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吗？动物肯定就是这么感觉的。动物的地盘意识很强。这是它们大脑的关键所在。只有熟悉的地盘才能让它们完成野生环境中两件需要不断去做的极其重要的事情：躲避敌人以及获取食物和水。符合生物学原理的动物园里的场地——无论是笼子、兽栏、四周有深沟的小岛、围栏、陆栖小动物饲养箱、大型鸟舍还是水族馆——只是另一个地盘，只不过大小和与人类地盘的靠近程度有些特别。这个地盘比大自然中的地盘小得多，这是合情合理的。野生环境中的地盘很大，这不是出于喜好，而是出于必要。在动物园里，我们为动物所做的就是我们在家里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们把在野生环境中分散在各处的东西集中到一个小地方来。以前洞穴在这里，小河在那边，狩猎场在一英里以外，瞭望台在狩猎场旁边，浆果还在别的地方——所有这些都要受到狮子、蛇、蚂蚁、水蛭和毒藤蔓的侵扰——而现在河水从近在手边的龙头里流出来，我们可以在睡觉的地方的旁边洗澡，我们可以在烧饭的地方吃饭，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起保护作用的墙围起来，让里面保持干净和温暖。一座房子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地盘，在那里，我们的基本需要可以在附近安全地得到满足。一座合理的动物园就相当于动物的房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每一处人类住所都有的火炉或类似的东西）。动物发现这里有它需要的所有地方——瞭望台，休息、进食、饮水、洗澡、梳毛的地方，等等——而且发现不必去捕猎，一星期六天都会有食物出现，它便会像在野生环境中将一个新地方据为己有一样占据它在动物园里的地方，仔细察看这个地方，用它这个物种常用的方式，也许是撒尿，把这个地方划归己有。一旦完成了这个乔迁仪式，安顿了下来，动物便不会感觉自己像紧张的房客，更不会感觉自己像囚徒，而会感到自己是土地的拥有者，它会像在野生环境中的地盘上一样在它自己的场地上活动，包括在地盘受到侵犯时竭尽全力地保卫它。从主观上看，对于一只动物来说，这样的场地不比野生环境中的条件好，也不比野生环境中的条件差；只要能满足动物的需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地盘都仅仅是一个客观情况，一个已知事实，就像豹子身上的斑点。你甚至可以说，如果动物能凭智慧作出判断，它一定会选择住在动物园里，因为动物园和野生环境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寄生虫和敌人，有充足的食物，而后者却有很多寄生虫和敌人，还缺少食物。你自己想想吧。你是愿意住在豪华旅馆里，享受免费客房服务，可以随便看医生，还是愿意无家可归，没有一个照顾你的人？但是动物没有这样的识别能力。它们在自己本性的范围内，靠自己有的东西凑和着过。
一座好动物园是一个充满了细心设计的巧合的地方：就在动物用尿或其他分泌物对我们说“别进来”的地方，我们用障碍物对它说：“别出来！”在这样的和平外交条件下，所有动物都很满意，我们也可以放松自己，互相看看了。
文献里可以找到很多动物能逃跑但没有逃，或者逃跑了又回来的例子。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只黑猩猩的笼门没有上锁，门开了。黑猩猩越来越焦虑，它开始尖声叫喊，一次又一次猛地把门关上。每次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当当声。最后饲养员被一位游客提醒，急忙去采取了补救措施。一座欧洲动物园里的一群狍在大门开着的时候走出了围栏。因为受了游客的惊吓，它们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那里有一群野生狍，还可以养活更多的狍。尽管如此，动物园里的狍还是很快回到了围栏里。在另一座动物园里，一个工人大清早扛着木板正朝工作地点走去，他惊恐地发现清晨的薄雾中出现了一头熊，正迈着自信的步子径直朝他走来。那个人丢下木板逃命去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寻找逃跑的熊。他们发现它回到了围栏里，它是像爬出去时那样从一棵倒下的树上爬进去的。有人认为是木板掉在地上的声音让它受了惊吓。
但是我不想坚持。我并不是要为动物园辩护。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把所有动物园都关闭（让我们希望仅剩的野生动物能在仅剩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吧）。我知道动物园已经不被人们喜欢。宗教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关于自由的某些错误观念使两者都遭了殃。
