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当时，我给听蒙了。我问学生，你们看见电视里那样，不害怕吗？有人点头，说怕；有人摇头，说离我们这儿远着呢。
　　1922年，我太爷爷金木和他的助手去了趟上海，插手了一件奇怪的盗窃案。这件案子里，有好几拨贼，干的事儿一件比一件大，挺吓人。
　　看完这个案子，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提起已经快被人忘掉的9·11事件。
　　事件名称：上海神偷
　　事发时间：1922年3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宁波路记录时间：1922年4月初
　　北京小偷多，尤其民国九年（1920年）打完仗，城里一乱，干这行的更多了。不管要饭的、拉车的、掏粪的，还是当巡警的，凡是饿极了起坏心，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偷。各个城门里外，前门、香厂、天桥这些热闹地儿，常年贴着警署告示，提醒人防贼。
　　这些年做夜行者，我遇见过不少小偷，走在街上也能认出他们。小宝比我还警觉，谁多瞧他两眼都能察觉。上个月，我们俩去了趟上海，小宝却在黄浦江码头折了一回。
　　我前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名学了个函授英文科[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去上海是为了领个证书，当面感谢几位老师。
　　那天傍晚，领完证书，我和小宝乘轮渡过江，准备去法租界逛逛，给戴戴买点新鲜玩意儿。船行一半，小宝开始晕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半蹲着干呕。我笑他没用，他说，这是因为他练武，平衡感太敏锐，反而比平常人更容易晕。
　　船靠岸，我俩跟着人群下船，一个戴礼帽穿大褂的瘦子从小宝旁边走过，撞了一下，小宝捂着嘴，摆手让那人让开。这时，一群拉洋车的堵在码头上拉客，那瘦子伸手招呼，叫了一声：“王八车！”
　　小宝听见，哈哈一笑：“上海人叫车怎么骂王八？”
　　我说人家说的是黄包车（上海话发音“黄包”听起来像王八），胶皮车在上海叫黄包车。小宝学了一句，又哈哈笑，一阵嗝上来，吐了自己一身，西装褂子上全是。我赶紧掏出手绢给他，帮他脱下褂子。“哐啷”一声响，一个黄澄澄的东西从他褂子口袋里掉在地上，是块一指宽的金条。
　　小宝丢下西装，转身往码头上追，找那撞了他的瘦子，早没影了。我捡起金条掂量几下，有二两沉，上头印着“茂生银楼”的字样，民国十年（1921年）铸造，角落还印了个“朱”字。
　　小宝拿过金条：“那瘦子是个小绺儿（老北京称呼小偷为小绺lǎi儿），要不是我晕船肯定逮着了。”
　　我说，哪有小绺儿给人塞金条的？小宝说也是，拿过金条咬了几下，掂量掂量：“好像是真的。”
　　俩人正纳闷，一个穿白西装戴鸭舌帽的年轻人走过来，后面跟了几个黑大褂。那年轻人眼睛黑白分明，骨架清瘦，像把匕首。走近细看，竟是个半大的姑娘。她指指小宝手里的金条，皱了下眉：“我能看看？”她手上戴着副皮手套，握着把掌心雷[即M1906袖珍型自动手枪。]。
　　小宝犹豫，小姑娘身后一个黑大褂上来就夺金条：“识相点。”
　　小宝一拳打在他小肚子上，那人蜷起身子蹲下，后头几个围上来，每人袖子里伸出把枪。这种阵势，在北京不常见。《申报》的老朋友曾跟我说，上海强盗比小偷多，干的都是简单粗暴的营生。但十几岁的小姑娘带枪上街，应该不多见。我示意小宝别冲动，拿过金条递给了她。小姑娘接过金条看了看标记，揣进口袋。她“嘿”地一笑，走近一步，盯着我：“别乱动啊。” 伸手摸我两边的西装口袋，掏走了我的枪。
　　出了码头，小姑娘叫了几辆双座黄包车，我和小宝分别被一个黑大褂押着坐在车上。到了洋泾浜一带，车子拐弯上了一条宽大的马路，叫爱多亚路[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定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名称源自英皇爱德华七世。]（今延安东路）。马路全是西洋水泥铺成，通了有轨电车，两边全是高楼。民国五年（1916年），我离开上海时，这条路刚开始修，还没取名儿。
　　我问黑大褂，这是要去哪儿？
