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 [出版] (周游)

　　之前在陶家，听刘稻子说这麒麟是假的，是他们在里头操纵的，保禄还不相信。不相信是不愿意相信，他一直希望那只麒麟是真的神兽，如今看到这些图纸，仅存的幻想破灭了——抬头看着墙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保禄的脸上现出似是利刃割出来的、扭曲而痛苦的笑容。让他震惊的，已经不是葛理天造了麒麟这件事，而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事实：他对上帝的爱与信仰，始于一场神迹——当年与葛理天在藏鼎山上看星象，偶遇了这头麒麟，葛理天念着《圣经》的经文将麒麟吓退。
　　之后他不断告诉自己，那头麒麟是真实存在的，不管刘稻子他们怎么说——他们反清的，什么谎言编不出来？保禄默默相信那头神兽就在藏鼎山，而葛理天可以用耶稣的箴言将其斥退。当时的感受太过震撼，随着时间流逝，保禄反复回想那个场景，竟连这个场景是幻觉还是回忆也分不清了。一旦连记忆都变得模糊，信仰就有了立足之地。
　　现在，他确信了麒麟是假的，自己再怎么强作不信也不能了，葛先生亲自设计的图纸就摆在面前，他对于上帝的信仰，也塌了一角。至少，他明白了，不存在什么神迹，都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伪造的。听说，古代有一种绳技，爬着绳子上云层，爬了好久好久，人看不见了，绳子也掉下来。现在的他，就是那个消失的人。
　　保禄平静下来，收好麒麟的图纸，放回夹层中，正要合上箱子，发现箱盖上也有薄薄的一个夹层，保禄犹豫片刻，又撬开了，里面是一沓信，用麻绳捆着。保禄以为是葛理天的私人信件，不便偷看，扫了一眼信封就要放回去，忽然看到几封信的信封上写着熟悉的字迹——是汤普照的来信。
　　自从汤普照离开中国，只寄过一次信，就是葛理天带来的，这些年保禄常问葛理天：“为什么汤老叔也不来信？”葛理天每次都说：“中国和西洋隔着上万里，商船来回要一两年，中间遇着大风浪，翻船的有，扔行李的也有，一百封信里有五六封能寄到就不错了。稳妥点的话，从欧罗巴先寄到印度，然后再转到澳门，再从澳门发到内地，估计得一年半或两年才能送到哩。汤先生的信，不是丢了，就是在某个传教士手中没送出来呢。”
　　谁想到，汤普照的来信都被葛理天藏了起来。保禄大为愤怒，拿出那几封信，理直气壮地打开看。信是用佛郎机文写的，保禄这几年勤加学习，已经能顺畅地阅读了。这些信都是写给保禄的，字里行间很关切他的学业，说自己在佛郎机的一所乡间教堂内任职，等过几年想再来中国云云。汤普照非常贴心，每封信末尾都用汉字标写中国纪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三十年等等，方便保禄计算时间。
　　最后一封信，信封还比较新，显然是最新寄来的，打开，里面却没有信纸，保禄在那捆文件里找了半天，依旧没找到，直觉有些不对劲——这封信的内容肯定非同小可，不由对葛理天十分愤慨。
　　临晚，葛理天才满脸疲惫地回来。教堂中有专门做饭的婆子，给葛理天和保禄上了饭菜，保禄没心情吃，葛理天也吃不下，摇头感叹：“短短一天，损失了五个教民，就因为那个当爹的，昨晚梦见了观音菩萨，说他们家东南角地下有财宝，天还没亮，他们一家人就挖，挖了快一丈深，挖出来个生锈的宣德炉，就当宝贝供起来了，就要全家信佛。我真是一点办法没有，跟他们辩论了一整天，就是不肯再信，一只生锈的宣德炉啊……”
　　保禄微笑道：“至少有个香炉，总好过什么也没有，人家信菩萨也说得过去。”葛理天歪头看着他：“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保禄冷笑一声，问道：“《圣经》里有个故事，我想不明白，想请教先生。先知约拿掉进大海，被鲸鱼吞了，在鲸鱼肚子里憋了好几天，最后活了下来。这个故事到底想说什么呢？鲸鱼的肚子，是不是有什么寓意？”
　　葛理天笑着解释了几句，忽而脸色变了，紧张地看了眼自己的床那边。保禄问：“那么，葛先生，有没有可能，约拿可以控制鲸鱼？”葛理天咽了口唾沫：“保禄——你看到什么了？”保禄笑道：“我看到了什么不重要，我已经不敢相信自己所见的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在葛理天面前摇了一摇，“先生别怪我狠毒，饭菜里我下了毒药，一个时辰之后，毒性会发散，杀不死你，但会让你眼睛瞎掉，舌头烂掉，你这一辈子，别想再看到任何东西，说出任何话。”
　　葛理天惊讶地张大嘴巴，想呕却呕不出来：“保禄……”
　　“这是解药。”保禄将纸包攥在手中，“你若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会救你。”
　　葛理天一脸苍白：“保禄，我瞒着你，是为你好。你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既然你发现了，我就告诉你，不错，那头麒麟正是我造的，刘稻子他们反清的事业，我也有参与——你早就知道了。”保禄道：“但我并不知道你图什么，你以前不肯说。”葛理天脸上痛苦万分：“我……我是为了报仇！”
