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长(三改火)

“参谋长，你回去！”九点钟方向的波波维奇猛地向前甩了颗手榴弹，“你看看怎么撤离......”
盖勒克斯在我身旁架起枪，熟练狠辣地开火。
“不可能！”我用尽力气大喊，“这里！这里就是底线！”
说完便去抓我的枪。
这种感觉很奇特，就算过了三四十年我也不会忘记。在那么一刹那，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力的人，足以保护一切，不论生死地保护。
敌人没有再次冲锋。
我握着枪托跳出战壕，绕着纳粹的尸体向远处升起的太阳投去一眼。壕沟里的伤员被运送回城，我回头望着他们，然后看向盖勒克斯。
“美人，你枪打得不错。”他笑起来，我走上前去抱住他。两人身上全是尘土血渍，也顾不得脏。我只觉得浑身上下都被子弹打了窟窿，松开手，下战壕去背伤员。
波波维奇喊了声：“谁家还有威士忌？”
“可去您的吧。”老连长怒道，“明天您活着回来，莫斯科有的是！”
大家笑起来。我摆正了肩章，把一具尸体拉上来。这人死相难看，满脸血污，我帮他擦干净了，才看出这是那在遗书上画矢车菊的男孩。
10月3日
昨天挡住了三次冲锋，没时间记笔记。
中国来了军队，但支援的是南面。我们守着最重要的格尔顿堡，却是孤军奋战。
残阳滴血似的火红。
10月7日
我们与胜利只有一个小拇指的距离。
我结束了祷告，默念一句“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又加上“为土地与人民”。背着的枪杆被擦得锃亮，弹夹是容量最大的那几个。
我们要准备突围，接应援军。
今夜众星闪烁，按照伊努特人的占卜辞，是“难得的好机会”。我和老连长向高加索方向前进，接应从波兰出发的红军军队。但另一支掩护部队依然被需要。
“谁带队？”
“我来。”
我猛地抬头，看到盖勒克斯把枪支别好。他仿佛没看见我脸上的诧异，道：“我知道掩护部队死亡率高。”
但除了他，这里没有人能胜任。
这是最后一战了。
我们简短地握手算作道别，又敬了军礼。向前走了几步，他还是矮身抱了抱我。
“你比你父亲更像一个军人。”他道。
我们出发了。
10月10日
整片荒原上只有我们的脚步。没有后方，没有信号，甚至没有敌人。
我忽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孤独的行人。
人在极度安静封闭的状态下，精神处于崩溃的临界状态。头脑里把本来就没什么故事的人生前二十六年过了个遍。挣扎不得，脱身不得，我仿佛是在一个走不出的梦魇里躞蹀攀援。
晚上休息时猛地从睡梦里惊醒，耳侧都是猎猎风声。头顶是银河，摄人心魄。
10月14日
我们成功了。
日耳曼荣光第一次熄灭。
当我看到北麓的营地时，手不受控制地去摸枪柄。然后，耳边才传来从绝望里倾泻而出的疯狂欢呼。
我骑上马，与盟军一道向莫斯科飞奔而去。我们很平安，那盖勒克斯一定是成功了吧？虽然纳粹的攻击像疯狗，我的元帅也能有办法吧？
抱歉。他不是我的元帅，我们属于土地与人民。
我们从南部开始夹击，那里的丘陵被不计其数的手榴弹与高导炮弹削下去两米左右。我的右肩膀被打穿了，但绷带紧缺，我没包扎。撑到莫斯科城内时，我都要晕死过去。
各路的军队进城会师了。
但我在伤员集中处，并未听到盖勒克斯的消息。
10月20日
听总部说，掩护部队最后一次发回消息是在莫斯科保卫战成功的前夜。
他们调动了敌人的围城的大部分火力，将它们累加在部队作战中。这样的后果，要么把敌人拖死，要么自取灭亡。
今早又咳了血。退伍后可能要转去组织部工作，到底还能做点什么。
盖勒克斯也不会希望我懦弱。
11月12日
今天去了火车站，往圣彼得堡。安东来送我。
笔记以后就不常用了。毕竟城市里的星河，总是没有北西伯利亚好看。
1972年春。
“您是......”年轻的军人拿起笔和纸，“是领取烈士遗骸的家属？”
“不是家属。”那位老人道，“是战友。”
年轻军人看着那腰板硬直的老人走过去，拉开盖在尸骸上的红绸布，将姓名一个一个看过去。最后，他停了下来。
那份遗骸只有一个残破的头骨。
老人蹲下身，伸手捧起骷髅，弯着嘴角，笑得极其温和。 年轻军人还未来得及大吃一惊，他迅速地将头骨放了回去，动作如多年前那般利落快捷。
“我要带回去安葬......”他自言自语道，“去伊加尔卡的哨所。”
那里有西伯利亚最灿烂的星河。

枯燥无味的圣诞假，我在这家心理诊所兼职。
每天都要见些千奇百怪的人。他们大抵宣称自己是抑郁症患者，焦虑、敏感又懦弱，像一地玻璃碎片，折射着阳光，有意无意之间不断宣誓自己存在的必要。
但即将要见的那位有点不同。
“阑，你真不来聚会？萨拉说她想......”
