个废弃的舞台，到处都是蒙尘的道具和虚假的布景，填充着游魂一样的人们。令事情更糟的是，父亲又催促他结婚，不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克格勃，婚姻是履历表上的必填项。一位正直的克格勃必须有个家庭。
　　“你甚至不需要喜欢你的妻子，她也不需要喜欢你。”父亲指出，“就是互相合作，填上档案里的空缺而已。”
　　“好的，爸爸。”
　　为了应付父亲，菲利克不情不愿地去野餐和舞会，心思根本不在约会上，女孩们也不喜欢他。他不知道总部什么时候打算再把自己派出去，也不确定还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利克不敢问科里亚叔叔，也不敢表现出很想到“外面”去的样子，免得被怀疑居心不良。克格勃替他支付学费的英文课程已经接近尾声，菲利克猜测新的外派地点也许是加拿大，这也不错，加拿大是前往美国的跳板，要是他能到美国去，那回来莫斯科的时候，应该能轻松摘得上尉军衔。而且军情六处更容易和他见面，克格勃在魁北克的耳目远远不及在巴黎的三分之一。
　　然而科里亚叔叔，因为他是科里亚叔叔，以难以揣摩闻名。1978年秋天，离开巴黎一年之后，菲利克通过了新的保密等级评估，又被送了回去，这次去担任一个不同的职务。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现在是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副站长了，分管“打猎”活动和军工情报搜集。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太妃糖纸，半透明，印着蜂蜜罐和巧克力图案，压得很平整。这是来自布兰登的信号，一句悄悄的“你好”。
　　直到这一刻，菲利克才终于松了口气。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都和以前一样。他又回到了“旷野”之中，现在“旷野”是他真正的栖息地，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远远地、安全地去爱莫斯科，和瓦西里。
　　谁都没有预见到的是，就在菲利克锁上信箱的这一刻。在海峡另一边的伦敦，一个寂寂无名的军情六处分析员按响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寓所的门铃。这位名字不详的分析员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绝不应该从办公室带出来的文件。这时候伦敦下着雨，有人出来开门的时候，这个瘦高男人的头发已经被淋得一缕一缕粘在额头上了，保姆以为他是乞丐，准备关上门，陌生人伸手挡住了。
　　“我要和你的雇主说话。”不速之客说，一滴雨水挂在他的尖鼻子上，“告诉他我手上拿着莫斯科一定想要的情报，我知道军情六处收买了好几个克格勃外勤，给我五万英镑，我就把内奸的名字全告诉他，我只要钱，他可以当个英雄，去吧，告诉他。”
　　保姆跑上楼去了，一路喊着屋主的名字。


第24章
　　不请自来的情报，通常要在克格勃漆黑的、鼓胀的肚子里经过重重过滤，仔细审查，确证，分析，删减，改写，然后才分发到真正需要它的部门去。要是运气很好的话，整个过程大概耗时两三个月，要是运气不好，这些文件就会永远丢失在官僚主义灰色齿轮的间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伦敦来的这一份情报，碰巧属于运气好的那一批。克格勃时常收到类似的举报，声称某某上尉或者某某口译员是西方间谍，最后查证下来，这些“情报”多半是嫉妒的同僚写的，意图借着反间处的刀，把看不顺眼的人捅下来。要是这些从天而降的“机密”是外国人送来的，那克格勃就更警惕了，这些人要不就是想用沙子换金子，要不就是军情六处特意炮制的毒饵，想把克格勃珍贵的外勤引诱出来，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