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特·贾得桑。”阿吉特·贾得桑说，离我还有四张桌子。
“萨帕特·萨罗贾。”萨帕特·萨罗贾说，还有三张桌子。
“斯坦利·库马尔。”斯坦利·库马尔说，还有两张桌子。
“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说，他就在我前面。
轮到我了。是解决这个讨厌问题的时候了。麦地那，我来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朝黑板走去。老师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我已经拿起一支粉笔，边说边在黑板上写道：
我的名字叫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大家都叫我
——我在名字前面两个字母下面画了两道线——
派〔8〕·帕特尔
另外我又加上了
π＝3.14
然后我画了一个大圆圈，又画了一条直径，把圆一分为二，以此让大家想起几何初级课程。
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盯着黑板。我屏住了呼吸。接着他说：“很好，派。坐下。下次离开座位之前要请求老师的同意。”
“是，老师。”
他把我的名字勾掉了。然后看着下一个男孩子。
“曼苏尔·阿哈迈德。”曼苏尔·阿哈迈德说。
我得救了。
“戈坦姆·萨尔瓦拉吉。”戈坦姆·萨尔瓦拉吉说。
我能呼吸了。
“阿伦·安奈吉。”阿伦·安奈吉说。
一个新的开始。
我对每个老师都重复这个表演。重复很重要，不仅在训练动物时是这样，在训练人时也是如此。在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和下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之间，我冲上前去，用鲜艳的色彩，有时还有粉笔写在黑板上发出的可怕的刺耳的声音，来装饰我重生的细节。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男孩子们开始像唱歌一样跟着我一起说，我一边在正确的音符下面画线，一边迅速吸一口气，这时声音渐强，达到了高潮，我的新名字被演奏得如此激动人心，任何唱诗班指挥都会感到高兴的。有几个男孩子还接着低声地急迫地喊：“三！点！一！四！”同时我尽快地写着，用将圆一分为二的动作结束了合唱，因为用力太猛了，碎掉的粉笔飞了出去。
每次有机会我都举手，那天我举手时，老师给了我用一个音节报出名字的权利，这个音节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优美。学生们也这么叫我。甚至圣约瑟的淘气鬼们。事实上，这个名字流行起来。一点不错，我们国家人人都是有志气的工程师：很快就有一个叫欧普拉卡什的男孩开始叫自己欧米茄（Omega），还有一个假装是尤普赛伦（Upsilon），过了一阵子又有了一个迦玛（Gamma），一个兰姆达（Lambda）和一个德尔塔（Delta）。但是在小修院，我的名字是第一个也是叫得最长久的一个希腊字母。甚至我哥哥，板球队的队长，学生崇拜的偶像，也表示认可了。第二个星期，他把我拉到了一边。
“我听说你有个外号，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我没有说话。因为无论会是什么样的嘲讽，要来的总是要来的。躲也躲不掉。
“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黄色。”
黄色？我朝四周看了看。不能让任何人听见他要说的话，尤其是他的跟班。“拉维，你是什么意思？”我低声说。
“我没意见，弟弟。什么都比‘排泄哩’好。甚至‘柠檬派’。”
他边急急忙忙地走开边笑着说：“你的脸有点儿红了。”
但是他保持了沉默。
于是，在那个像一间盖着波纹铁屋顶的棚屋的希腊字母里，在那个科学家试图用来理解宇宙的难以表述的无理数里，我找到了避难所。
6
他是个高明的厨师。他那暖气开得太足的家里总是飘散着某种美味佳肴的气味。他放调味品的架子就像一家药店。当他打开冰箱或碗橱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商标名称都是我不认识的。我甚至不知道那些名称是哪一个国家的语言。我们是在印度。但是他的西式菜肴同样烧得很好。他给我做了我所尝过的最有滋味然而又是最清淡的通心粉和奶酪。他做的墨西哥煎玉米卷会让全墨西哥都羡慕的。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他的几只碗橱都塞得满满的。在每一扇橱门后面，在每一层架子上，整整齐齐地堆着像山一样高的罐子和盒子。食物储备足够度过列宁格勒包围战。
7
我很幸运，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几位好老师，这些男女老师走进我黑暗的头脑，划亮了一根火柴。其中一位老师就是萨蒂什·库马尔先生，他是我在小修院的生物老师，也是个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总是希望泰米尔纳德能停止选举电影明星，而走喀拉拉邦的道路。他的长相十分奇特。他光秃秃的头顶是尖的，却长着我所见过的最让人难忘的双下巴，窄窄的肩膀陡然让位于像一座山一样巨大的肚子，只是这座山是立在空中的，因为它戛然而止，垂直消失在裤子里。让我苦恼的是，他那两条细棍子一样的腿是怎么支撑住上面的重量的，但它们撑住了，尽管有时候移动的样子令人惊奇，好像他的膝盖能向任何方向弯曲。他的身体是由几何图形构成的：他看上去就像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放在两条平行线上。但他却是个有机体，实际上很像一个大瘤，一根根黑毛像小树枝一样从耳朵里伸出来。而且友好。他的微笑似乎占满了他那个三角形脑袋的底部。