“抱歉，我有工作，算了吧。”我搪塞过去，挂了电话，站在等候室的老旧木门前。这个等候室以前不是我的专属。门上的“Please knock at the door softly”字迹斑驳陆离，我迟疑片刻，尽力柔和地敲了三下门。
“颜阑医生？”阿妮娅笑着抱着一束红玫瑰，从我身后小跑着过去，“工作又来了？希望这是不错的一天。”
她也是我的病人，恢复得很好。“您也是。”我说着，回头去看那扇门。
没人回应。
真见鬼。我深吸了口气，推门进去。空旷的房间开了一扇小窗，透进些许阳光。一个画架摆在房间中央，画布面上的斑斓油彩未干，调色盘在一旁放着。
没有人在这。我向前走了几步，坐到画布前。那真是印象派涂鸦，但在我看来杂乱而没有章法。画的是什么......晚霞？
不如说，那是很多种色彩揉成一团的大杂烩。
我俯身正看着，肩头毫无防备地被人往后一扯。心跳几乎漏了一拍，我向旁边踉跄一步。那人像影子一样从死角中走到我身边，冲我灿烂一笑。
“下午好。”他在我身边坐下。
他挺年轻，眉眼带着些许冷与柔，黑发不服管地微微打卷儿。那瘦削高挑的身板被松垮的风衣欲盖弥彰地藏着，白皙到血管毕露的手纤长有力，此刻正被漫不经心地放在口袋里。
是克雷尔·卡勒。
心理顾问无权过问病历卡，但我只需要知道他的名字。他是the MET专门刑事部凶杀案特别调查小组的顾问侦探，那地方负责的高级警官韦弗莱是我最近认识的。好吧，警官先生总是担心下属们的精神问题。
显而易见，他童年时应该有过短期自闭症，有这种病症的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但现在看来，他只是不爱说话的孤僻聪明人。他的眼部和牙齿告诉我，他作息极其规律，无不良嗜好。
我的目光又落回他的画上。
克雷尔丝毫没有顾忌我这样一个多出来的理疗师，拿起笔刷，蘸了点红颜料，向画布上抹去。这件事，他大概做了两个小时以上。我轻咳一声，偏头打量着他，直到他转头看我。
他的眼眸太好看了，兴许是因为他眼里映着画布上挥洒的斑斓纷呈。孤独宇宙最为盛大的坍缩陷落，光都逃不出去。什么山川湖泊与世间万物，与之相较，皆是黯然。
再看会陷进去的。
我急忙收回目光。
“行吧。先生，我不管您是在度假还是什么，来了这里，我就有义务陪您——坐在这。您是韦弗莱·华尔警官推荐来的？”
克雷尔把笔丢进水桶，水珠溅到两旁。
“听他说最近案子很多，压力太大，您确实该休假。您平常喜欢什么样的放松方式？......找个伴儿？”
“我没有休假。”他开口，带着懒散的笑意，“我也没有心理疾病，医生。请你告诉韦弗莱——那个混蛋......我要返回工作，立刻。”
我正想说点什么拖延一下，门被嘭地撞开，小个子苏尼特冲进来，狼狈不堪地按了按帽子，眼珠都快掉出来似的。
“颜！”他哑着嗓子道，“阿妮娅......自杀了。”
“你在开玩笑？”我难以置信地看向艾伯特，他是诊所的负责人，“阿妮娅的病症不重，还有，我刚刚看见她抱着一捧花走过去。自杀的怎么会是她？”
“你该反省反省。”艾伯特叼着雪茄含混不清道，“她是你的病人，颜。”
“......我想要看看尸体。”
“去吧，等候室一号。进门前记得画十字。”艾伯特将雪茄挤到烟灰缸旁，“她的家人这会应该要来领遗体了......”