本地治里动物园已经不再存在。它的兽栏已经被填平，笼子已经被拆掉。我现在要去四处走走看看，只能在它存在的惟一地方，在我的记忆里。
5
我有了名字，可是关于我的名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果你叫鲍勃，没有人会问你：“怎么拼？”叫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就不一样了。
有人以为我的名字是P.辛格〔4〕，而我是锡克教徒，于是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戴包头巾。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蒙特利尔。有一天晚上，订披萨饼的事落到了我头上。我无法忍受另一个说法语的人放声嘲笑我的名字，因此当接电话的人问“请问你叫什么？”时，我说“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半个小时后，披萨饼送到了，是给“李乔·德曼”的。
的确，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改变我们，有时改变如此深刻，在那之后我们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不一样了。注意西蒙也叫彼得，马太也叫利未，拿但业也叫巴多罗马，是犹大而不是加略人叫达太，西缅被叫做尼结，扫罗成了保罗。
我12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的罗马士兵站在校园里。我刚到学校。他看见了我，一道邪恶的天才之光照亮了他愚钝的大脑。他抬起胳膊，指着我叫道：“是排泄哩〔5〕·帕特尔！”
所有人都立刻大笑起来。我们鱼贯走进教室时，笑声停止了。我头戴荆棘冠，最后一个走进去。
孩子的无情对谁都不是新闻。没有人煽动，没有人要求，这几个字随风飘过校园，传进我耳朵里：“排泄哩在哪里？我得走了。”或者：“你正面对着墙，你在排泄呢？”或者类似的话。我会一动不动，或者相反，继续做自己的事，假装没有听见。声音会消失，但伤害却留了下来，像小便蒸发后留下的气味。
老师也开始这么做。是天太热的原因。随着一天的时间渐渐地过去，早晨还像一片绿洲一样紧凑的地理课开始像塔尔沙漠一样拉长了；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如此充满活力的历史课变得干巴巴灰蒙蒙的；最初如此精确的数学课变得糊里糊涂。老师们下午疲惫不堪，用手帕擦着额头和颈背，他们并不是想伤害我的感情，也不是想让大家发笑，但是甚至他们也忘记了我的名字所能激发的独特联想，很不体面地将它扭曲了。从几乎难以察觉的语调变化中我能听出来。好像他们的舌头是赶着野马的驾车人。他们能勉强发出第一个音节，但是最后，天太热了，他们对口喷白沫的战马失去了控制，不再能勒住缰绳让马走过第二个音节，而是不顾一切地向下冲到了第三个音节，下一次再叫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味儿。我会举起手来回答问题，老师点名让我回答时会说：“排泄哩，你说。”通常老师意识不到他刚才叫了我什么。他会疲惫地看我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出答案。有时候全班似乎像他一样被炎热打倒了，对此也没有反应。没有一声窃笑或一个微笑。但我总是能听见那含糊的声音。
在圣约瑟学校的最后一年，我感到自己就像在麦加遭受迫害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息。但是就像他准备逃往麦地那，准备进行标志着穆斯林纪元开始的逃亡一样，我也在计划自己的逃亡，在为自己计划一个新的开始。
在圣约瑟学校毕业之后，我进了小修院〔6〕，那是本地治里最好的一所说英语的中学。拉维已经在那儿了。像所有弟弟一样，我 会因为追随一个受到大家喜爱的兄长的足迹而感到痛苦。在小修院他是同龄人中的运动员，一个令人生畏的投球手和有力的击球员，城里最好的板球队，我们自己的卡皮尔·德福〔7〕的队长。我是个游泳健将，这一点并没有惊起什么波澜；似乎人性的法则便是如此，生活在海边的人觉得游泳健将可疑，就像生活在山里的人觉得登山健将可疑一样。但是跟随某个人的影子，这并不是我要的逃亡，尽管除了“排泄哩”我愿意叫任何名字，哪怕“拉维的弟弟”也行。我有比这更好的计划。
第一天上学，在第一堂课上，我便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我周围还有其他圣约瑟的校友。和所有新课一样，那堂课也是从报名字开始的。我们按照碰巧坐的位子的顺序在座位上报出自己的名字。
“库马尔。”加纳帕蒂·库马尔说。
“维平·纳特。”维平·纳特说。
“沙姆舒尔·胡达。”沙姆舒尔·胡达说。
“彼得·达马拉杰。”彼得·达马拉杰说。
每个名字报出来之后，老师都会在名册上把这个名字勾掉，并且很快地看那个学生一眼，以帮助自己记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