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我抽完烟，给了岫云小费，让她先自己玩儿。
　　老钟查了这人，果然有问题。他是个小偷，叫袁阿生，常年在法租界混，有一套手艺，专吃珠宝店和银号钱庄，是个“瓢把子”[瓢把子，江湖黑话，指人的脑袋，也指帮派小头目或某区域小偷的头目。大一点的区域，还会有大瓢把子。按照规矩，在瓢把子管辖的范围内，小偷偷了东西，不能马上就卖就花，要先在瓢把子这儿保管三天。三天之内，要是失主有势力，找得急，还能物归原主；要是过三天没动静，那就能放心地花了。]。
　　老钟叫人查了他在大世界的账单。半个月前，他才开始大手大脚花钱的，不但天天点好酒，还给过不少舞女小费。除了大世界，附近的赌场也有人见他，输得多，也不心疼。最要紧的是，福源钱庄被抢的那天早上，有人见他去过，他走没多久，就出事了。
　　我说：“这舞女的话也不一定准。事情出在你地盘上，这种人不敢吧？”
　　老钟给我和小宝倒酒：“先抓。要真是个瓢把子，多少会知道点儿什么。”
　　他怀疑，这件事很可能是外来的匪盗做的，袁阿生应该是个踩点牵线的。早上在船上栽赃小宝的那人，已经查过，就是个外地来的，收了钱办事，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用老钟的话说，上海地面上虽然乱，但不管大盗还是蟊贼，都是明面上的，谁管哪片儿大家心知肚明。越往北方的人，反而越不懂规矩，都喜欢偷着摸着干。
　　第二天一早，老钟安排的人还没动手，小山带人架着袁阿生来了。大清早，小山找了两个法租界的便衣华探[上海租界的华人便衣侦探，相比洋人侦探高鼻深目，华人便衣更容易隐蔽身份。]，连哄带骗，两人便堵在袁阿生住的饭店门口。这贼确实有一手，一出门就察觉不对，溜着墙根走，两个便衣紧跟着，从法租界追到了英租界。袁阿生从老北门跑进河南路，进了英租界，转身跟法国巡捕打招呼，巡捕干瞪眼，不敢越界。
　　“就知道这小赤佬会玩儿花样。”小山伸手揪着袁阿生的招风耳，“幸亏我早就找好了英租界的红头阿三。”
　　老钟让小山放开袁阿生，问他知不知道福源钱庄的案子。袁阿生撩了撩耷拉下来的头发，看了看老钟和我，点了点头：“听说丢了金条？”
　　小山摘下皮手套，扇了他一巴掌：“金条在哪儿？”
　　袁阿生大喊冤枉，说不是我干的，边说边摇头，两只耳朵呼扇着。
　　老钟拉开小山，看着袁阿生：“你要知道这批货的来历，恐怕就不敢瞒着什么了。”
　　袁阿生一挥手，大叫一声：“海爷别说了，不用您说来历，我也不敢瞒着什么。”
　　老钟抽了口烟，等他说话。他看了看我们几个，脸上一红，耳朵动了两下，说：“我是中了彩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彩票，但军阀割据，民国政府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于是又流行开来。比较特殊的有救济水灾的“黄河彩票”、发展空军救国的“航空彩票”等，其中航空彩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爱国激情，鲁迅也曾撰文称赞。]。”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彩票副券。这是张轮船彩票，今年元旦发行，我在北京也见过。
　　袁阿生确实想过去福源钱庄偷一把，但从没想过要偷金条。那天早上，他一睁眼就想赌，发现手里没钱，就想出门偷点儿，“福源钱庄离得近，路又熟，我就去踩点儿。”他挠挠腮帮子，两只招风耳抖动一下，“一进去，伙计正推销轮船彩票呢。”
　　一张彩票半毛钱，大奖几万块。袁阿生一心动，买了两张。第二天兑奖，竟中了一万块。他偷着领了钱，这半个月来就没再偷过，光顾着花钱，乐得都不想做贼了。
　　“幸亏没偷钱庄，那不等于偷了自己的钱？多亏啊。”他说，要是不信，可以去钱庄查票据，“他们扣了捐（税），我拿到六千多块。”
　　派人去福源钱庄，果然找到了票据证明，上头还有他兑奖摁的手印。老钟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招呼人倒了杯茶。袁阿生低着头，抬眼瞟了一圈，慢慢坐下，跷起二郎腿，露出起了毛的旧皮鞋，又马上把腿放下。
　　“相信你没偷，说说你知道的吧——好歹是个瓢把子。”老钟指指茶杯，让他喝。
　　他弯腰一捧茶杯：“海爷看得起我。听说这两天南市有个大生意，在码头交货，是用小黄鱼[小黄鱼，当时民间对金条的称呼。一两、二两的金条称小黄鱼，更大的金条叫大黄鱼。]交易。”
