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和抽屉柜上,放著不少书本,也有好些笔记簿,我猜是他当记者时的工作资料。书桌上还有一盏棱灯、一个笔筒、一个暖水瓶、一个杯子,以及I些放杂物的铁盒D抽屉柜上有收音机和闹钟,而第一层的抽屉有锁孔,我伸手拉了拉,发觉上了锁。
“让我看看能不能打开。”阿七说。
“我猜,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吧。”我退后两步,说。
“为什么?这抽屉上锁了啊。”
“杜自强或许会把重要的东西锁进抽屉,但我想那个姓邹的不会。”我边说边跪在地上,探视床底下,“假如我之前说的没错,郑天生被捕是苦肉计,他们准备声东击西,使用这种诡计的人才不会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锁上的抽屉里,因为那太明显了。万一杜自强被盯上,员警要搜查,那个抽屉大概是第一个会被破开的目标。我猜里面应该有一堆煽动性传单之类,但绝不会有跟炸弹相关的线索。员警搜到传单,已有足够理由去起诉犯人,便不会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对我点点头。
“有道理。我看看书桌上的书册和笔记簿有没有线索。”他说。
我检查了床底下、床板间。都没有看到可疑的东西,阿七逐本书翻看,我问他有没有发现,他只摇摇头,我们打开没有上锁的抽屉,除了一些破旧的内衣裤和杂物外,没有任何异样。
“你听到他们讨论阴谋时,有没有什么特别发现?”阿七问。
我努力回忆前天听到的每一个细节。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
我记得姓邹的说过这句。
“啊!是地图!”我灵光一闪,嚷道。
“地图?”
“邹师傅说过,他会在‘这个据点’等候杜自强和苏松。我那时以为他说的是这个房间,但现在细心一想,那句话大有问题。如果他叫杜自强他们在这儿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过来他在这儿等他们,实在很奇怪嘛!我和房东夫妇都没见过那个邹师傅,杜自强和苏忪让一个客人留下来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看地图,邹师傅嘴上说的”这个据点“,其实是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
单吊西:俗语,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装’。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罗衣后敬人”的观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装。社会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场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装(例如经纪),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换句话说,地图上很可能记下了他们计画的细节。”阿七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地图在哪?我翻过那些书,没有地图。”
我再细心想当天的每句话,可是没有再找到线索。
“没有,我想不……啊!”我边说边离开床边,却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间有两张椅子,他们有四个人,自然有两人坐在床边,当苏松和邹师傅讨论完“做饵”和“动手”等细节时,他的声音变小,如果当时他手拿着地图,讨论完准备藏好,那么他的声音变小,便是代表他离开贴着我房间的床。
而在房间另一边的,是书桌。
我走到书桌前,蹲下细看,没在桌下看到任何东西,再探头看看桌子和墙壁之间的隙缝,亦没有发现,我以为自己弄错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时,却留意到那盏槌灯的底座有点大,我举起台灯,用手指甲试着仪开底座的底部,“哢”的一声,圆形的底盘掉下,那个底座的空间中有一张折好的地图。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兴奋地说。
我们打开地图,放在桌上。那是一张香港地图,上面有好几处用铅笔标示的地点,有些地点还附有数位。在铜锣湾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个“X”,旁边还写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点”,而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分别标示著“1”,“2”、“3”、“4”,却没有日期和时间。反而在中环统一码头附近的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画著一个圆圈,并且写着“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另外在九龙油麻地佐敦道码头亦有一个圆形。我记得苏松他E:提过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愿的记号,只在北角清华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铅笔戳下的点。在统一码头和佐敦道码头之间,有一条直线,线上上也有一个“X”。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没有其他符号或记认。
“这足以当成证据拘捕杜自强他们了……”阿七喃喃自语。
“可是现在发出通缉令,也阻止不了他们。”我指著中环的圆圈,说:“上面写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已是两个多小时前的事,他们应该已开始行动,杜自强提过什么‘一号目标’,会不会就是德辅道中这个地点?这儿写着,第一一。”
“不对吧。”阿七说:“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是中环的老牌茶楼‘第一大茶楼’,开业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没去过吗?”