　　黑大褂瞟了我几眼：“北京人？真是乡巴佬，拎伐清，什么人的货都敢动。”说完，指了指不远处一座高耸的尖塔楼。这是上海大世界。
　　我们俩被带进大世界顶楼餐厅的一间包房。包房里坐着个穿绸子大褂的男人，正埋头吃饭，一小口一小口喝汤。小姑娘和黑大褂押着我站在一旁，也不说话。那人吃完，掏出手帕擦嘴，抬头看过来。他摸摸梳起的背头，盯着我看了一会，笑出声来：“册那娘（上海话，类似他妈的），怎么是你！”
　　我也笑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钟树海，还是被当贼抓来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我有个朋友的儿子被云霄五岳门拐走，老钟和我一起查了这个案子。当时，他还在天津青帮混。办完那事儿，老钟去了广东，说是要搞革命。一别四五年，他竟加入了上海青帮。
　　他说，干他们这行的，可以不要命，但家还是要的。他是苏州人，家里有母亲和姐姐，在上海做事心里踏实。
　　介绍了我和小宝，那小姑娘盯着我俩：“读书人还能那么厉害？”说完，掏出我那把枪，搁在饭桌上。
　　老钟瞪她一眼，伸出手掌：“你自己的呢？”她别过脸哼了一声，掏出掌心雷，塞给老钟。
　　这小姑娘叫林小山，是老钟的养女。几年前，她父母在江边遇上抢劫，死在水盗刀下。老钟救下她，带在身边。老钟说，自己从小佩服读书人，想让这孩子读书，给她报了租界的洋学校。她却成天逃学，玩枪玩炮，比谁懂的都多，“金条的事情，紧盯着不让她插手，还是跟着瞎闹。”
　　上个月15号，宁波路福源钱庄[福源钱庄，本名协源钱庄。经宁波慈城人秦润卿经营后，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丢了一批金条。这批货是朱五一笔生意的贷款金条，共30斤。那天正在店里交接，闯进两个端机枪的蒙面人，打死保镖，抢了金条就跑了。
　　我说，朱五是谁，这种事交给巡捕房不就行了？老钟摸出个烟斗点上，说自己本来不想插手，但碍着朱葆三[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办多种实业，亦投资保险业，是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晚年朱葆三因亲日立场，被人指责卖国，不得不辞去上海总商会会长之职务。]的面子，“朱五是朱葆三的公子。”
　　我惊了一下。这是个三天两头都要见报的名人。从前在《申报》，我还为他救济定海灾民的事，写过报道。
　　今天早上，小山得到消息，说有人在码头兑换那批金条，带人赶了过去。
　　小宝说，肯定是有人引她去的，随便栽赃个人，把事儿搅乱。
　　老钟点头，说：“栽赃你的那金条，就是茂生银楼的，每个都特意印了朱家的标记。敢拿真货来钓鱼，不会是小贼。”
　　小宝挠头，说要不是我晕船，他跑不了。
　　老钟大笑：“要不晕船，也没人敢拿你下手——这事我会办，再多金条也比不了朋友，先好好玩儿几天。”
　　晚上，老钟带我和小宝在大世界舞场喝酒。老钟开了几瓶香槟，邀请其他客人一起喝。舞场里灯光昏暗，地板光滑，一个洋人吹奏着萨克斯，角落里站着一身白衣的年轻人，臂弯搭着毛巾，等着随时伺候。北京没有这排场，小宝看得晕头转向。
　　一个穿旗袍短裙的卷发女人走过来，坐进老钟旁边的沙发，翘起腿，用红色的高跟鞋指了指我和小宝：“海爷朋友？”
　　老钟放下雪茄，介绍说，这是大世界的“跳舞皇后”，叫岫云。她拉起老钟，要跳舞，老钟摆手：“你陪老金玩儿。”说完，也不等我说话，就叫人买了舞票。
　　岫云拉我进舞池，跳起交际舞。幸好我从前跳过，多少记得，还不算丢人。她脸上抹着浓妆，颧骨挺着，嘴角一笑，就垂下眼睛。我跟着舞步走，低头不说话。这女人脚踝很瘦，小腿有劲，裙角下露出浑圆的大腿。我问她是不是跳舞很多年了，她没接话，反问我：“金爷北京来的？我也去过北京。”
　　我说是，问她哪里人。
　　“我是苏州人，跟海爷是老乡。”
　　舞池里换上了爵士乐，我俩停下脚步。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笑声，一个梳油头穿西装的男人仰头笑着走过，他一左一右搂着俩白俄妓女，都半裸着胸脯。岫云扭头瞅了一眼：“这个瘪三儿不知怎么一夜发达了，听说拿金子当钱花。”
　　我“哦”了一声，请她到窗边抽烟，问她怎么回事儿。她指着那男人的背影：“这人以前纠缠过我，当时没见他那么有钱。前天有姐妹说他大把花钱，还说自己有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