　　葛理天生于法兰西京师大巴西里城，父亲是帽子商，母亲是著名的园艺师，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作为富裕家庭的幼子，他从小备受宠爱。从他记事起，就是最虔诚的教徒，每天对着耶稣像忏悔和祈祷。八岁时，他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西洋各国的语言、算学、地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研读《圣经》。十四岁时，他升入一所高等教会学校研修，同学中最要好的是两个佛郎机人，一个叫黄安多，一个叫谈方济，三人智力相当，性格也契合，整日形影不离，他们在教义、仪轨、教史等方面的造诣出类拔萃，是教会学校中最耀眼的年轻人。
　　临结业前，葛理天在学校的图书室中发现了一本书，是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撰写的关于中国地理文物的专著，书中所描述的中国之丰盛之美丽深深吸引了葛理天，他将这本书推荐给两位伙伴，也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三人为此着了迷，把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籍都读遍了，共同立下志愿：要去遥远的中国做一名光荣的传教士。
　　葛理天道：“保禄，你不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大教区，在这里传教的权力归属于佛郎机王室，所有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不管哪国人，必须宣誓效忠佛郎机国王，来中国的船只，也只能由里斯本出发。他们两个都是佛郎机人，帮我打通了关系，所以我比其他传教士更为优先地申请到了传教的资格。”
　　然而教会自有安排，黄安多先被派去了中国，葛理天和谈方济只能在里斯本苦苦等待教会的任命，顺便跟随一个去过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两年后，他们两个才拿到任命书，坐上商船，历经种种艰险，来到澳门。
　　澳门有传教的总会，先安排二人在此学习了不少传教的技巧和中国南方的风俗，过了半年，才将二人分派出去：葛理天去蛮荒的云南南部开辟教堂，谈方济则去了江西，此时黄安多在南京，三人只能靠时断时续的通信保持联络。
　　在云南的高山密林中，葛理天吃尽苦头，终于感召了十来名百姓信奉天主，并建起一座教堂。这里是中华帝国的边疆地带，北京的禁教令根本传不到这种化外之地，传教的事业反而顺风顺水，短短五年，葛理天便在云南发展出一千多名信徒。澳门总会对葛理天的成绩大为赞赏，葛理天想念两位密友，安顿好云南的教务，便先去了谈方济所在的江西。
　　江西是大省，各级官员严守乾隆的禁教令，谈方济在这里传教举步维艰，加上水土不服，身体非常虚弱，葛理天便帮他秘密传教。他口才极佳，风度翩翩，对中国文化相当了解，在当地的百姓中很快有了名声，吸引了不少人信教，和官府也建立了交情。等谈方济身体大好了，两人便北上至苏州，看望黄安多。
　　那一年，是乾隆九年。
　　江南传教的形势更为严峻，从明朝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以来，这里一直都是天主教最为普及的地区，乾隆的禁教令一下达，这里也成为最危险的地区。作为洋人，别说传教，连上街都要小心翼翼，三人只能见缝插针地布道，不敢有任何招摇的举动。虽然传教受阻，但三位至交密友在异国他乡重逢，实乃生平乐事，他们依稀又回到在大巴西里的求学时光，同榻而卧，同桌而食，亲密无间。
　　传教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乾隆十一年，福建福安县发生教案，五名神父遭到拘捕，其中白多禄神父乃德高望重的前辈，在狱中惨遭杀害——如果从唐朝贞观年间的阿罗本算起，天主教传入中国一千余年，这是第一次当朝杀害传教士。葛理天、谈方济、黄多安都极为紧张，在苏州静观其变。
　　福建教案后，乾隆下令全国严查传教士，葛理天三人躲在常熟的一个教民家中，不敢露头。然而灾祸还是不期而至，与福建的教案一样，也是被教民出卖。在这一带他们虽然不敢传教，但会处理教民的私事，有一个教民贪心不足，和族中的寡妇争夺田产，遭到黄安多的训斥，这个教民便怀恨在心，偷偷去苏州告状。幸亏有教民在城外发现了官兵，得知是捉拿传教士的，赶紧进城来报。逃跑已是来不及了，教民家的灶台下有一个藏身洞，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三人互相推让。谈方济和黄安多说，葛理天是罕见的传教奇才，对中国文化研究也最深入，绝不能让他被抓——他们从小受过优良的教育，理智冷静，葛理天也不再坚持，含泪躲进去了。官兵很快来到，将黄安多、谈方济，还有一众教民都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