我摇摇头。坦白说,我真的没去过,我跟大哥只光顾过这儿附近的“双喜”和“龙门”,中环的茶楼我除了“高升”和“莲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难得几回上茶楼,平时顶多到附近的廉价茶居吃饭罢了。
“这板‘第一茶楼’可能是他们的‘据点’。”阿七瞧着地图,说:“姓邹的十一点在茶楼等候,跟杜自强和苏松会合后,便出发经统一码头前往佐敦道码头……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码头或渡轮吗?”
“也许,一号目标是指”统一码头“、‘渡轮’或”佐敦道码头“’?中环至油麻地的航线是港九海上交通要道之一,如果设置炸弹,足以瘫痪交通,造成的影响不下于在沙田火车站引爆炸药。”我说。
“搞不好不是统一或佐敦道,而是统一和佐敦道——他们要一口气炸毁两个码头,统一是一骁,佐敦道是二号,观塘和北角等等便是三号四号,码头被炸掉,港九之间便缺乏汽车渡轮服务。”
我倒抽一口凉气。“统一至佐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汽车渡港航线,如果两边同时遇袭,修复需要不少时间,汽车只能靠“观塘至北角”航线和两年前刚开办的“九龙城至北角”航线横过维多利亚港,犯人若再在这些码头施袭,车辆便不能有效地来往港九。邹师傅提过“第二波”。
“第三波”行动,统一码头很可能只是开端,这是用来拖延警方人员调动的战略?瘫痪码头后,再来便是袭击警车,减低警方的陆上行动力?
他们打算发动全面战争?
我把猜想从脑中驱走,对阿七说:“既然你已找到证据,那我能帮忙的部分也到此为止了。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你们能尽早制止他们吧。”
阿七面无表情地瞄了我一眼,似在盘算什么,然后将地图折回原状,塞到台灯的底座,将台灯放好。
“咦?”我对他的行动感到奇怪,但又不敢过问。
“你刚才说得对,现在发通缉令已来不及了。”阿七说:“加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亦不能确保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是不是真的有炸弹,随便通报上级,误调人手,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先把证物放回原位,等杜自强和苏松回来后来个人赃俱获,而目前只有靠我们去调查,找出真正的目标,通报拆弹专家处理。”
我没想到阿七居然也有这种脱线的想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吗?还是因为阿三不在,所以他敢放肆了?似乎我灌输了一些不得了的思想给他啊……
慢著——他刚才说“靠‘我们’去调查”?
“你说我们一起去调查?我只是个普通市民……”我说。
“但你的头脑很好,全靠你我们才找到这地图。”阿七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单靠我一人一定无法做到什么,我除了循规蹈矩,听上级指示外什么都办不到,而你不一样,你的想法粗中有细,留意到很多我看不到的线索,况且你是听到杜自强他们对话的关键证人,只有你才能找出破绽,制止他们。”
我本来想拒绝,但在这情况下,我有点骑虎难下。
我叹一口气,说:“好吧,我跟你一起去。”
阿七露出满意的笑容,可是他没有跟我一起离开杜自强的房间,反而转身往抽屉柜的方向走过去,他打开其中一本书册,我探头一看,他从中取出一幅照片。
“刚才我找线索时,看到这些照片。我没认错的话,这便是杜自强吧?”阿七将照片递给我,相中人的确是杜自强。我点点头。
“有照片的话,打听消息会较方便。”他边说边把照片收进口袋。
我本来想问他这样算不算盗窃罪,但他大概会以“紧急法令”做理由,解释他的行动如何合法吧。这个时势,员警就是比我们老百姓高人一等,可以巧立名目,为所欲为。
4
我们之后也搜查了苏松的房间,但没有发现,我想这也正常。大约一点四十分,我跟阿七离开寓所。他沿着春园街往告士打道的方向走,我不敢过问,只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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