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一套动作重复了四遍，同时一直不停地咕哝着。做完以后——最后头向左右转动一次，冥想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微微一笑，从毯子上下来，三下两下就把毯子卷了起来，看得出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他把毯子放回隔壁房间原来的地方。然后回到我这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他问。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穆斯林做祷告——身体运动，动作迅速，出于必要，低声咕哝，引人注目。下一次我在教堂里做祷告的时候——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在一袋袋面粉中间像做健美操一样与上帝交流的画面不断出现在我脑海里。
19
我又去见了他。
“你的宗教是关于什么的？”我问。
他的眼睛里有了神采。“是关于安拉。”他回答。
我要向所有人挑战，要求他们去了解伊斯兰教，了解它的精神，而并不是去爱它。它是关于兄弟之情和奉献的美好的宗教。
清真寺是真正的开放的建筑，对上帝开放，也对微风开放。我们盘腿而坐，听伊玛目讲经，一直听到祈祷时间。那时，随意坐的情况不见了，我们站起来，肩并肩一排排坐好，前面的每一个空都被后面的一个人补上，直到每一排的人都满了，我们是一排排的拜神者。以额触地的感觉很好。这立刻让人感到深入的宗教接触。
20
他是苏非派教徒，一个穆斯林神秘主义者。他寻求个人意志在真主意志面前的毁灭，即与上帝的结合，他与上帝的关系是私人关系，是充满了爱的关系。“如果你向上帝走两步，”他曾经对我说，“上帝就会向你跑来！”
他的长相十分平常，容貌和衣着没有任何能让人在回忆时猛然想起的特别之处。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没有看见他，这一点儿也不让我感到奇怪。甚至当我非常了解他之后，在我们一次又一次见面之后，我仍然很难认出他来。他名叫萨蒂什·库马尔。在泰米尔纳德这个名字很平常，因此这个巧合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即便如此，我仍然很高兴看到他们俩有同样的名字。这位虔诚的面包师像影子一样平平常常，身体结实健康，而生物老师是位共产主义者，虔诚的科学信徒，童年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现在踩在高跷上走路，那样子就像一座移动的大山。库马尔先生和库马尔先生教我生物学和伊斯兰教。库马尔先生和库马尔先生引导我在进多伦多大学以后学了动物学和宗教学。库马尔先生和库马尔先生是我在印度的青年时期的先知。
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进行虔诚赞颂真主安拉的仪式，即背诵上帝的九十九个启示名。他是个哈菲兹，会背诵整部《古兰经》，还会用缓慢、简单的音调吟唱经文。我的阿拉伯文一向不太好，但我却喜欢它的发音。从喉咙里突然发出的声音和拉长的流畅的元音就在我的理解力的层面之下潺潺而过，像一条美丽的小溪。我长久地注视着这条小溪。它并不宽，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声音，但却像宇宙一般深邃。
我把库马尔先生的住处描绘成一间简陋的小屋。然而从没有任何清真寺、教堂或庙宇像这间小屋一样让我感觉如此神圣。有时候我从那间面包房出来，心里沉甸甸地装满了天国的荣耀。我会跨上自行车，将那份荣耀踏进空气里。
有一次我出城去，在回来的路上，在一处地面很高，左边能看见大海的地方，沿着长长的下坡走着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在天堂里了。实际上这个地方和我刚才经过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看待它的方式却发生了变化。这种由跃动的活力和极度的平静自相矛盾地混合而成的感觉十分强烈，充满了幸福极乐。在此之前，道路、大海、树木、空气、太阳都对我说着不同的话，而现在它们却说着同一种语言。树木注意到了道路，道路意识到了空气，空气留意着大海，大海与太阳分享一切。自然环境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与周围的其他元素和谐共处，大家都是亲友。我跪下时是个凡人；站起来时却已不朽。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小圆的中心，和一个大得多的大圆的中心相重合。自我和安拉相遇了。
还有一次，我感到上帝离我很近。那是在加拿大，在很久以后。我正在乡间看望朋友。那是个冬天。我独自一人在他们家的大园子里散步，当时正往回走。前一天夜里下了一夜的雪，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大自然中的一切都盖上了一床白色的毯子。就在我朝房子走去时，我转过头。那里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块空地。一阵微风，或者也许是一只动物，让一根树枝晃动起来。细细的雪从空中落下，在阳光下闪着光。在那片洒满了阳光的空地上，那片纷纷落下的金色的尘雾中，我看见了圣母马利亚。为什么是她，我不知道。我对马利亚的虔诚是第二位的。但那就是她。她的皮肤是白色的。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裙，披着一件蓝色斗篷；我记得那一道道的褶裥和皱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说我看见了她，并不是真的如此，尽管她的确有躯体有肤色。我感到自己看见了她，那是幻象之外的幻象。我停住脚步，眯起眼睛。她看上去非常美丽，非常威严。她带着充满了爱的善意看着我。几秒钟后她离开了我。我的心因为敬畏和快乐而狂跳起来。