阿妮娅在一号等候室自杀。这个等候室不常用，平时没有人会去那里。
诊所里吵吵嚷嚷。我跑到一号等候室门口，看见阿妮娅常穿的那双玫色高跟鞋额整齐地摆放在门边。我抬起头，撞入眼中的是满目深红。
等候室的一面墙不知何时被涂成红色，一张椅子正对着墙面，上面坐着的是阿妮娅的尸体。她的眼睛大张着，涣散的瞳孔瞪视着墙面，右侧头部的血迹已经凝结，半边脸孔都与墙面是同样的颜色。墙角下摆放了一个油漆桶，里面扔了一个滚筒刷。
难以想象，她半个多小时前还对我说“have a nice day”。
我在胸口画了个十字，正要进去，后面有人拉住我衬衫的后领，猛地往后一拽。
那要勒死人的力道有点似曾相识。
我搓了搓手，看着克雷尔穿着鞋套从身边过去。他回头对我一笑，在尸体旁蹲下：“犯罪现场，请别进来了。”
外面响起警车尖锐的鸣笛声。
“很高兴见到你，小伙子。”韦弗莱疾步走过来，看见我在门口，便笑着拍了拍我的肩。我与他握了手，他看向克雷尔，把一双塑胶手套向他扔过去。克雷尔单手接住，利落地带上，靠近尸体看了看：“下午好，老混蛋。”
我注视着他将阿妮娅的头偏向左边，仔细看了看弹孔，又拉开她的下颚皱眉检查牙齿。他快速地观察她衬衫裙上的褶皱，目光在她膝盖上停了停——她的双手交叠，一只手握着P220手枪，我注意到手枪带有消音器。
“对了，韦弗莱，我想卡勒先生只需要休息。”我轻声对韦弗莱说，“他幼年有自闭症但是已经好转，喜欢笑，但这不代表外向开朗。他单身，独居，与社会有隔阂，我想你们同事间该多交流......”
“小点声，他都听得见。”韦弗莱捏着嗓子道，“你上次不是要找一个不在酒吧饭店的晚间工作吗？”
“似乎是这样……”
克雷尔站起身，冲到门对面的窗前，将窗玻璃打开，把头探向窗外。
“外面是哪里？”
“......一个私人陵园，先生。”我道，“没有监控。”
他呼了口气，将头缩回来：“差不多了。”
一个女警官跟了过来，在门口敲了敲门框。我对韦弗莱耸了耸肩，抽身到走廊。
“你的时间到了，卡勒。”她道，“为什么判断是谋杀？”
“直觉。”他看着窗外，弯着眼敷衍了一句，“祝你晚上约会顺利，弗瑞曼。”
他脸上总是带着笑，但一看就不是真心的，不过习惯而已。和他说话的人，他都不在意。
“拜托不要浪费时间，请出去......”
“是谋杀。”我说，“我能证明。我可能是最后一个看见阿妮娅的人，我看到她抱了一束玫瑰向这里来。她将花贴近胸口抱着，表明对它的重视，但它不见了。”
“看看监控，看谁抱着一束玫瑰离开这里。”韦弗莱道，“莉莉，你去。”
那个女警官点点头，转过身来看到我，温和地笑了笑，我侧身向旁退去，就听她在走道里低声道：“华尔，克雷尔·卡勒是不受信任的。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顾及别人......”
