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情的话点到即止，但古川是个聪明人，听得后背有些发凉。他想起之前谢金也说过类似的话。
4
但这件事古川没跟任何人提起。特情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这是上班之后古川总结出来的经验。
赵龙跑了，带来了三个结果。一是谢金头一回对古川发牢骚——当然这顿牢骚的表面目标是刘茂文和杨所长，古川只算是个听众；二是古川开始防备陈梦龙，有意无意间打听一下陈梦龙和桥北道友圈的关系；三是一个月后，山城分局开始针对桥北地区开展打击毒品专项行动。
“看出谢总的势力来了吧？一起案子就能让分局搞一场专项行动，他平时那钱还真不是白花的……”刘茂文这话说得有些阴阳怪气。这也难怪，古川听说赵龙的案子黄了以后，刘茂文作为主要负责人挨了市区两级领导的骂。
专项行动的牵头方是山城分局，行动开始前分局开了几次动员会，古川参加了，但听出领导的意思还是新城北路派出所当主力，其他单位打配合。分局这样安排虽是甩锅，但也合理，毕竟桥北是新城北路派出所的地界。分局辖下七个派出所，平时各管一块，谁也没有指挥别人给自家干活的权力。
秉承分局行动精神，新城北路派出所也制定了具体行动细则——派出所刑警中队与社区民警“一对一结合”。所里开完会，副所长刘茂文把古川叫到办公室，干脆让他主要负责这次针对桥北的专项行动。
“前几次会你也参加了，领导说了，咱是主力，其他单位‘打配合’。中队就这几个人，不可能全都沉到桥北去。我想了一下，还是你去吧，好苗子，锻炼锻炼以后肯定要接班的。放心，你只负责摸情况，后期需要抓捕、做材料、办手续啥的，我们一起来。”刘茂文一边踢皮球一边给古川戴高帽，由不得他不同意。
古川心里觉得好笑，分局甩锅给派出所，派出所甩锅给刑警队，刘茂文那么精明，当个二传手又把锅甩了出去，看来最后接锅的是自己。不过转念一想，因为父亲当年牺牲在桥北，他一直对这片区域有特殊感情。即便刘茂文不把皮球踢给他，他也想去掺和一下。所以古川应了下来。
“桥北那边情况很复杂，你虽然转到刑侦岗位有个两三年了，但还算是个新人，弱点是社会关系和信息源有限，有些情报可能需要你亲力亲为。但这样也有好处，你没有历史包袱，不用顾忌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记住一点吧，摸情况归摸情况，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被外界因素左右。判断不了的，直接联系我或者杨所长。”最后，刘茂文突然一本正经地冒出这么一句。
5
离开刘茂文办公室后，古川还在想这位顶头上司最后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历史包袱是什么？不必要的事情是什么？外界因素又是什么？但很快他就放下了这些疑惑，因为摆在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跟那位“混驼子”“浑不懔”师兄合作。
共事四年，古川已经很了解陈梦龙的做事风格了，压根儿不指望他能做什么事情。他明白，说白了，自己这次就是来给陈梦龙擦屁股的。陈梦龙对古川的到来没表示欢迎，也没表示不满，古川已经习惯了。摸排开始后，陈梦龙也的确没让古川失望。古川独自在桥北摸排吸毒人员，忙不过来时叫陈梦龙帮忙，陈梦龙总说有事，让古川去居委会找治安干事协调。起初治安干事还算积极，但时间一长便有了意见，说这本是警察的活儿，自己在居委会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此外，治安干事说那些吸毒人员睚眦必报，自己不是警察身份，总担心遭到他们报复。
思来想去，古川还是得去找陈梦龙。但那段时间陈梦龙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早上在所里点个卯就出门，一天都不回来。打电话问，他就说“在做事”，具体在哪儿、做什么事也不说。好不容易值班时逮住他，想聊几句专项行动的事情，他听得很认真，还有模有样地“指点”古川做这做那。但古川一提让他干点儿啥，陈梦龙便要么哼哼哈哈，要么眼珠子一瞪，说：“你要指挥我？”
古川急忙说：“不敢不敢，陈警官是前辈，我哪儿敢有那种想法。”
陈梦龙有一万个不愿干活的理由，但没有一个可以说服古川，因为那段时间古川经常在桥北见到陈梦龙，有时在麻将馆里，有时在茶室，有时在他警务室隔壁的“陈香饭店”，甚至有时在马路边。陈梦龙跟不同的人打麻将、喝茶、吃饭、聊天，或者一个人溜达，就是不干他该干的事情。
