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我在饭桌上聊起时，戴戴说：“这其实算不得假钞啊，完全是合法流程印的。”
　　她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印钞局局长和制版工人唯恐惹祸上身，制版时做了手脚，这就是完全合法的500万。
　　聊完案子，小宝却突然问我，马小嘉和伊万诺夫真的都是贵族吗？
　　我说不知道，他们俩的身份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他们都只是棋子，这个案子，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金木在《夜行记》里记录的所有案子中，这一件的元凶应该是职位最高的。
　　我觉得很好笑，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因为和地方上闹别扭，可以想出这种玩法。
　　仔细想想，我又觉得挺悲哀。拥有大到一定数目的钱，等于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其实是一种权力。
　　一千万元，是十万张百元钞。对大总统来说，这是一批游戏道具；对一个老太婆来说，拿出两张就能改变命运；为了多弄几张，一个年轻人愿意勒索杀人。
　　稍微懂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货币本身是无价值的符号，就像游戏里的积分。但我们往往深陷其中，逃不出这场游戏。更可怕的是，高层级的玩家可以控制这些符号，把底层玩家搞得团团转。
　　关于人性与金钱的电影，我最喜欢杜琪峰的《夺命金》。这片子的英文名叫Life Without Principle，我理解为“没有原则或标准的生活”。
　　前阵子，朋友圈都在传北上广财务自由需要2.9亿的说法，不管是惊叹还是调侃，人人都默默地意淫了一下这个“标准”。
　　以金钱和权力作为衡量标准，就是Life Without Principle。
　　前传 金木夜行考：1911 大夜弥天
　　2016年7月，我从外地回京，在金家老宅发现太爷爷留下的笔记，便停掉了一切工作，躲进西四胡同，一心整理《北洋夜行记》。
　　笔记里的故事发在网上，常有朋友打听，你们夜行者究竟是什么人？
　　按规矩，这种问题不能回答。不过，太爷爷的往事已公之于众，关于“夜行者”这行当，倒是可以说两句了。
　　夜行者，是调查神秘事儿的，像记者一样，又像侦探一样。 像我，一个退休的夜行者，不再到处跑着调查了，就变成了个讲故事的人。
　　朋友追问，为何做这行？我摇头不说。再问，那你太爷爷金木呢？为什么做了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这样开头：“我太爷爷，最早只是个记者——这得从清朝最后一年说起，那年他刚满二十一……”
　　这段故事，至少十个朋友听我讲过，每个人听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往事本就湮没在过去的迷雾里。有些片段残留在金木的笔记中，有些说法偶然从家里老人口里冒出，还有一些，是我在图书馆文献室里扒出来的。
　　过去一年，我都在从各个角落缝隙里挖掘，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太爷爷后来决定做一名夜行者。
　　下面的故事，主要来自金木笔记和相关人的回忆。为了尽量完整地还原事件，我还查阅了事件主要人物的传记、信件，并参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些细节，来自亲历者后人的回忆，与史料不吻合之处，均以史料为准，无史料可参阅处，文中都做了说明。
　　革命
　　清朝最后一年，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
　　那年1月，金木已从日本回国三个月，供职于北京的《白日新闻》，满城溜达，拍照写稿，隔三岔五到粉房琉璃街的报社点个卯。
　　金木笔记中曾说，回国前，他原已收到了上海《申报》的聘书，但却因故未能及时到任，才留在了北京。几年之后，金木赴沪任职，在《申报》做记者，直到1916年。
　　刚回国时因何延误，笔记中只提了一句：“旅日期间，母亲信中多念及吾兄弟二人。兄既不能返京，吾当尽孝。”兄，是指金肃——就是金木在笔记中偶有提到的大哥。
　　我向父亲打听，可曾听长辈讲过金木那两年的事迹。父亲说，零星听过，但算不上事迹，“你爷爷跟我说，这兄弟俩当时不太对付。你大太爷（金肃）回国去了武昌，就没往家里拐。”
　　我在南京找到了金肃的后人。从金肃当时的日记里，找到了兄弟两人“不对付”的原因。
　　1910年4月7日，兄弟俩在东京的一家酒馆里吃饭，聊起报上的一条新闻：逆党谋刺摄政王事发入狱。
