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也许是因为我比较软弱吧。”
　　“不。”布兰登摇摇头，“我觉得正好相反，跟着规矩玩是最安全的，永远是跳出笼子那个人有更大的勇气。”
　　布兰登并不是彼得的最后一个情报官，但始终是彼得最喜欢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年龄相近，又或者因为布兰登给了他一种克格勃不能提供的尊重和关注，也可能只是彼得将对巴黎的感情部分投射在布兰登身上了。自从他提过一次之后，安全屋里总有白兰地和伏特加，巧克力饼干换成果酱馅脆饼，后来又换成糖渍梨子蛋糕，这无所谓，只有布兰登一直在吃东西。彼得不会说英语，布兰登不会俄语，两人都得走在法语这条弯曲的桥上。录音机放在彼得面前，布兰登让他来决定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临时关上。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还会算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没几个月就放弃这些自己订立的条条框框了。
　　1977年是彼得在巴黎的最后一年，除了情报站站长之外，“旷野”里的鸟儿一般是三年一轮换。他和布兰登在剧院旁边的小公寓里道别。录完最后一次口头简报之后，英国人站起来，绕过茶几过来和他握手。彼得拥抱了他，两人都不太习惯这个举动，局促地等了几秒，分开了。
　　“等你回到莫斯科，我们就没办法再和你联络了。如果你遇到必须联络我们的危急情况，这里有个电话——”
　　“我希望不是什么洗衣服务了。”
　　“这次不是。”布兰登笑了笑，在一张纸上写下号码，“背下来，不要写在任何地方，太危险了。要是你还有机会回到‘外面’，我们会知道的，自然会有人联络你，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主动找我们。”
　　“我明白。”
　　“我还不得不再问一次，等你回到莫斯科，有可能接触到瓦西里吗？”
　　“取决于你们想我靠近他还是远离他。”
　　“我们有过一些……讨论。”布兰登清了清喉咙，“我们决定留给你判断。”
　　“你作为情报官的建议是什么？”
　　“和他断绝来往，他是个潜在的威胁。”
　　彼得希望瓦西里能听见这句话，看看他脸上有什么表情，毕竟彼得才是那个“潜在的威胁”。他本想继续问“那你作为朋友的建议是什么”，最后决定不为难布兰登，一个合格的情报官不会和线人成为朋友。他后来才从别的渠道知道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在他回国之前有过一场争执，一方希望把彼得当特洛伊木马用，重新点燃他和瓦西里之间岌岌可危的关系，以便偷取情报，遭到布兰登所在的另一方激烈反对。这群英国人甚至还设想过用钱来诱惑瓦西里。金钱！彼得不由得露出嘲弄的笑容，他们实在太不了解瓦西里了。
　　在苏黎世附近的小火车站里，时间是七点十五分。如果瓦西里收到了信，那现在应该在火车上了。彼得花了很多时间编排那封信，并不是因为他要推心置腹，不，这没有用，瓦西里不会被动听的言辞打动，尤其是来自菲利克的动听言辞，这只会让他疑心更重。也不能说理，免得陷入政见的蛛网里，动弹不得。唯一能说服瓦西里的办法，是堵死其他路径，再指给他一条新的小路，让他没有选择。
　　在东柏林，时间也是七点十五分，所有的检查站都已经打开。斯塔西总部成为了一个孤岛，在海浪里颤抖不已。楼梯间的灯泡闪烁了几下才稳定下来，一张车票从撕坏的信封里滑出，落到瓦西里脚边。他之前摸到的那张厚厚的纸其实是折起来的列车时刻表，标出了从布达佩斯出发，途径维也纳和苏黎世，最终到达都灵的长途火车。这个班次不经过柏林，如果他想赶上火车，就必须在——瓦西里看了一眼手表，心里飞快地估算时间——二十分钟内离开这栋被重重围困的大楼。他再次抖了抖信封，终于摸出一张写着字的短笺。菲利克一笔一画都很清楚，像个认真勤恳的学生。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彻底消失了。”这是第一句话，没有抬头，没有客套话。“等你打开这封信——天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打开这封信，你的顽固总是超出我的想象——克格勃的猎狗应该也差不多开始搜查我的办公室了。他们会在抽屉里找到一份复印件，是你提交给西德的避难申请。现在你和我一样是个叛徒了。”
　　瓦西里不得不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他的手开始发抖，分不清是因为愤怒还是恐惧。他从来没有填过什么避难申请，但在克格勃眼中，这没有分别。等他们查清楚那份文件是假的之前，瓦西里恐怕早就烂在卢比扬卡监狱了。
　　“我会等着你，不论你以什么目的来找我——寻求复仇，履行责任，要求解释，抑或像我斗胆幻想的那样，因为爱——我都会等着。”
　　结束，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瓦西里继续在楼梯上呆坐了一会，翻来覆去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捡起车票，和信封一起塞进口袋里，快步跑回办公室。一种夹杂着焦虑和恐慌的紧迫感冒着泡浮起来，威胁着要将他整个淹没，要是菲利克说的是实话，那瓦西里现在的处境非常危急，克格勃随时都可能发出通缉令，又或者早就已经发出了，只是柏林混乱一片，没人来得及执行而已。
