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牺牲卡米尔 (皮耶尔·勒迈特)

　　他用手机搜索，打开备忘录：3月23号。
　　安妮四十二岁，1965年生。在里昂出生？不确定。他在关于那天晚上的记忆里搜寻，她说过她的出生地吗？他删掉“里昂”，按下确定搜索，结果显示出两位安妮·弗莱斯提尔，这很常见，输入你的生日，如果你的名字很普通，那么到处都是你的双胞胎。
　　第一个安妮不是他的那个，这个安妮在1973年2月14日就死了，只有八岁。
　　第二个也不是，在2005年10月16日就去世了，是两年前的事了。
　　卡米尔反复用手指摩擦手掌。他感到一种亢奋，他很熟悉这种亢奋，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核心就是这种亢奋，但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性的亢奋，还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异常状态。就“异常”这方面来说，他是无可置疑的冠军，所有人在见他第一眼时就会看出来。只不过这一次，这种异常回应着另一种，也就是他那无人理解的行为异常。
　　对此，他自己也变得不理解起来。
　　他为什么要战斗？
　　要去对抗谁？
　　有些女人会在年龄上说谎。这不是安妮的作风，但谁知道呢。
　　卡米尔起身打开档案柜，没有人整理过里面，他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从来不打理它的借口。当然，就算身高适合……他也需要几分钟来找到他想要的操作说明。在这件事上谁也帮不了忙。
　　“离婚后花时间最多的，就是清理房间。”安妮说过。
　　卡米尔摊平手掌以集中精力。不，办不到，他需要一支铅笔，一张纸。他要画速写。他在寻找。他们在她的家。她坐在沙发床上，他刚刚说这房间很……怎么说呢？实际上，它有点不堪。他寻找一个不伤人的词，但无论怎么做，一句话这样开始，再加上一段长而尴尬的沉默，就直接向着糟糕的方向去了，唯一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说出来罢了。
　　“我完全不在乎，”安妮干巴巴地说，“我想清除一切。”
　　回忆涌上心头。他要回到离婚的那个节点，他们从没有真正谈过这件事，卡米尔没有问过这类问题。
　　“两年了。”安妮终于开口。
　　卡米尔马上放下了铅笔。一只食指对着介绍操作程式的那几行，另一只敲着键盘，他设定搜索条件，查找一个在2005年结婚和（或）离婚的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人。他挑出搜索结果，再筛选，去除所有在搜索范围外的内容，只剩下一个安妮·弗莱斯提尔：出生于1970年7月20日，三十七岁……卡米尔看见：“1998年4月27日被判诈骗罪。”
　　她被记录在案了。
　　这个信息让人困惑，他甚至没有马上读完全部内容。他松开铅笔。安妮，被记录在案。最新的宣判是伪造支票、假冒和伪造。他被打击得花了好几秒才意识到：这个安妮·弗莱斯提尔被监禁在雷恩监狱和康复中心。
　　这不是安妮，而是另一个人。这个安妮·弗莱斯提尔虽然和她有着一样的名字，但和自己的那个安妮一点关系都没有。
　　尽管……这一个被放出来了。什么时候？档案是最新的吗？他需要换一个操作说明来了解怎样转到这个被拘押人的备案照片。我紧张了，很紧张。他对自己说。他读到了：“按下F4，确定。”出现的女人的正面和侧面都表示这是一个肥胖的女性，而且，显而易见，是亚洲人。
　　出生地：岘港市。
　　回到主屏幕，他松了口气。他的那个安妮不是警察部门所认识的那一个，但她确实非常难找。
　　卡米尔本该喘息一会儿，但他做不到，他的胸腔闷着，这间房间缺少空气，他已经这样说过无数次了。
　　一看到他出现在面前，安妮就坠倒在地，子弹击中了火炉框，就打在她头上几厘米。子弹在一阵呼啸声中从炉子弹回来以后，爆炸声减弱了不少，但对木材的冲击激起了可怕的回声。
　　安妮，四肢着地，为了离开房间，她惊慌失措地疯狂爬着。简直疯了，和两天前在莫尼尔长廊完全是一样的场景。她再次在地上滑动，在他射中她背部之前……
　　她身子翻滚着，夹板滑到了打蜡的地砖上。疼痛已经不算什么了，不再有疼痛，只有本能。
　　另一发子弹擦过她的右肩钉在了门上。安妮像只小狗一般跑着，为了通过门槛而再次翻滚。她现在奇迹般处于掩护之下了，背靠着墙壁。他能进来吗？怎么进？
