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放屁的白皮猪!”
这句话传进我耳朵时,我顿时起鸡皮疙瘩,我错愕地抬头向郑天生望过去,只见他一脸轻蔑,喝着只余下半瓶的可乐。
而跟他距离不远的阿三和阿七,则一脸诧异地瞪着他。
“喂,你说什么?”阿三向郑天生喝道。
“我有说什么不好?”郑天生头也不回,自顾自地继续喝可乐。
“我刚才听到你骂‘白皮猪’。”阿三再说。
“哦,我看你肤色挺深的,原来你也是白皮猪吗?”郑天生没有退缩,还跟阿三耍嘴皮子,我想,这回糟糕了。
“放下瓶子,给我站到墙边!”
“我犯了哪条法例吗?你凭什么命令我?”
“我看你游手好闲,怀疑你藏有武器或煽动性物品,现在要搜你身!”
“不过听到人家骂一句白皮猪便小题大作,正一黄皮狗!”郑天生不为所动,直骂道。
“死左仔,你够胆再说一次?”
“黄、皮、狗!”
说时迟那时快,阿三抽出警梶,一下子往郑天生脸上挥过去。郑天生手上的可乐瓶飞脱,掉到地上,玻璃碎满一地。他整个人往右边倒,阿三随即挥出第二棍,往对方胸口揪打过去。
“呜——”郑天生失去平衡时,抽出口袋中的左手,似要抓住阿三的领口。不过,我被另一件东西分散了注意——一张约有手掌大小的纸从郑天生的裤袋掉出,落在我跟前。因为就在我的脚边,我本能地弯腰拾起,然而瞥了上面的字一眼,我却惊觉自己不该多管闲事,连忙将字条递给眼前的两位员警。
?哥喇:Cola的音译。可乐指可口可巢,哥喇指屈臣士汽水。后者较便宜。
接过字条的是阿七。幸好是他,如果换成阿三,可能会硬指我跟郑天生是同党,不由分说地揪我回警署。
阿七瞄了字条一眼,眉头紧皱,他小声地跟仍在殴打郑天生的阿三说了几句,将字条放在对方眼前,阿三的表情立时出现变化。
“电话在哪?”阿三停下手,紧张地问我。我指了指挂在墙上的电话机。
阿三替血流披面的郑天生扣上手铐,让阿七代为看管,拾起话筒拨下号码。他只说了几句便挂线。不一会,一辆警车驶至,车上还有几名员警,他们把郑天生押上车,而阿三和阿七也一同跟上去。
事件扰攘期间,附近的店员店东都探头偷看,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奇,而是担心发现炸弹,看看要不要逃跑。警车离开后,现场回复平静,我收拾好碎玻璃,回到原来的位子,继续顾店。何先生回来时,我只简单报告一下,说员警抓了个出言冒犯的男人,打破了一个瓶子9。何先生叹了一句:“唉,这个时势还是别乱说话,烦恼皆因强出头,保持沉默才能活得长久啊……”
的确是这样吧?保持沉默才能活得长久…不过,会不会沉默下去,到头来默默地遇害呢?
我发觉我知道得太多了。
刚才郑天生掉落的字条,我瞧了一眼,但已记得纸上的内容。
原来有时记忆力太好,并不是优点。
那张纸上,写着几行文字:
18/8
X.lO:OOam 铜锣湾裁判司署 (真)
19/8
1.10:30am 尖沙咀员警宿舍 (假)
2.01:40pm 中央裁判司署 (假)
3.04:OOpm 美利楼 (真)
4.05:OOpm 沙田火车站 (真)
下午电台仍在报导位于电气道的铜锣湾裁判司署的炸弹事件。英军派出拆弹专家,引爆炸弹,确认该炸弹具有足够杀伤力,是“真凤梨”。
这跟郑天生的字条内容吻合。
字条上,无论日期、时间或地点都跟现实相符,而那个“真”字,就像指出那个土制炸弹是真货,虽然那个“X”的意思不明,但任何人也能联想到,这字条是左派分子的“任务”分配指示。
今天早上十点,在铜锣湾裁判司署放真炸弹。明天,则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环亚毕诺道的中央裁判司署、沙田火车站,以及作为政府总部建筑之一、位于中环的美利楼放置真假炸弹。就算阿七和阿三巡逻途中没办法收到上级通知铜锣湾发现炸弹,但他们肯定听到收音机的新闻,所以当阿七看到字条内容,便立即明白郑天生跟炸弹案有关。
?六○年代汽水玻璃瓶会被厂家回收,在士多喝汽水必须当场喝掉,如要带走,需要多付瓶子押金(例如雨毫),之后将空瓶交回士多方可取回。
纵使铜锣湾的炸弹不一定是郑天生放的,他身上的字条亦足以证明他和犯人有联系。换作以前,这字条无法证明什么,毕竟上面没有明确写上“炸弹”或“袭击”之类,郑天生大可以反驳说那只是巧合,但在紧急法令执行的现今,即便没有时间和日期,光一句“铜锣湾裁判司署”,亦足以令员警对他严刑拷问。
而阿七和阿三大为紧张,当然是因为字条的后四行。预知袭击的地点,便能布下天罗地网,守株待兔。
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从字条内容来说,那四个袭击目标很合理,也跟左派一向针对的地点吻合,员警宿舍是“黄皮狗”的住所,中央裁判司署是用来进行不公义审讯的无耻法庭,美利楼更是“白皮猪”的办公室。沙田火车站不是政府公务建筑,但对左派来说,“愈乱愈好”,火车站人多,一旦发现炸弹会造成严重的混乱,打击港英政府的威信。
然而,我觉得不对劲的原因基于一点。
我昨天听到的对话,邹师傅和苏松他们提到“完成后立即在佐敦道码头解散”。
名单中,完全没有“码头”啊?
