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长(三改火)

他大概是指我这副还看得过去的皮囊。
我父亲是个军人，标准的自由资本主义哥萨克，理所当然地卷进国内的革命战争。老头儿所能做的也就是把我放逐到北西伯利亚，避开混乱与斗争。
社会主义是对于我们而言太过超前的事物，但我并不反对。灰尘需要一番大雨洗尽——虽然这场大雨总会休停。
再说说我，我参军完全是因为我父亲。圣彼得堡的军官学校将我安排到后方参谋部，大概是我的教官先生总说——要一个清癯而满身书卷气的年轻人上战场就是做梦——事实的确如此，我左轮手枪用得再好，急行军二十千米后照样喘得不行。
我不该是军人的。
说实在的，我小时候妄想成为一个天文学家，但那仅仅是太平盛世的妄想。天文望远镜如今是不离身的，听说北西伯利亚有最明亮的猎户座腰带三星。
那就先写这么多。我想以后应该常做笔记，如果不幸埋骨此地，我写的这些可以给母亲寄去。
12月21日
这几天熟悉了周围环境。河谷从北往南纵列十七条左右，都在封冻期，山林植被覆盖率极高。从哨所到城市徒步一天左右，但在这个季节，没有人敢走。
我们是一座孤岛。
保夫卡今早去巡山。我守着哨岗，慢慢和其他几位熟络起来。说真的，哨所里一共只有四个人，我、保夫卡、负责炊事的维克托，还有与我一般年纪、二十五六岁的安东。
“为土地与人民。”这是哨所口令。
天黑得极早。我带着望远镜去升旗的那片空地，将镜筒对准天空，在满是积雪的地面坐下。风呼啸嘶吼，剐蹭着人的头皮，寒意从脊柱一直窜到脚底。
夜空最显眼的是西方人口中的“milk river”，我更习惯说它是上帝的街市。我定定地坐着，仰头，便看到一片星海闪烁，如同一个梦境。银河像是在天际拖过的一笔画，缀满金粉银末，昭然落在我身上。
最美的事物存在于最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听见身后安东关门出来解手，似乎还骂了一声。我没回头，就听到离我不远的某处传来一阵树枝折断的噼啪声，沿着星光一路响过来。
有人过来。
我条件反射地去摸绑在军大衣旁的枪，那人站在暗处做了个打住的手势，慢慢走过来。
他有军人该有的修长身材。似乎是经历了长途跋涉，他的军装冻得起褶子，扛着行囊和一把96式军用枪。我最后才注意到他的面孔——好看得出乎意料。
处在这种环境中，真是极容易紧张。没有鞑靼人，但保夫卡口中的亚洲黑熊与其他不知名的玩意儿更为难缠。也正是因为这种环境，我会如此仔细地观察一个陌生的军人。
“管事的不在。”安东远远地喊，“新来的？”
“没错。”那人应了一声，将沉重的行囊扔下，看向了我。我瞥了他一眼，思忖片刻，问候了一句：“您是从哪里来的？”
“伊加尔卡。”他道，“路上遇到封山，耽搁了一天。您在看什么？”
“星星。”我不打算和他说天狼星或大熊座，“您知道的，这里没什么战事。您怎么称呼？”
他说了句“盖勒克斯”，后边的姓氏我没听清。我替他把行李扛进哨所，想起一位元帅，是父亲的学生。他也叫盖勒克斯，因为生在一个星河天悬的寒夜。
听说因为党派问题，最近被处刑了。
12月25日
今日圣诞。巡边界线这几天，腿已经麻木到踞下来都没有任何感觉。盖勒克斯一直走在我前面，小心地探着雪窝，手里的枪一刻没有放下。
保夫卡得了伤寒。虽然他自称身子骨足够硬挺，我还是担心他会得大叶性肺炎。因此，这几天的边线巡防的活，我、安东和盖勒克斯包揽下来。
我背着发报机步履蹒跚，踩着前面那位的脚印，耳边全是嗡嗡声。这是雪盲的征兆，足以让人感到大祸临头。尤其，我不想拖累两个同伴。安东见我走得艰难，一开始在我身后喊着“振作点，老弟”，后来也没声了。前边是丘陵，上去要费不少劲，我便提议盖勒克斯先停歇一会。