　　奇怪的是，她没有松开她的手机。下楼梯、冲刺，她一路跑到这里都没有把它松开，就像那些在枪林弹雨之下，仍紧紧抓着他的毛绒玩具的小孩子。
　　他在干什么？她想看看。但如果他埋伏在那儿的话，她头上就会被第三颗子弹击中。
　　思考，要快。她的手指已经重新试过了卡米尔的号码。她挂断了，她要孤军作战。
　　打给警察？这荒郊野岭的，警察会在哪儿呢？光向他们解释要花上一段莫名其妙的时间，而就算他们过来，又要花上多少时间才能赶到？
　　就算快上十多倍，安妮也已经死了。因为他就在这里，非常近，在墙体的另一边。
　　当下的出路，是卡拉瓦乔。
　　记忆是奇怪的工具，感官都变得锐利如刀，一切都回想起来了。安妮的女儿阿加特是学管理学的，她在波士顿。卡米尔对此很肯定，安妮曾说她到那里去了（她从蒙特利尔去的，就是在那儿，她看到了一幅莫德·范霍文的画作），她还说那个城市很漂亮，很欧洲化，“旧派风格”，她补充道，只是卡米尔没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让他模糊地想到了路易斯安那。卡米尔不喜欢旅行。
　　他需要求助于另一份文件，也就意味着另一份操作说明。他回到文件柜，然后找到快捷键列表，原则上来说还不需要比他所处职位更高的授权。这个搜查网络运行得很快：波士顿大学有四千名教授，三万个学生，但这结果没什么用。卡米尔浏览了一遍学生组织，复制所有的清单，放在了一个文件里，他往这文件里添加了一个搜索名字的工具。
　　一个弗莱斯提尔都没有。她的女儿结婚了吗？她用的是父亲的姓吗？最保险的是用名字来搜索。不少阿加塔、阿加莎，但只有两个阿加特，一个阿佳特。三份简历。
　　阿加特·托马森，二十七岁，加拿大人；阿佳特·林德罗，二十三岁，阿根廷人；阿佳特·杰克森，美国人。没有一个是法国人。
　　没有安妮。现在，没有阿加特。
　　卡米尔犹豫要不要搜索一下安妮的父亲。
　　“他被选为四十个组织的财务主管。他在同一天里盗空了四十个账户，没有人再见过他。”
　　在说这个的时候，安妮笑着，但是是奇怪的笑。只有这么少的信息是很难办的：他是商人，卖什么？住哪里？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年代？有太多未知的东西了。
　　剩下的只有纳唐，她的弟弟。
　　对于一个研究员来说（但在什么方面呢？也许是天体物理这一类的），从对这个头衔本身定义上来看，也就是他出版研究著作，这是不可能在网上找不到的。卡米尔开始呼吸困难。搜索花了一点时间。
　　没有一个研究员是叫这个的，哪里都没有。最接近的是一个叫纳唐·弗雷斯特的，新西兰人，七十三岁。
　　卡米尔换了好几次思路，他尝试搜索里昂、巴黎，所有的旅行社……当他发起对安妮电话号码的最后一次搜索时，他脊椎的刺痒消失了。他已经知道了，这是在确认。
　　这个号码设置了隐私保护，要绕开它会有点烦琐，但一点也不复杂。
　　客户姓名：马里斯·罗曼。地址：枫丹欧华路26号。很明显，安妮住着的公寓套房是属于她邻居的，而且一切都在他的名下，因为一切都属于他，包括电话、家具，甚至那个放着乱七八糟的、摞得毫无秩序的书的书架。
　　安妮租下了整个带家具的套房。
　　卡米尔可以采取手段，派人去查证，但没有什么必要了。没有什么是属于这个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幽灵。从各个方面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也是白费力气，他总是得到相同的结论。
　　实际上，安妮·弗莱斯提尔并不存在。
　　那阿福奈尔追杀的是谁？
　　安妮把电话放在地上。必须匍匐移动，她靠手肘慢慢这样做，如果她能溶解在地砖里就好了……她绕了客厅一大圈。找到了卡米尔留在小餐桌上的密码。警报器就处在正门的旁边。
　　#29091571#
　　警报器一开始鸣响，安妮就捂住了耳朵并且本能地跪倒，好像警报声只是连续子弹射击的另一种形式，它猛烈地钻进人的脑袋。
　　他在哪儿？尽管全身都在抗拒，她还是慢慢起身，并试探性地看了一眼。没有人。她缓缓地移开手，但警报声太响了，让她不能集中精神，不能思考。手掌盖住耳朵，她一路走到大玻璃窗前。
　　他走了？安妮的喉咙无法放松。这样就太轻松了。他不会就这样逃跑的。这么快。
　　卡米尔几乎听不见路易说的话，路易刚探了个头到办公室里，他敲过门但没有得到回应。
　　“佩莱拉法官要见你……”
　　卡米尔还没有从迟滞中走出来。需要时间，需要机智、严谨、理性和超然来理解，来吸取有益的教训，总之，需要一堆他所不具备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