神的降临是最优美的报酬。
21
之后，我坐在闹市区的一家咖啡馆里，思考着。我刚刚花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和他在一起。我们的相遇总是让我对毫无生气的满足感感到厌烦，这种感觉是我生活的特点。是他用的什么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啊，对了：“干巴巴的、丝毫不能引人激动的真实性”，“更好的经历”。我拿出笔和纸，写道：
对神圣觉悟的词语：道德升华；持续的高尚和兴高采烈的感觉；加快拥有道德感，这让人强烈地感到比通过智力了解事物更加重要；把宇宙放在道德的范围内，而不是智力的范围内；对存在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所谓的爱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有时并不能让人立即完全清楚明白，但最终必然会让人明白的。
我停顿了片刻。上帝的沉默怎么解释？我仔细考虑了一会儿。我补充道：
困惑的智力然而却是对存在和最终目的的信任感。
22
我完全能够想象一位无神论者临终时所说的话：“白色，白色！爱——爱——爱啊！我的上帝！”——还有临终前突然有的对上帝的信仰。而不可知论者，如果他忠实于自己的理性自我的话，如果他依赖干巴巴的、丝毫不能引人激动的真实性的话，也许会试图这样解释沐浴着他的温暖的光：“也许是大——大——大脑没——没——没能充氧。”直到最后一刻，由于缺乏想象力而错过了更好的经历。
23
哎，给一个民族带来集体感的共同信仰却给我招来了麻烦。我的宗教行为开始只有一些与之无关、只是感到好笑的人注意到，后来终于被对他们来说关系重大的人注意到了——这些人并不感到好笑。
“你儿子到庙宇去干什么？”神父问。
“有人看见你儿子在教堂里画十字。”伊玛目说。
“你的儿子成了一个穆斯林。”梵学家说。
是的，我困惑不解的父母不得不注意到了这一切。你瞧，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青少年总有几件事瞒着父母，不是吗？所有的16岁少年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是吗？但是命运决定了我的父母和我和那三位智者，我就这样称呼他们吧，有一天会在古贝尔·萨莱海滨散步广场相遇，我的秘密会暴露。那是一个可爱的微风轻拂、天气炎热的星期天下午，孟加拉湾在蓝天下波光闪烁。城里的人都出去散步了。孩子们大声叫着笑着。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空中飘来飘去。冰淇淋卖得飞快。在这样的一天为什么要考虑工作上的事呢？我问。为什么他们不能点点头，笑一笑，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呢？事情没有这样发生。我们遇到了不止一位智者，而是三位智者，不是一位接一位地遇到，而是三位同时遇到，每一位都在看到我们的时候认定，那是见那位本地治里的名人、动物园的园长、那位模范的虔诚的儿子的父亲的绝妙时机。看见第一位的时候，我微笑了一下；看见第三位的时候，我的微笑变得僵硬，成了一只恐怖面具。当我看清三位都在朝我们走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跳了起来，然后慢慢沉了下去。
当三位智者意识到他们三人都在朝同样的人走去时，似乎很不高兴。每一位一定都以为其他两位是为其他事，而不是为与传教有关的事到那儿去的，又都粗暴地选择了在那一刻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相互交换了不快的目光。
父母被三位满脸微笑的陌生的宗教人士彬彬有礼地挡住了去路，感到很不解。我要解释一下，我的家庭绝不是一个正统的家庭。父亲认为自己是新印度——富有、现代、像冰淇淋一样世俗的新印度的一部分。他根本没有宗教细胞。他是个商人，就他而言，显然是个忙碌的商人，一个工作勤奋、讲求实际的专业人员，对狮子的同系交配比对任何包罗万象的道德或存在图式更加关心。的确，他请牧师来给所有新来的动物祝福，动物园里还有两座小神龛，一座供奉象头神，一座供奉神猴，两位都是可能让动物园园长高兴的神，第一位长了一个大象脑袋，第二位是只猴子。但是父亲的打算是，这对生意有好处，而不是对他的灵魂有好处，这是公共关系问题，而不是个人得救问题。精神上的担忧对他而言是件陌生的事情；让他身心苦恼的是经济上的担忧。“只要有一种疾病在这群动物当中流行，”他说，“我们就只能做修路工去砸石头了。”在这个问题上，母亲感到厌烦，保持沉默和中立的态度。印度教的家庭教育和浸礼会的学校教育在宗教方面恰好相互抵消，让她成了一个不信奉宗教的人，并且对此心安理得。我怀疑她已经怀疑到我对这件事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当我小时候贪婪地阅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连环漫画和插图本少儿《圣经》以及其他神的故事的时候，她从没有说过什么。她自己非常喜欢读书。她很高兴看见我埋头读书，任何书，只要不是下流的书就行。至于拉维，如果克利须那手里拿的不是笛子而是板球球拍，如果耶稣在他看来更像一个裁判员，如果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息——表达过对保龄球的看法，那么也许他会抬起虔诚的眼皮，但是他们没有，于是他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