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有大量竹简出土。竹简上用墨写着秦代的隶书，里面记录着从战国晚期直至秦始皇时期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计1155枚，其中包括残片80枚，后人将其分类整理为10部分，分别为：《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以及甲种与乙种《日书》。
这里面《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都是原书的标题，而其他几部分的标题都是后人整理时拟定的。
其中，《封诊式》的部分占98简，内容为对官吏审理案件时的相关要求，以及对各类案件进行调查、现场勘查、审讯等程序化处理的文书程式。简单来讲，其主要内容就是在调查案件时，将犯罪现场封锁起来，再仔细进行现场勘查的刑事技术规范。
简文一共分为25节，每节第一简简首写有小标题，包括《治狱》《讯狱》《封守》《有鞫》《覆》《盗自告》《口捕》《盗马》《争牛》《群盗》《夺首》《告臣》《黥妾》《迁子》《告子》《疠》《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毒言》《奸》《亡自出》，还有两个小标题由于字迹模糊而无法辨认。
其中《穴盗》一节对指纹的运用就有所记载：“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厀（膝）、手迹，厀（膝）、手各六所。”
其意为：房内以及洞里外土上存在膝印和手印，分别有六处。
这部分记录表明，早在秦代，手印在侦查破案中就已成了重要证据之一。到了唐朝，指纹鉴定的各种技术日趋成熟，唐代出土的许多契约、遗嘱等文书上都能发现指纹、指节纹或掌纹的印迹。往后的朝代中，也都在文书上沿用以指纹、掌纹鉴别真伪的习惯。
1927年，德国人罗伯特·海因德尔就在其《指纹鉴定》一书中提到，中国唐代的贾公彦，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用指纹识别人的学者，他早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时，就发现了指纹的特征及用途。
指纹技术的推广运用，伴随着历史文明的发展。古人当兵就要造册，这种册子叫作《箕斗册》，除了记录士兵的名字、年龄、家庭住址之外，还会按上其指纹来保存，册子上对识别指纹的方式方法也有详细介绍。
由于这种方式大大利于人口管理，能有效地防止冒名顶替，在清代时，便进一步推广到各州县，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古代指纹数据库”，这种库藏资料由专人管理。也就是说，只要罪犯在犯罪期间不小心留下了指纹，官府只需把其留下的指纹拓印下来，发往周边各州县进行对比，就很快能够锁定案犯，这和现代侦查中使用的指纹数据库比对系统如出一辙。
而由于指纹的独特性和规律性，古代固然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指纹识别设备，但只要经过专业的指纹技术培训，指纹比对的准确率甚至可以达到95%以上。
据记载，在古代，指纹的比对方法有四种。
第一种，目测法。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直接用肉眼去看。
第二种，叠加法。拿一张纸，按一枚指纹，然后将这枚指纹与需要比对的指纹叠放在一起，看是否重合。
第三种，透光法。这是比对陈旧指纹的方法，在暗室中利用光源，透过通透的油纸观察指纹轮廓。纹线清晰的，可直接画出；纹线模糊的，则叠加比对。如此即可得到罪犯指纹全貌。
第四种，撕接法。把新按指纹的纸撕开，然后把撕开的纸上的部分指纹与需要比对的指纹进行接合。如果接合后的指纹线路是完整的，就说明是同一个人的指纹；如果无法接合，则说明这不是同一个人的指纹。
由此发展出的指纹提取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哈气法。如果在现场发现某物可能存有指纹，直接哈气便能用肉眼分辨。
第二种，布灰法。将燃烧后的炭粉碾碎，撒在指纹上，用嘴吹或用兔毛轻轻掸过，便能发现指纹。这种方法在古代还适用于足迹提取，后面会进行介绍，现在暂且不表。这种方法，其实就是现代刑事技术中的指纹刷显法的雏形。
第三种，烟熏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大型室内现场。古人在使用哈气法观察指纹时，其实已经知道陈旧的汗液指纹可以吸水变得清楚。古人虽然并不知道原理，但已知晓这一事实。在古代，在勘查大型室内现场时，勘查人员若并不知道嫌疑人触碰过哪些地方，就会关门闭户，在室内用木炭将水煮沸，待室内湿度上升后，再闷灭炉火，让烟尘颗粒在室内飘散。当灰尘遇到潮湿的指纹时，指纹便会显现。
另外，还有用植物汁液使血迹指纹显现的方法，只是记载于野史，这部小说中也提到过。