　　这名逆党，叫汪兆铭。3月底，他与几个人在北京后海一座桥下埋了炸弹，要炸死从此经过的大清摄政王。[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一座桥（银锭桥或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廷摄政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被释放。]没等到摄政王上桥，一名车夫钻进桥下，发现了炸弹引线，事情败露。据说，这车夫是在追赶偷汉的老婆，以为老婆跟人躲在桥底下。
　　兄弟俩都知道这个汪兆铭，他曾用笔名“精卫”在东京的《民报》上发表文章，谈论国事政局，言辞激烈，还骂过梁启超。
　　不管按照《大清律例》还是清廷新政拟定的《大清新刑律》，刺杀摄政王都是死罪。汪兆铭这种舍身精神，感动了大太爷金肃，他拍案而起，拎起筷子为革命者击节叹赏。
　　太爷爷金木却很平静。他放下报纸，皱起眉头，问大哥：“他确实胆儿大，但这事儿太蛮横，万一成了，炸死的恐怕不只摄政王。”
　　金肃彼时已加入同盟会，满脑子革命救亡。他一把搂过弟弟，大讲革命的好处。哥哥所讲的事，金木自然明白。他也深知家国衰弱，但却不理解哥哥整天所说的“驱除鞑虏”。在他看来，大清亡不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能过得好点。
　　他问哥哥：“不是要救亡吗？那为何又先杀人？咱们京城那些朋友，不少都是满人——再说，父亲不也在为朝廷做事吗？难道也要驱除？也要炸死？”
　　金肃咣当一下摔了酒杯，扭脸就走。
　　大太爷晚年在日记中回忆此事：“我一是生气，这弟弟（金木）就知道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没个立场；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那时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如今想来，或许他是对的。”
　　从那次争吵，直到1910年10月回国，两人再没说过话。金肃追随革命，去武昌入了新军；[根据金肃留下的日记记载，当年重阳节，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武汉黄鹤楼重组，改名“文学社”。当时是金肃回国的第四天，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文学社便在武昌新军暗中宣传革命。]金木则决定继续“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做个记者。
　　从回国那年起，金木一共做了近六年记者。1916年底，他从《申报》离职，在写给总经理史量才的辞职信中提到，自己当初进报社，是要“做个观察者”，如今离开，无非想“更自由底（地）观察”。
　　他写道：“……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我问父亲，可知道太爷爷说的那场烈火是什么。父亲没说话，打开电脑，在网上搜到一个电子文件。他打开文件，是一本扫描版的民国旧相册，名字叫《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的。
　　我说：“这不是宣统三年东北鼠疫吗？”金木在《夜行记》里，曾提到几次那场东北鼠疫。
　　父亲点点头，说：“这本相册，家里从前有一本，是你太爷一个朋友送他的。六几年，家里给人抄过几回，弄丢了。”
　　父亲划拉鼠标，一页页翻相册，停在一张大火的照片上：“估摸着，说的就是这场火，烧了几千具尸体。”父亲指着照片上的黑烟，“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回真正的火葬——你太爷，当时就在边上看着。”
　　我问父亲，金木当时是不是去报道鼠疫？
　　“对。这相册里的照片，说不定还有你太爷拍的。”
　　“相册谁送的？”
　　“伍连德，当时的大清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死城
　　1911年1月27日晚上8点，哈尔滨车站驶入一辆火车，这是那年东清铁路最后一趟特批列车，1月23日从北京出发，走走停停了四天才到哈尔滨。一个星期前，朝廷下令停运全部京津通东北的列车。
　　此时的东三省，就像中国版图上的一处病灶，稍不留神，便要感染全身。哈尔滨，则是这处病灶的核心。阳历年前11月初，道外有人感染了“百斯笃”[百斯笃，当时东北报纸对鼠疫的称呼，是鼠疫的日语音译。]，开始死了一两个，只半个月过去，每天就死掉十几人，中国人、俄国人都有。
　　金木下车当晚，哈尔滨已俨然死城一座，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死去。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白日新闻》总经理瞿铭麟当年的日记里说，派金木去哈尔滨，一是因为疫情严重，举世瞩目；二是因为当时负责处理疫情的是清廷外务部，而非民政部，“可见事关主权，防疫关乎黎民生死，更关乎大清版图，日俄狼心，不可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