　　我笑了笑：“怎么知道你不是胡扯？”
　　袁阿生脸一红，耳朵抖了抖：“信得过我，偷出来给你瞧。”
　　钟树海放下茶杯，抬头看看我。我们对视一眼，没说话。
　　袁阿生继续说：“海爷嫌我没本事？放我走，打听到时间就下手。”
　　钟树海盯了他一会儿：“好，要能办成，少不了好处，还要交你这个朋友。”
　　南市董家渡码头，白天热闹得很，夜里不见个人影，只有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有点瘆人。
　　袁阿生打听到那帮人4点交货，就在码头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凌晨3点多，小山开了辆别克车[当时上海滩的权贵、富豪，主要开别克、福特、凯迪拉克等车型。1924年，逊帝溥仪从北京亨茂洋行购买了一批轿车，其中就有一辆别克四门六缸豪华轿车，此车售价3400大洋。]，带着我、小宝和袁阿生来到码头附近。我让小山等在车里接应，带着小宝和袁阿生去了码头——老钟特意交代，不能让孩子跟着瞎搞事。
　　仓库的院子里，亮着一盏微弱的弧光灯，我们爬上一个仓房屋顶，观察院里的情况。两伙人站在灯影里，地上放着四个箱子，一个小皮箱，三个大木箱。半里地外有个瞭望塔，一束探照灯打在院子里，有节奏地扫来扫去。
　　小宝指指院里，问袁阿生：“怎么过去？”袁阿生盯着探照灯看了一会儿，挠挠腮帮子：“走过去。”说完，沿着房顶溜了下去，落在院子里，径直就往那群人走去。
　　小宝拽拽我：“这小子傻？这不找死吗？”
　　我没接话，看着袁阿生往前走。他走走停停，一会儿站着一动不动，一会儿蹲下来，盯着地面发呆，走到树下面，就贴在树干上。探照灯左右移动，院里一阵亮，一阵暗。袁阿生始终让自己跟在灯光后头，越走越接近阴影里的几个人。
　　两伙人聊完，交换了钱和货，分头去了仓库两边，完全没察觉有人走近。袁阿生好像消失了。
　　小宝瞪大眼：“妈的，他们瞎了？这是演戏耍咱们？”
　　只见袁阿生从阴影里轻轻弹起来，几步跟上提小皮箱那人。那人一动，他就跟着动，那人停下，他也停下，始终贴在身后。我想起戏台上表演黑夜偷东西的武丑时迁，跟在人背后贴着，被偷的人睁眼瞎一样周旋。这小子真是个神偷儿——不是被偷的人瞎了，而是他跟着人坐卧站走的节奏，细微察觉，准确地反应变化，甚至呼吸都跟人一致。
　　后来，他告诉我，他瞧不起蛮干的强盗，毫无技术含量，更看不起在滚水里捞肥皂和嘴巴吞刀片的同行。最厉害的贼不是动作有多快，而是跟上别人的节奏，会隐身。就这一样本事，他苦练了十年。
　　袁阿生跟着那人绕了几圈，等机会下手。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院门冲进一辆车，跳下四五个黑衣人，抡起机枪就扫射，一排子弹打在仓库墙上。
　　我和小宝赶紧从房顶下来，躲在黑处。院里传来交火的声音，一阵骂声，听上去是群日本人。
　　过了五六分钟，院里没了动静。我俩沿着院门溜过去看，那辆车停在院子中间，还没熄火，黑衣人全死在地上，像是遭了埋伏。之前院里交货的几个人和袁阿生都不见了。
　　又等了一会儿，仓库后头走出三个人，每人提着个大皮箱。领头的穿着风衣，头戴呢子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三人经过汽车时，里头突然跳出个日本浪人[清末民初的上海，并无合法的日租界，日本人一直要求签约，并往公共租界移居侨民。除了老实勤恳的普通日本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日本浪人，名义上是“维护”侨民的利益，暗中寻找侵华的借口。]，一刀刺向三人。领头的那人拎起皮箱挡住东洋刀，抬腿把日本浪人踢翻，露出一条修长的腿，小腿紧绷，大腿浑圆——是个女人，风衣底下穿着条裙子。她抬手一枪，打死倒在地上的日本浪人，带着另外两人跑到岸边，跳上一艘小艇。刚刚站稳，不知从哪又冲出俩黑衣人，朝江面上一通乱射。三人蹲下躲避，一个人手中的箱子掉进了江里。小艇左右摇晃几下，往江心冲去。领头那女人，礼帽被风掀飞，飘起一头长长的卷发。
　　这时，一辆别克车沿着江岸冲来，小山从车窗探出身，抱着一把“手提花机关枪”扫射，两个黑衣人应声栽倒。剩下几个朝着别克车一阵猛扫，车窗被打得稀烂。我翻身冲出去，开枪放倒了几人，喊小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