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她抢了福源钱庄。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儿[上海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狭隘。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来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后来剩下1000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讽刺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
　　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
　　

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
　　1923年5月，中国发生了临城火车大劫案，一群山东人绑架了外国人。就在这件举世闻名的劫案刚刚曝出的第四天，北京灯市口金鱼胡同，有户人家一夜间惨遭灭门，死了10个人。当时，《白日新闻》的记者都派去了山东，编辑部就托金木调查。没想到，这件案子竟让金木忙活了半年。
　　案件发生半年后，金木才在笔记中完整记录了调查结果。他写道——
　　“灯市口案发生后，我对凶手和死者一家，做了详尽的调查。这件灭门案的现场，是我十年来遇到过的最惨烈的，它发生的原因极其简单，又非常复杂。
　　“历时130天，我调查了30多个人。在凶手被审判之前的半个月，我每天去监狱和他们聊天，想更了解他们。
　　“除了事件报道，我还记了两本笔记，希望能够说出更多真相：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做出杀人的决定。”
　　金木的采访笔记已经不见了，下面是他在《夜行记》中写下的全文。为了方便阅读，我逐字逐句翻译成了更符合当下习惯的白话文。
　　事件名称：灯市口灭门案
　　事发时间：1923年5月底
　　事发地点：灯市口金鱼胡同
　　记录时间：1924年2月
　　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往南通向报房胡同，是一条从明代就有的胡同，叫大豆腐巷。大豆腐巷长度不到800米，却沿街开了18家生猪铺子，其中11家铺子有自己的屠宰场。每天清晨，人们听见的不是公鸡打鸣，而是生猪的哀号。
　　每天清晨，沿街的屠宰场都在门前杀猪，伙计用竹竿挑着生猪走过，四脚被捆在竹竿上的猪就盯着路边正在放血的，死命地挣扎。
　　除了前清砍人头的菜市口刑场，这里是全北京最血腥的一条路。
　　大豆腐巷四周三四里的灯市口地区，曾被美国调查员（指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称作“社区”。这个“社区”有124家店铺、10个公共厕所、两所学校、一家茶馆和一座前清的道观，还有协和医院、美国公理会教堂、警察局、幼儿园和4家新旧结合的旅馆。这里有剃头的、卖布的、算命的、倒卖古董的、做陶壶陶罐的，还有钱庄、洗衣店、棺材铺和寿衣店。内外城的人来到这里，除了杀猪和买肉，还可以买到全北京最好的弓箭、弹弓和刀剑。除了店铺老板和伙计，这里住着230名军人、86名学生、42名人力车夫、52名厨子、28名木匠、39名仆人婢女、3名飞行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僧人、牧师、算命先生和刻字工人。除了下雨天，胡同里总是人来人往，豆腐巷飘出的血腥味之中，还掺杂着木屑味儿、铁器味儿、陶土味儿和人身上的酸汗味儿。
　　血腥气
　　去年（1923年）5月10号傍晚6点，刚下过雨，算命先生三麻子收了摊子，扛着家伙往北走，进了油坊胡同。走着走着，他竟然迷路了，不留神岔进了大豆腐巷，一脚踩进路边的血水里。十几年来，他都绕着大豆腐巷走，从没走差过。
　　“那天下午，一连卜了几个凶卦，我心里头老琢磨，给走岔了——然后就遇见个怪事儿。”走进大豆腐巷，他想退出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北穿了过去。他看见路口有人杀猪，血淌了一地。三麻子记得清楚：“平时不兴在路口杀，关键是，时辰也不对——太阳落山，阴气上升，不该杀生。”
　　那晚回到家，三麻子的鼻子里还总觉得有股子血腥味，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他扛着家伙到金鱼胡同支起摊子，那味儿还在。他问宝坻来的剃头匠，剃头匠笑他：“见天儿不都这味儿吗？北头杀猪的腥气。”又问路边趴活的胶皮车夫，说刚从北边过来，杀猪正杀得欢。
　　俩人说的都没错。平时风大了，是能闻到些腥味儿，但那天一点风没有，老槐树叶子都给太阳晒蔫了，除了老鸹在顶上扑棱几下，什么动静也没有。
　　那天上午10点，灯市口美国公理会的寒暑表[民国时期，称温度计为寒暑表，当时的温度计量方法和现在一样，分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上显示，气温有33摄氏度。
　　三麻子的算卦摊子有时摆在金鱼胡同东口儿，挨着米市大街，有时摆在金鱼胡同西口儿，挨着莫理循大街[莫理循大街即王府井大街。莫理循，澳大利亚记者，政治家，1912年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任职时期。袁世凯称帝后，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该英文街道名一直保留到1949年。]。
　　三麻子丢下摊子，在附近胡同里来回溜达，心里烦得慌。他从金鱼胡同串到西堂子胡同，路过几家三等下处（指低等妓院），又串进椿树胡同和甘雨胡同，一直溜达到燕京大学女校。最后，他走到学校对面的三层洋楼跟前，那是前交通总长曹汝霖家。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歇了一会儿。
　　三麻子不知道，就在这当儿，他的摊子上出事了。
　　一摊血从算卦摊子后头三合院的大门底下淌出来，流到了桌子前，很快招来嗡嗡叫的绿头苍蝇。
　　这个三合院，是冰局掌柜黄老板家。冰局就在南边的冰渣胡同里，是黄家的祖业，光绪年间就有了。大户人家出事，一条胡同的人都聚过来看热闹。
　　三麻子歇够了，起身拍拍屁股往回走，他更不知道，屁股底下坐的石头，就是黄家灭门案凶手每天休息的地方。
　　等他回到金鱼胡同，内城左二区的巡警已经封锁了三合院，宣布灯市口一带往南到长安街全部戒严。除了协和医院对面的寿衣店和佟府夹道（今同福夹道）的棺材铺，其他店铺都关门回避。
　　侦缉队撬开黄家的院门，门里跌出个半死的女孩，右肩上插着把杀猪尖刀，手里拖着根一米多长的冰镩子。
　　女孩名叫瑶瑶，是黄家的一名丫鬟。黄家上下老幼，就她活了下来。
　　巡警找来医生，给瑶瑶止了血，抬到担架上。三麻子杵在一旁，盯着那把杀猪刀说：“我就知道，昨天那猪杀得不对。”
　　黄家院子半亩地大（300多平米），从外到里，都被染成了血色，堂屋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血水。第一个进屋的巡警说，“一脚踩下去，鞋底黏在地上，抬不起脚。”
　　西厢房的屋梁上，吊着两颗人头，头发绑在一起。一颗是黄家小姐，叫黄小萌；另一颗是她燕大女校的同班同学，也是这次案件中唯一一个黄家以外的受害人。两人的身体并排躺在黄小姐卧室的床上，脖子上冒出的血把被子和两人的丝绸睡衣全部浸透。除此之外，屋里院里，发现了八具尸体。警署的案情描述中记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