他没说话，拉了我一把。三个人在一处崖壁旁坐了下来。盖勒克斯伸手把我眉毛上的雪抹掉，向崖壁下一指：“那里是个湖泊，冰封住的。你们去过吗？”
“没呢。”我轻声道。
“天气暖和了就去钓鱼！”安东拍了拍我。
盖勒克斯巡边界线比我熟稔得多，骨子里的果敢也使他比我更像一个军人。他说以前在圣彼得堡海防的时候也是如此，其间差异，不过一个跋山，一个涉水而已。
他为什么来这里，我不知道，也不乐意问。
估计是和我同样的原因。
晚上五点左右，太阳完全落入远处的雪峰后面，一片浅蓝色阴影笼罩着大地。我们在山顶处安营，安东先守夜。我没睡意，靠在一旁山石上看星空。猎户座腰带三星起来了，明晃晃耀人眼目。眨一眨眼，又有更多星辰涌出来，仿佛大海中的浮游生物。
天空才是大海，山脉不过波澜。
“我们能看到银河，或许远处有更多的星系，肉眼难以观察。”盖勒克斯在我身旁坐下，我这么对他说道，“有人提出，它们都在无一例外地离我们远去。或者说，是我们身处的空间、时间在不断膨胀。”
“您很喜欢看天上，美人儿。”盖勒克斯笑着答道。我对他们给我的称呼有些感冒，又懒得争辩。风在面颊上拍得生疼，我将大衣领子往上拉了拉，闭起眼，听着自己的呼吸。
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我活在时间一隙中，安宁而自在。
我奢望永远不再拿出腰间的枪。
篝火艰难燃起时，我拿出笔记本写了两个字，钢笔就冻得不能出墨。我本想记录大熊座的位置，如此只好作罢。安东在不远处来回走着，我听着他踩压积雪的脚步声，混杂万物的呼吸。
“睡不着吗？”盖勒克斯问，“因为太冷吧。”
“并没有，前辈。”我靠在他一边笑道，“我觉得这些......太妙了。”
所以才不舍得睡去。
12月27日
保夫卡开玩笑说，他捻着自己的肩章，就像摸初恋姑娘的手一样，尽管那是多么粗糙不平。
他的初恋叫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一会“叶卡捷琳娜”一会“卡秋莎”。我们几个笑着听他讲，维克托开了一瓶陈酒。我酒品颇差劲，之后一直抓着盖勒克斯问，我眼里有没有星星。
我刚醒的时候，看到我大衣口袋里有他塞进的一张纸条。
他说我眼里有西伯利亚的星空。
1月13日
耽搁很久没动笔。
上周和盖勒克斯去巡防，走到赛普勒悬崖的时候遇到了黑熊。我彼时挂在树上，手枪只有一个便携式弹夹，5枚子弹。我打了三枚，全部命中，但对于那皮糙肉厚的玩意简直像挠痒，反而更激怒了它。
我听不得畜生咆哮，你说那是贵公子习气也罢。那声音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在耳边如雷地炸裂开来。
剩下两枚子弹我们心照不宣地留着。黑熊舌头有倒刺，舔一口就是剥人皮，不如一枪解决自己来得干净。我们有两口刀，莫斯科锻的，我第一次把身家性命押在它身上。
盖勒克斯从熊爪下边窜过去捣它心窝，刀刃扎进熊脖颈，转瞬间鲜血喷涌出来，那畜生吼得嘶哑又挠人心肝。我在后边看得忘了呼吸，看那头熊追过来才醒神，默念了声“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把手里的刀掷给盖勒克斯。他喊了声“漂亮”，抄起刀柄向巨兽肩胛骨狠狠砍下去。
我火上浇油般扣了扳机，直直打破了它的喉管。
我们扒了熊皮，切了几块肉，余下的埋进雪堆并打了记号，打算下个月去取。
“美人儿的枪打得真漂亮。”他道，“您这人......”
