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瞿铭麟托宫里熟人打点，联络到了外务部派去的人，正是伍连德——一个年仅31岁的陆军军医学堂医官。《白日新闻》想给他做期专号特刊。
　　金木裹紧大衣，提着皮箱下了车。月台上空无一人，一脚踩下去，积雪没到脚踝。四下张望，没见到要来接他的人。他出发前，给伍连德的助手林家瑞发了封电报，约好在车站见，但火车晚了一个多小时，恐怕林家瑞早就回去了。
　　他顺着铁道的方向往出站口走过去。他没穿厚棉鞋，也没戴棉手套，冻成冰碴的雪灌进鞋子，提箱子的手也冻得发僵。当时，太爷爷并不知道，他走过的月台，正是两年前韩国刺客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地方。一个多月前，伍连德和林家瑞也是在这个月台下的车。
　　伍连德是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侨民，连中文都讲不好。他在自传里说，自己是临危受命，刚刚接到外务部任务时，“当时并未预料到那是去彻底扑灭一场可怕的大陆性肺鼠疫的大流行[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347页。]”。
　　就像伍连德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金木也不知道，这趟东北之行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走出火车站，积雪映着月光，一片亮堂。金木站了一会儿，琢磨要不要继续等等。他拎起皮箱，点了根烟卷，大口抽着。皮箱里装着衣服、相机、纸笔和两卷书——刘铁云的《老残游记》。这两卷书，是他的宝贝。他曾在笔记中写道：“多年来，每远游，辄以铁云先生《老残》二卷傍身。”
　　车站对面的马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吆喝，跟着闪出个人影，踉跄着朝车站跑来。金木往前走了几步，见那人后头亮起两道手电灯光。打手电追来的是俩警察，戴着口罩，大声喊着“回来”，声音粗闷。
　　跑来那人眼看要栽倒。金木问，怎么了？跑上前去迎他。后头的警察大喊：“别碰他，别碰！”
　　金木脚下一停，那人倒进雪地里，扑出个人形，哎哟叫了一声，蜷起身子猛咳起来。几口血喷在地上，黑红。他翻了个身，两手在地上扒拉着往前爬。他左胳膊的棉袄袖子上，缝了块蓝色的布片。
　　一个警察赶上来，从腰里掏出根绳子，把那人就地捆了。捆完，起身撤了老远，背过身去使劲喘，嘴里骂个不停。
　　金木正要问，后头那警察一把拉他到路边，“怎么回事？这人染上了！你找死——你口罩呢？”
　　金木又一愣，没说话。警察拿手电一照，地上那人脸色黑紫，嘴巴鼻子里都冒出血，雪地被浸黑了一大片。
　　那俩警察，都穿着绿色的警服，戴着大檐帽。这是光绪皇帝临死前批准的新式警察服装，按照西方样式设计的。他们的警服袖子上，也都缝着块蓝布片。
　　这时，马路对面一阵马蹄声，冲来一辆马车，转眼到了跟前。马车一边坐着车把式，一边坐着个瘦瘦的年轻人。两人都戴着皮毡帽，脸上蒙着口罩。马车没停稳，年轻人就跳了下来。他看也没看地上那人，就对警察说：“裹起来拉走，别碰他。”
　　这人说话鼻音很重，广东口音。他看了看金木，从口袋里掏出个口罩来，“金记者？快戴上口罩。”说完，他走上前，帮金木戴上纱棉做的口罩，“这人病发了，傍晚从病院跑了出来。”
　　两名警察从马车上拉出条破毯子，小心地裹在那人身上。那人一动不动，从毯子底下伸出只手，在雪里抓了几下，不动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林家瑞，陆军军医学堂的学生，一个月前随伍连德从天津赶来。他看了看死掉的病人，叹了口气，“直接拉坟地吧，能找到棺材就殓了。”说完，又叫来另一个警察，“一定记得，把他家里人都送去隔离，今晚就送。”
　　警察把尸体裹好，丢在马车上。车把式扬鞭吆喝，赶车走了。两名警察跟林家瑞招呼了一声，举着手电往黑处扫了扫，也走了。
　　这就是我太爷爷——《白日新闻》记者金木到哈尔滨头一个晚上遇见的事儿：目睹一个鼠疫病人死掉。
　　林家瑞摘下毡帽，头上冒出热气。他梳了个分头，没留辫子。金木一笑，指了指自己脑袋，他和当时很多留日学生一样，也剪了辫子，留着平头。
　　林家瑞又解开口罩，抹了抹胡子上的汗，重重呼了几口气，又重新系上。他接过金木的行李，指了指对面。两人穿过空荡的马路，往火车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Grand Hotel）走去。金木的房间早就安排好了。
　　那辆马车，原是要接金木去傅家甸的。他6点多就在车站等着，没等到金木，却听说防疫区出了事，有病人跑了出来。
　　当时的傅家甸，已经是由军队内外看守的封锁区，与外界断绝了来往，出入都要严格检查。伍连德又把封锁区隔离成四个区，每个区由一名朝廷的高级医官负责，配有助理、医学生和受过防疫训练的杂役和警察。这是伍连德独创的隔离防疫措施。从那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传染病防疫都在沿用这个方法。