克雷尔重重地敲了几下墙壁。
“顺便劳驾，弗瑞曼。帮我看看她在死前最后的午餐会见了谁。”他走到尸体旁，从尸体口袋里掏出一片揉成团的纸，“她去了英格兰餐馆，点了两份芝士黄油面包和一份什锦蛋糕。”
我带着韦弗莱和克雷尔走到诊所大堂，给他们一人接了一杯水。克雷尔看了看四周，坐了下来：“那真是完美的自杀现场。”
“你说什么？”韦弗莱几口将水喝干净了，起身又去装水。
“阿妮娅的父亲或母亲是日本人，从她的脸型可以看出来。她在进屋前有脱鞋的习惯，是吗——颜阑医生？”
“没错。”我道，“我不是医生。”
“每个等候室定期清扫，从不积灰，所以不容易留下明显痕迹。”他低着头，双手交握着，拇指靠在一起不住打转，“东区刚刚下了大雨，那位小姐没有带伞。显然，她吃完午饭后脱下高跟鞋跑了一整子，以至于衣服和脚底沾上水渍。”
“说慢点......”韦弗莱咳嗽一声。
“不能，抱歉。”他继续道，“看哪，这位可怜的小姐在房间里踱步，最终带着某种暗示站在一把椅子上把整面墙刷成了红色，然后——bang，一枪结束了自己的苦难。”
非常符合逻辑。
“这当然是大错特错。”克雷尔直起身，“尸体搬走了吗？我想我得回那个房间。”
韦弗莱去取监控录像，我陪着克雷尔去一号等候室。他站在门口，低头看了看那双高跟鞋，道：“下面我说，别出声。”
阿妮娅·安德鲁，29岁左右，从事政府文秘工作。今天是周六，她在中午十二时许到了布什菲尔德街，和一个男人共进午餐。她收到了一束红玫瑰，是个人都知道那代表什么。
她在午饭后来到了这家心理诊所，但没有预约，似乎要找谁。但在之后，她在前往偏僻等候室的路上被劫持。
“凶手带着无指纹手套，脚上也穿着鞋套。凶手脱下她的鞋，摆着门口。”克雷尔跨进门，“那人显然用什么捆绑了她的手腕，只留下极细微的红痕，一般人看不出来。”
“阿妮娅绝对不可能是自杀。如果是开枪自杀，她的手会无力地垂放在体侧，而不是交叠在膝盖上。”我加上一句。
“这很明显吗？”
“啊，是的。”
“那我们继续。”克雷尔走到房间中央，那些脚印已经被喷洒了反光涂料，还算明显，“凶手打晕过受害者，因为她头部有淤青。她被平放在一旁，凶手用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粗略地把墙刷成红色——是个熟练工，紧接着，凶手正式杀害了她。”
“您的意思是，这些房间里带水的脚印，是凶手留下的？”我抬起头，“不可思议，和阿妮娅的脚印相同大小......”
“完全不一样。”他道，“阿妮娅的脚看似正常，但她走路有扁平足，而这些脚印没有。而且看侧重方向和力度，它们......是由一个人的手按动模具留下的。见过做姜饼吗？”
最合理的解释是，凶手在她死后，用她的脚掌在地上按压出脚印。
“凶手把尸体放置在椅子上，造出假象，跳窗逃跑，这是老生常谈。他选了个好地方。”韦弗莱从外面探出头，“克雷尔，你的录像......”
“别进来，拜托了，我在想事情。”克雷尔在那张椅子上坐下，“让我猜猜，没有任何一个人从诊所大门带出玫瑰。”
“没错儿。”
“凶手为什么带走玫瑰？”我站在克雷尔身后，低头看向他。
“挑衅。”
“对谁，对阿妮娅？”
“不，不是她。”他摸了摸下巴，“明显的破绽......是对我，也许。”
韦弗莱说他们没能找到与阿妮娅一起吃午饭的人。餐馆内三个监控摄像头，没一个拍到那个坐在死角里的人。
“安静。”克雷尔道。
他盯着那面红墙，我也跟着看，头有些晕。许久他转过身看对面的白墙，我也回过身去，头脑一片混沌，两眼硬生生在白墙上看出一片绿。
是残影。人有视觉暂留，看久了红色，眼前就会出现绿色的残影，好像是这么着。
“看见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克雷尔站起身，走到门边开始扯鞋套，道：“警官，小心点。会有第二个遇害者的。”
我在门边站定，看着他向走廊尽头走去，回头向韦弗莱一笑，道：“又要忙起来了。”韦弗莱把手机收起，哼哼一句：“可不是吗。”
只听一阵脚步，我抬起头，见那边克雷尔·卡勒抱着风衣跑了过来。他到我们近前，放慢了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