指望不上陈梦龙，古川觉得还不如去找谢金。他联系谢金，希望对方能够提供一些桥北地区涉毒人员的情报。谢金接到电话没有推辞，说这几年桥北道友圈确实不像样子，早该扫一扫了，让古川抽时间来宇泰物流一趟，见面聊聊。古川很高兴，只是谢金嘱咐他说“自己过来就行”时，感到有些诧异。
第六章
1
“桥北这边最早开始搞毒的一批人，大概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见面后，谢金给古川倒了杯茶，讲起了桥北地区的“毒品发展史”。古川感觉没必要，但又不好打断他，只好就这么听着。
按照谢金的说法，最早把毒品带进桥北地区的是当地一些工厂的外派职工。那时人们对于“毒品”的认知还停留在概念阶段，即便把毒品摆在面前，认识的人也寥寥无几。
“最开始是海洛因，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那段时间最严重。有时你去饭馆吃饭，就能看到一桌子人明目张胆地吸毒，就像现在聚会喝酒一样，你如果不会吸或者不吸，还会被人当作不懂潮流。更别说歌舞厅之类的地方了，有些直接明着卖……”谢金接着说。
最早桥北这边没有大毒贩，毒品都是以散货形式进来的，价格也不高。但很快公安机关就发现了苗头，开始打击吸贩毒。一九九一年本市抓了一批从外地带货进来卖的毒贩，其中五六个被枪毙了，之后吸贩毒行为开始被遏制，也从地上转到了地下。
桥北毒品第二次抬头是在一九九四年左右。当时赶上国企改革，大量人员下岗失业，桥北地区情况是最严重的。现实的无望容易让人寻找一些虚无的精神快感，所以毒品第二次流行起来。谢金那时正好在公安局工作，记得当时最大的毒贩绰号“老木”，以前是国棉六厂职工。老木先是自己吸毒，后来以贩养吸，再后来不知从哪儿拿到了货源，全职干起了这号买卖。
当年“老木”培养了三个“徒弟”：“大眼”“小何”和“王拐子”。“老木”一九九五年死于海洛因注射过量，“大眼”和“小何”一九九六年严打被枪毙，只有“王拐子”跑了，一直到现在还未落网。
一九九八年之后，桥北这边开始流行“黑社会”。原本就是一批在菜市场搞蔬菜批发的下岗职工，因为争夺客源经常打架，后来干脆形成了几个团伙，各自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团伙中的一部分人不工作，以收“管理费”为生，闲来无事喜欢“整上一口”，后来发展到以“能不能整”作为判断“是不是在道上”的标准。那段时间桥北毒品第三次抬头，主要以这帮人为主。后来有些团伙发现贩毒甚至比收“管理费”来钱还快，索性专职做起了这行，以毒养黑，有人开始从云南甚至境外往这边贩货。
当时比较有名的几个大贩子有“小黑”“权哥”“高兴”等，都有黑恶势力背景。
说到这里，谢金顿了顿。
“知道二〇〇一年南安‘六·一一毒品案’吧？”谢金问古川。古川说记得，那是市运输公司的案子。
谢金点点头，说当时警察查到的那批货就是“权哥”的。
2
“权哥”原名李明权，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他以前也是个警察。
“这家伙跟陈梦龙一样的性格，‘浑不懔’嘛。他最早在公安局工作，傲得很，脾气也暴得很，看谁都不顺眼。领导烦他，同事也不待见他。一九九五年吧，他为了一点儿小事在局机关打了局领导，被开除了。”谢金说。
脱掉警服后李明权去桥北蔬菜市场跑起了运输。虽然改行了，他的脾气可没改。后来因为总跟临市一帮跑配货的人抢客源发生冲突，他索性拉着其他几个跑运输的人组织了一个团伙，打跑了临市那帮配货的，垄断了桥北这边的蔬菜运输市场。
李明权在公安局有几个朋友，开始时他们之间还有交往，但随着李明权的黑化，以前的朋友也逐渐与他断绝了往来。再见面时，他们基本就成了警察和嫌疑人的关系。随着势力的扩张，李明权的行为也越来越出格。他的团伙形成后，做蔬菜运输的新手想入行，除了公家发放的许可证外，还得征得李明权的同意。当然，李明权不会平白无故地同意，前提是新人要交一笔“管理费”，还得把每次跑活儿赚到的钱分一部分出来。
再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李明权不亲自跑车了，在桥北成立了一家“货运站”，其实就是专门收“份子钱”的地方，身边招揽了几个两劳释放人员，触角也伸到了菜市场之外，逐渐开始垄断周围五金市场和小商品城的货运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