库马尔先生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我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动物园里发现这一点的。他是动物园的常客，每一张标签和标签上的描述性简介他都读，每一只他所看见的动物他都表示赞许。对他来说，每一只动物都是逻辑学和力学的胜利，整个大自然就是对科学的绝妙解释。在他听来，当一只动物有了交配的欲望时，它想起遗传学之父，于是说：“格累戈尔·孟德尔”，在显示本领时说的是自然选择之父“查尔斯·达尔文”，而我们以为的咩咩声、咕噜声、嘶嘶声、鼓鼻声、咆哮声、吼叫声、号叫声、唧唧声和尖叫声仅仅是外国人的浓重口音。库马尔先生参观动物园是为了把握宇宙的脉搏，他那听诊器般的大脑总是向他证实，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切就是秩序。他离开动物园时感到科学精神振奋。
第一次看见他的三角形身体在动物园里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时，我很害羞，不敢靠近他。尽管我喜欢他这位老师，但他毕竟是拥有权力的人物，而我，是个臣民。我有点儿怕他。我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看着他。他刚刚来到犀牛栏前。因为那几只山羊，这两头印度犀牛在动物园非常引人注目。犀牛是群居动物，当年幼的野生雄性犀牛皮克来的时候，他表现出正在经受孤独的折磨的迹象，吃得越来越少。作为权宜之计，在寻找雌性犀牛的同时，父亲想看看皮克是否能够习惯和山羊一起生活。如果这能行，就能拯救一头珍稀动物。如果不行，那只是牺牲几只山羊而已。这个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皮克和那群山羊变得难舍难分，甚至萨咪特来后也是如此。现在，犀牛洗澡时，山羊就围成一圈站在泥潭旁边，当山羊在角落进食时，皮克和萨咪特就像卫兵一样站在它们旁边。这样的生活安排很受游客欢迎。
库马尔先生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他微微一笑，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挥了挥，示意我过去。
“你好，派。”他说。
“你好，先生。你能到动物园来真好。”
“我常来。可以说这是我的庙宇。这很有意思……”他指着兽栏。“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也像这些山羊和犀牛一样，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首相有着犀牛的铠甲，却没有它的见识。”
我对政治了解得不多。父亲和母亲经常抱怨甘地夫人，但这对我几乎毫无意义。她住在遥远的北方，不在动物园里也不在本地治里。但我感到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
“宗教会拯救我们的。”我说。从我记事时起，宗教就一直与我的心十分贴近。
“宗教？”库马尔先生咧大了嘴笑起来。“我不相信宗教。宗教是黑暗。”
黑暗？我糊涂了。我想，宗教绝不可能是黑暗。宗教是光明。他是在考验我吗？他说“宗教是黑暗”，是不是像他有时候在课堂上说诸如“哺乳动物都会下蛋”之类的话，看看有没有人会纠正他？（“只有鸭嘴兽，先生。”）
“对现实做科学以外的其他解释是毫无根据的，相信我们感觉经验以外的任何事物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清晰的思维，对细节的密切关注，再加上一点点科学知识，就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宗教是迷信的瞎扯。上帝并不存在。”
他是那么说的吗？还是我记得的是后来的无神论者的话？不管怎样，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忍受黑暗呢？只要我们注意看，就会看到一切就在这儿，如此地清晰。”
他正指着皮克。虽然我非常欣赏皮克，但从来没有把一头犀牛想成是一只电灯泡。
他又说话了。“有人说上帝在1947年瓜分期间死了。他可能在1971年战争期间死了。或者也许他昨天在本地治里一家孤儿院里死了。有些人就是那么说的，派。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整天躺在床上，遭受着小儿麻痹症的折磨。每天我都问自己：‘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一直没有来。救我的不是上帝，而是医药。理性是我的先知，它告诉我就像手表会停一样，我们也会死。生命结束了。如果表走得不准，我们必须修理它，就在这儿，就在现在。总有一天我们会控制生产方式，地球上就会有公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