　　他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套干净的便服，方便他偶尔通宵的时候换，瓦西里冲进昏暗的房间里，锁上门，匆匆脱掉制服，换上黑色衬衫和西装长裤。外面很冷，他没有毛衣，但也没有办法了。瓦西里把外套从门后的钩子上扯下来，穿上，确认走廊没人才离开办公室。远处，一部电话突然开始尖叫，响了许久都没人接听。走廊拐角传来脚步声，瓦西里躲进阴影里，紧贴着墙壁，等动静消失，才静悄悄地走向楼梯。
　　“安德罗索夫同志？是你吗？”
　　瓦西里僵住了。三个穿着制服的斯塔西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认得个子最高的那个，是第二十总司的一个上尉。瓦西里下意识地把手伸向皮带，他忘了带枪，但这个动作似乎暂时把斯塔西吓住了。他们隔着这段短短的走廊对峙了一小会儿，似乎终于意识到瓦西里只是虚张声势，第二十总司的人拔腿向他冲来，“安德罗索夫同志，站在那里别动！”
　　瓦西里转过身，往相反方向狂奔起来。


第23章
　　对一个并不打算全力往上爬的人而言，菲利克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利。1977年九月，派驻巴黎三年后，菲利克·奥尔洛夫回到了莫斯科，直接被难以捉摸的官僚主义之臂提拔了好几层楼，放到科里亚叔叔身边，充当“私人助手”。他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安静地待着，像只尽力和阴影融为一体的斑鸠，不发表意见，不表现任何倾向，但特勤处雇员对菲利克的态度还是变了，半是忌惮，半是恭敬，老猫头鹰快要退休了，谁都能看出来“助手”实际上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
　　军情六处让他“自行判断”和瓦西里的关系，菲利克最终决定不靠近，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若即若离。两人在菲利克回国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小宝宝的生日，尤利娅的女儿，刚满一岁。菲利克礼貌地拒绝了“来抱抱小家伙”的提议，躲到一边，看着其他人绕着婴儿打转。婴儿浑然不觉，在带花边的蓝色毯子里呼呼大睡。
　　瓦西里很迟才来，把一个随便用尼龙绳扎起来的礼物盒放到桌上，先吻了妹妹，拥抱了妹夫，然后弯腰吻熟睡的外甥女，把她从妹妹怀里接过来，悄声对她唱歌。直到瓦西里抬起头，目光和菲利克对上，菲利克才赫然发现自己在盯着对方看，脸上挂着没来得及藏起来的微笑。瓦西里也勾起了嘴角，但没有过来，很快移开目光，继续和尤利娅谈话。菲利克靠着墙壁，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想走过去，马上打消念头，双手放到背后，紧紧交握起来。
　　1977年也是属于瓦西里的好年头，反间处处长波里斯·普卡耶夫年初退休了，接替普卡耶夫的就是瓦西里的父亲，今年刚晋升上校。到菲利克回来的时候，瓦西里已经坐上了柏林办公室的第二把交椅，同时负责外派人员的反渗透调查，用克格勃的话来说，就是管理猎人的猎人，瓦西里喜欢形容自己是除草的，巡视着苏联的广袤麦田，发现野草或者看起来像野草的东西一律割掉，不问缘由。他不喜欢别人说起他父亲，坚称自己得以晋升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断然不是父荫。菲利克就没那么笃定了，凭他的履历，应该不足以让科里亚叔叔张开翅膀把他揽进怀里，要是父亲没有从中撒布人情的鱼饵，菲利克会很惊讶的。
　　在科里亚叔叔的暗示下，菲利克开始学英语，每周三次到一栋没有门牌号的水泥建筑里去，坐在一间通风不好的教室里。班上的人年龄参差，有刚招揽进克格勃的新毕业生，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也有四十多岁的外交官，一脸厌倦。所有人互相之间都不说话，揣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从“你的名字是？你今年几岁？”开始攀爬新语言的滑溜山路。最开始的老师是个瘦瘦小小的波兰人，用那种被烟和酒摧毁了的嘶哑嗓音解释语法。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英国人，俄语说得滴水不漏，自称是六十年代叛逃来莫斯科的，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伊斯坦布尔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听他说话就像在听电台直播。菲利克每次见到这位把领结打得一丝不苟的归化公民，就油然而生一种单方面的战友情谊。这位绅士已经走过了那条菲利克正在跋涉的险恶林间小路，虽然方向相反。他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在伦敦的某栋同样灰蒙蒙的建筑里，无名无姓，给新来的外勤上俄语课？但菲利克不是叛徒，他绝不会逃离苏联。他只是稍微折弯了规矩，救下无辜卷入冷战的人而已，这可不能算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