　　刚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去了趟俄国传染病院，那里是集中收容治疗鼠疫病人的地方。他在自传中说，那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探访，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传染病房里的医生竟然没有戴口罩。在伍连德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负责鼠疫治疗的俄国医生毕业于基辅大学，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鼠疫疫苗治疗病人。但是，伍连德有预感，这场鼠疫不同以往，从前的鼠疫只在人鼠之间传播，这次却能人传染人。他写道：“轮到伍博士检查时，他伸直手臂尽量抻长双耳听诊器的管路，只从背部听诊肺部，并扬起头以避开病人。在病房里的10分钟，让他万分紧张。”[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21页。]
　　林家瑞说，伍连德的判断是对的，这次鼠疫是肺鼠疫，“也就是能通过呼吸传染。”
　　他从棉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布片，递给金木，说：“这病没法治，染上就死，所以伍先生才用了隔离的方法。”
　　布片是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臂章，代表每个隔离区。傅家甸的百姓，包括医生、警察、军人，人人都要戴着所属区域的臂章，要想去其他颜色区域，得得到特殊许可。
　　“刚刚死去的佘先生，就是蓝区的病人，下午从疫症院跑了出来。”
　　根据病人的情况，伍连德把傅家甸的防疫医院分成了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每天，各区都派出四十多个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发现有人感染，马上送到对应的防疫医院。凡是与确诊病人接触过的，都要送去隔离观察。
　　佘先生五十多岁，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光绪年间就来了道外。他靠卖草药起家，家里有老婆，一儿一女。因为读过书，前几年在傅家甸做了私塾先生，成了有头有脸的学问人。八天前，他坐大车进了趟城，回来路上就发烧咳嗽，正好撞见急救队，直接给送去了疑似病院，当天就确诊了。之后，再没见过家人。
　　按防疫局的规定，确诊病人不让家人看望，“死的人太多了，能少一个是一个。”可这个佘先生是个老学究，见不着家人，他就闹，骂西医，说这不是治病，是关犯人。
　　金木问，看守应该挺严的，怎么就跑出来了？
　　林家瑞叹了口气，说这事很难办，“傅家甸就那么大个地方，没谁不认识谁的，大家都敬重佘先生，他跟看守说了点儿可怜话，一不留神，就摸出了房门。”
　　一出门，他撒腿就跑。看守去追，他疯了一样，从屋檐上掰了根冰溜子，差点没扎到看守的脸上。
　　林家瑞说，佘先生没染病前，就闹出过一件事儿：他到处找人说，伍博士一来，死的人就会更多。
　　金木问为什么。
　　“报应。他说这是老天的报应。”
　　林家瑞拉金木到酒店大堂沙发上坐下，讲了他和伍博士刚到哈尔滨时的一件事。
　　他们来之前，傅家甸只有两个北洋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又称天津西医学堂或北洋海军医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当时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西医医院“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的附设学堂。]的医生和五个助手。他们来不及处理死去的病人，尸体只能由警察拖去坟地埋掉，唯一的防疫措施是在病人家里消毒。
　　“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人悄悄丢弃尸体。很多人不愿警察上门，不相信西医消毒。”
　　“不知道鼠疫病人的尸体会传染？”
　　林家瑞摇摇头：“我们来之前，并没有确诊是鼠疫。”
　　北洋医学堂采用的是法式教学，看重临床观察，但不太做实验。他们根据病人症状，判断是肺部感染疾病，但并没和鼠疫直接联系起来。
　　整个傅家甸，只有一间日本医生的实验室，那名医生确实想到了鼠疫。他捉了几百只老鼠做化验，却并没发现鼠疫杆菌。
　　没人清楚这场瘟疫究竟是什么。直到12月27日，伍连德和林家瑞在一间民房里，悄悄解剖了一个日本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