第二话足迹
与指纹相比，足迹更加直观。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利用野兽足迹追捕猎物的方法。追溯历史，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将足迹应用于刑事办案的国家之一。
前面提及的《封诊式·穴盗》，原文记载如下：“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厀（膝）、手迹，厀（膝）、手各六所。外壤秦綦履迹四所，袤尺二寸。其前稠綦袤四寸，其中央稀者五寸，其？？（踵）稠者三寸。其履迹类故履。”
意思如下：
房内以及洞里外土上存在膝印和手印，分别有六处。屋外土壤上有秦綦履留下的鞋印四处，长一尺二寸。鞋印前部花纹密，长四寸；中部花纹稀疏，长五寸；跟部花纹密，长三寸。鞋印看起来像是旧鞋留下的。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人们就已将足迹作为侦破案件的线索和证据，并已开始研究穿鞋足迹的结构特征。
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出现了一本名为《智囊全集》的古籍，经增补后，全书共收录上起先秦、下至明代的历代智囊故事1061则，书中提到的人物，大多运用智慧和谋略创造历史。它是讲述我国古人运用聪明才智巧妙地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部篇幅庞大的智谋之书。
其中，《杨武》篇中有这样的记载：
佥都御史杨北山公名武，关中康德涵之姊丈也，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盗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摄其邻居者数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问。已忽厉声曰：“吾得盗米者矣！”其一人色动良久。复厉声言之，其人愈益色动。公指之曰：“第几行第几人是盗米者。”其人遂服。
又有盗田园瓜瓠者，是夜大风雨，根蔓俱尽。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盗者足迹，布灰于庭，摄村中之丁壮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迹者即盗也！”其最后一人辗转有难色，且气促甚。公执而讯之，果仇家而盗者也，瓜瓠宛然在焉。
意思如下：
佥都御史杨北山，单名武，是关中康德涵的姐夫，任淄川令，他这个人善于用奇思妙计。某次，城中发生了买米商户失窃的事，始终抓不到小偷。杨公便下令将失主的几十名邻居全带到府衙问话。当一干人等被带到衙门后，杨公让他们全跪在庭院中，而自己却慢条斯理地处理其他公文，压根不理他们。过了一会儿，只听杨公厉声道：“我已经知道那个偷米的家伙是谁了！”这时跪在庭下的人群中，有一人闻言神色大变。不久，杨公又厉声重复了一遍，那人的神色越发惊慌。杨公就指着他说：“第几行第几人就是盗米者。”那人一听，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又有一次，发生了一桩盗窃田园里的瓜的案子，那晚风很大，下了很大的雨，瓜田中的根叶藤蔓都被人给连根拔起，什么都不留下。杨公怀疑是园主仇家干的，就让手下采集盗瓜者遗留下的脚印，又在庭中铺上细灰，让村中的丁壮一一在灰上走过，同时说：“要是脚印相合，那人就是盗瓜贼！”最后一名壮丁一直借故推托，并且呼吸急促，杨公当即抓起此人审讯，果然是因两家有仇隙而发生的盗窃行为，其人所盗取的瓜果，全堆放在家中。
很显然，这个故事，便是一个史料有记载的，关于足迹检验及提取的案例。这种提取方法并不复杂，在民间，人们由于长期进行放牧、狩猎等生产活动，已不断积累了丰富的足迹追踪技术。这使得他们能根据蛛丝马迹找到失散、逃跑的牲畜和隐藏起来的犯罪分子。
远了暂且不说，咱们国家的足迹学泰斗马玉林前辈就是足迹学研究者的代表。他生于1906年，去世于1981年。年幼时家贫，他10岁起给财主家扛小活、放羊，放羊时习练辨踪、跟踪本领。
虽未念过书，但他很聪明。他以羊的大小、肥瘦、毛色等体征为依据，经过长时间观察、比较、琢磨，练出一手看蹄印就能联想出羊的体态特征的硬功夫。所以他放羊时很少查数，只要跟在羊群后面看蹄印，就知是否有羊走丢，丢了的是哪只。
有羊走丢时，他就顺着蹄印追踪，不论远近，准能找回来。从此，他除了常常找回自家的失羊外，还常帮助乡亲们找回丢失的牲畜。经过长期的码踪实践，他头脑中积累了一套完整的辨踪经验，从足迹的轻重、步态、步幅、虚边、压力、带土等情况，即可分析出人的性别、职业、习惯、年龄、身体特征等，而且摸索出了在沙土上、硬地上、草地上、水上、砾石地上、雪地上、河水中、雨天的路面上辨迹追踪的方法，掌握了较完整的步法追踪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