3
八月十九日,星期六,早上十点,我呵欠连连、睡眼惺忪地替何先生点算士多的存货。我昨晚噩梦连连,半夜惊醒了好几次,虽然我嘴上说不蹬姓杜和姓苏弄出来的这浑水,但心里总是觉得不插手不行。
昨晚回家后,我一直留意著杜自强和苏松两人,看看他们得知郑天生被捕后,会不会有什么行动。苏松完全没有异样,跟平常的态度一样,而杜自强明颠坐立不安,今天早上九点我在士多帮忙时,便看到他们两人一同外出,苏松还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有留意他们有没有拿着可疑的手提袋,但他们两手空空,看来炸弹不在他们身上。
我心不在焉地点好货品后,回到店面替何先生顾店——他说他约了很久没见的朋友饮茶,中午十二点左右回来。
我盯着店里的时钟,想着字条上的内容。
还有十分钟便到十点半,这时候,警方是否在尖沙咀员警宿舍,准备拘捕疑人?假如苏松或杜自强真的要去放炸弹,他们会不会看穿员警的布局,及时中止计画?抑或是,郑天生被捕的消息已传到他们耳中,于是领导临时改变计画?
令早大哥跟我说,他下午约了客户到新界看地皮,成事的话佣金很高。他说今晚会在朋友家留宿,叫我不用等他。我想起郑天生字条中提及沙田火车站放置真炸弹,可是我又不想提及昨天的事,于是叫大哥别搭火车,说这阵子交通工具和车站不时发现“凤梨”,要他小心提防。
“我的客户有私家车:你不用担心啦。”他笑道。
我打开收音机,一直留意著新闻。但新闻没有提及炸弹,只在说那个英国空军参谋访港的事,以及在北京被软禁的英国记者格雷的最新消息e。十一点多,穿着整齐制服的阿七经过,跟我买汽水。
?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及多名记者自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先后被捕,北京指港英政府无理迫害左派新闻工作者,对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雷(Anthony Grey)采取报复行动,将格雷骏禁,北京、伦敦和香港政府三方角力,陷入外交困局,各方曾考虑互相交换“人质”,但并不成功。最后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香港所有左派记者获释后,格曾重获自由。
我将瓶子递给他后,想了想,下了一个决定。
“长官,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我说。我不知道在这时势跟员警搭话是不是好事,但至少今天阿三不在,阿七不会胡乱抓人。
“对,人手不足,所以今天我只好一个人巡逻。”阿七态度一如以往,简洁地回答。
“是……到尖沙咀员警宿舍戒备吗?”我语气谨慎地问道。
阿七放下瓶子,转头瞧着我,虽然我曾有一丝担忧,但看到他的表情,我想我的话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你果然看到了。”阿七说。他话毕继续喝汽水,完全不把我刚才说的话当作一回事。我没看错人,他比阿三友善得多,换作阿三,我可能已被狠狠吆喝,给当成“死左仔”看待。
“我……我看到字条上的内容。而且我认识那家伙。”我大胆地说。
“哦?”
“那家伙叫郑天生,本来是个纺织厂工人,但响应工会罢工,加入了那些组织。”
“你也是组织的人吗?”阿七的语气没变,这反而令我有点吃惊。
“不,不是。我跟他们毫无关系,只是那个姓郑的跟我一位‘同屋住’?朋友,我之前见过他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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