“我好歹也是个军人。”
“清秀，单薄。”他接着道，“您真的很适合站在天文台看您的星河万里，不像我......我自打决意考军校，就没动过其他心思。”
“您为什么参军？”
他笑答：“为土地与人民。”
保夫卡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前些日子去了伊加尔卡，镇上的医生给开了些药，都是临时延缓阵痛的方子。我们说不出话来，倒是他自己笑得没谱似的：“进城的话，给你们找酒找姑娘去。”
在酒馆里听闻资本家们正式倒台，莫斯科的暴乱又开始了。我躲了出去，想给父亲写信，但是没敢下笔。
不论怎样，我是国家的军人。
伊加尔卡这片灰蒙蒙的城市是保夫卡的家乡。他在这里成长，又去了圣彼得堡，遇见了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军官。
命运就是那么可笑。一同过路的人分出了尊卑，不言而喻地，一拍两散。
2月6日
保夫卡走了。
那天他清晨出去巡防，就再也没回来。我出去找他，只拾得他那把老式步枪。林子某处幼鹰凄长地尖声叫着，山脚下小村庄里回应着另一只公鸡经久不息的啼鸣。
安东把那把步枪拆成几块，枪管和弹夹留下，其余给埋了。我们知道保夫卡是基督教徒，给他打了十字架。听说死者手里要拿圣经，我们没有，只能拿了张纸片给他写上几句，贸贸然火化成一撮灰。
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2月21日
日子本来很清闲，莫斯科突然来了指示，要从伊加尔卡港口修筑铁路。这里的边防军都被要求向指定修路点调动。
大概是斯大林的主意——他的主意总是很多。
但北西伯利亚的军队还有一些没有被正式改革收编，称不上是红军。城里开会时，有的部队怨声载道，还有的干脆没来。
我相较于维克托和安东算是读过不少书，盖勒克斯身上有旧伤，我不好麻烦他，于是接下了保夫卡的职位。
“诺斯·尼基弗洛夫，”开会时从莫斯科来的团支书道，“你对改编怎么看？”
我合上笔记本，想起父亲。
刚要开口，坐在后面的盖勒克斯扯了扯我肩膀。我回过头去，听他在耳边道：“你有资产吗？”
我还未来得及回应，礼堂那边一个人腾地起身：“我们的东西，也全部要给你们吗？那我们还剩什么，穷光棍一条？”
“听说红军把姑娘共妻......”
礼堂里一阵低低的笑声，又归于沉寂。
“先生。”我这样称呼那位团支书，觉得十分别扭，“如果打仗，您的红军会不遗余力地……保卫国家吗？”
他一愣，笑了。
“当然，少校。”

3月5日
铁路修筑开始了。这里我不熟悉，风雪很大。眼前什么也看不清，往往一个铁锹用了三天，柄头就脱落了。
没有任何机械，全凭一双手。不相识的人肩头扛着相同的砂石土块，面前铺展开茫茫的荒原与烟灰的云层。天黑时有明火，杂糅人声，还有远处的鸡鸣犬吠，被北下的寒风袭卷而去。
我的肩膀不负期望地被冻伤。起初以为没什么事，军大衣许多天都没卸下，加上天气寒冷，清洗伤口更为麻烦，就耽搁了。没过几天，肩膀就举不起来了。
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打算去处理。盖勒克斯在炭火旁烤热了刀，我咬着牙坐下，开始解大衣扣子。寒气灌进来，最里的棉衣和冻伤粘合在一起，一片青紫色。
“你有火药吗？”我只觉得肩头钻心地疼，尽力地将声音放轻。
“火药是撒在枪伤上的，您糊涂了。”他在我身后半蹲下，刀口细细地挑粘在创伤处的布料。我左臂不自觉地颤栗，逼着自己和他说话：“是啊，这两天实在没歇过......”
我真希望，他能把我当做一个剔骨疗伤也能谈笑风生的人。
盖勒克斯停了下来。他把我的大衣往下拉了拉，将手臂伸到我面前。
“您疼就咬着，这里没有木片。”他道。
我只在他挖下腐肉时咬住他的食指闷哼了一声。温热的血液顺着胸口躺下来，他迅速地用绷带止住，把我考到一边。“谢谢”在此时都说不出口，我只听他道：“没破血管，那是淤血。”
我试着活动了一下。他在我身边坐下，给我看了看表——我的休息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这几日天空无星无月。
顺便记一句，母亲来信，说父亲已经被处决了。
3月19日
德国撕毁了慕尼黑协定。
消息过来的时间，大家条件反射般扔下手里的工具去拿枪。
铁路停工了。
4月2日
我翻找到了盖勒克斯的元帅军衔肩章。
他走进帐篷时，我拿着肩章看向他。
他伸手要拿回他的肩章，我甩手闪躲过去，向后磕到桌椅，不得已停了下来。他本是要伸手抓我的肩，似乎想起我没好透的伤口，放下手叹了一声。
我皱了皱眉，把肩章抛还给他。他利落地将那片肩章抛进炭火盆，只听得呲啦一声。
“你是怎么打赢红海战役的？”我真心诚意地问他，“当时前辈那么年轻。”
他默了一默，道：“那时我父亲刚战死。我遇见你父亲——就是我的老师。”
我记得十五六岁时在圣彼得堡见他，那时我不过是个学生。我也叫他前辈，他当时留着长发，美得不可方物。
入伍后头发都剪了吧。
6月7日
斯大林格勒开战了。
我们向莫斯科出发——大概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作最后的鏖战。我军装穿得笔挺，向安东道了别。我们在改编以后没有碰面的机会了。盖勒克斯和我在一个步兵连，好歹能照面。
叶尼塞河刚到开冰期，北方边陲不到六千人的临时师沿河出发。赤尾雉在林间啼鸣着寻找配偶，扑打翅膀的声音简直要盖过车马辚辚与流凌相撞的声响。
晚间的星河也重新灿烂起来。一轮黄澄澄的残月也时常与人会面，玲珑挂在天空一角。
我们乘火车向南方去。
随身的左轮手枪我已经擦拭不下百遍，在拥挤的车厢里，我忍不住把它拿出来细看。盖勒克斯靠着我睡着了，我放下枪，触了触他柔软的发丝，又将手缩了回来。
谁才是美人啊。
他大概被我打扰了，抬起身子。我低声说了句对不起，将枪收起来。一片昏暗嘈杂中，只有心跳声无比明晰。
“如果不打仗，后半辈子留在伊加尔卡也挺好。”盖勒克斯道，“有原野森林与山脉，和人世不相通......还有西伯利亚的星河。”
我在他有剥茧的掌心无意识地画了个十字。
8月21日
原谅我很久没有动笔。战事繁杂。
战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在莫斯科，动弹不得，每天清早跑完步后神经质地坐在发报机前，或者就是打开收音机。
元首进行了最后演讲，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为土地与人民。”
9月7日
我们在城郊扎营。
树枝在天际拖过横斜的一笔画，落了几只乌鸦。杂草丛生的郊外适合隐蔽，更适合挖掘壕沟。天还没热起来，就又将在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下重归于寒冷。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即将胜利，但那无济于事。日耳曼人的另一支武装越过高加索山脉向我们逼来。
我已经在发报机前坐了两宿。暂时没有任务，我拿起笔来记点东西。我实在想说说我们连的连长，那个有点跛腿的老头子。说实在的他不算老，四五十岁的样子，无来由的沧桑，一双眼睛像是麋鹿的，陷在满脸皱纹里看不真切。
他总喜欢叫我和其他的年轻军人“孩子”，但他总是叫盖勒克斯“副连长同志”。盖勒克斯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能替他分担不少。我这参谋长，在他眼里大概就是孩子。
今天写了生死状和遗书。连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拿着钢笔在遗书封面上画着简笔画的花儿，其他人也叫他给画上两朵，最好能看出来是矢车菊。
10月1日
战争爆发第一天。
我们在莫斯科西郊与敌人猛烈交火，壕沟外打得一片烟尘弥漫。子弹飞速划过和大型装甲车开过的声音无比尖锐。耳膜好像被震得支离破碎。
我在壕沟里一待就是十四小时，敌人顽固地冲锋，到后来，我换子弹都不需要看枪管和弹夹的合缝处，只听“咔嚓”一声就继续架了枪开火。
这种战况，我也没时间看星河了。
整个人其实已经倚靠在壕沟壁上，腿没力气，只有手眼不断配合着瞄准开枪。后脚踝被人一拉，我毫无防备地向后跌去，一声巨响便在面前炸开。
盖勒克斯把我的后脑往下按去，我大口地喘着气。周围才安静了些，交火再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