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之棺 [出版] (孙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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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冬之棺

作者：孙沁文
《凛冬之棺》——古典密室推理的捍卫者

时晨


“既然密室题材所受诟病最多，被读者公推为可信度最低，我们就以此为例，来一场全面剖析。”

——约翰·迪克森·卡尔《三口棺材》

新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经就进化论提出过一套“醉汉回家理论”。这套理论指出，物种只会越进化越复杂，而不会越进化越简单。打个比方，一个醉汉行走在一条小路上，一边是墙，一边是水沟，假设这条路很曲折，那么醉汉终将在某个时间点掉入水沟中。因为即使撞到墙，也会被反弹，绝对不会穿墙而过，所以从概率上讲，醉汉最终必会掉进水沟里。所以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只能朝水沟方向踉踉跄跄地前行，生命形式便会进化到无限复杂，水沟指的就是复杂生物，而那堵墙指的就是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单细胞生物。

那么，我们应该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当物种进化到极简状态，便无法继续进化，原因则是撞上“演化的右墙”。

台湾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唐诺曾下断言，密室推理小说已然撞上了右墙，到达了不可逾越的极限，而徘徊在这演化右墙跟前的，便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推理作家约翰·迪克森·卡尔。这种论调似乎并非唐诺先生首创。资深推理迷应该会有切身体会，即便是卡尔这般的高手，晚近的几部密室杀人为主题的推理小说，其核心诡计也开始重复自我。这样看来，密室诡计到了右墙似乎就能够说得通了，是吗？

当然不是。

诚然，黄金时代之后的欧洲文坛，几乎已无传统英式推理的继承者（法国的保罗·霍尔特是个例外），但放眼世界，日本自一九八七年新本格运动以来，出现了一批如二阶堂黎人、森博嗣、加贺美雅之、贵志佑介等对古典密室题材推理创作充满热忱的推理作家，继而贡献出了不同于先辈的，更具时代性和独创性的密室杀人诡计！

是的，新时代会带来新的技术，而新的技术则能给“杀人诡计”带来更多可能。君不见森博嗣的《全部成为F》的核心诡计，若无摄像技术，则难以告竣。而这一门技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几乎是天方夜谭！古人不见今时月，就算卡尔脑洞再大，也无法想象用现今的网络技术遥控操作，来完成一起完全谋杀。所以，新的技术带来新的“密室革命”，而推理作家孙沁文这本《凛冬之棺》正是新时代“密室革命”中，试图用新概念、新手法创作出的一部佳作。





专攻密室的推理作家


在浩瀚如烟的不可能犯罪题材的书目中，密室杀人永远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在推理小说里，密室杀人是最纯粹的智力挑战，也是最华丽的谋杀方式。试想在一间门窗反锁的屋子内，被害人横尸屋中，凶手人间蒸发，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如此有魅力的谜题，怎能不吸引古往今来的挑战者们前赴后继？更何况世界上第一部推理小说《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密室杀人案，足以证明这类题材的魅力。

提到密室杀人，那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伟大的推理作家约翰·迪克森·卡尔。与其他推理作家不同，卡尔似乎只对密室杀人这一类题材的推理小说感兴趣，并终其一生，主要都在创作以密室杀人为主题的小说，数量惊人。如此专情于密室，且不断创作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密室诡计，让卡尔博得了黄金时代“密室之王”的美誉，也令他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并称为欧美侦探小说“三巨头”。

如同食蚁兽和犰狳等单食性动物一般，像卡尔那样只挑战密室杀人这类创作题材的作家，日本推理界也有不少。比如被读者戏称为“日本卡尔”的二阶堂黎人，以及“最接近卡尔的作家”加贺美雅之等。他们的作品背景通常发生在中世纪色彩浓重的城堡或修道院，辅以哥特式的恐怖传说、诅咒。这些元素和卡尔的创作风格极其相近。

而在中国，本书的作者孙沁文似乎也是这么一类“单食性”推理作家。自二○○八年出道以来，孙沁文以“鸡丁”和“冯亮”为笔名，分别在《岁月推理》《推理世界》和《最推理》等国内知名推理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推理小说，被誉为中国推理的“密室之王”。因为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密室杀人”题材，所以很多读者认为这样的创作未免重复自我，不够具有创新性。这种对于密室题材的偏见俯首皆是，不值一哂。举个例子，同样是一块羊肉，作为一种食材，烹饪的方式便有上百种，密室推理亦然。无论是奇特的谜面，还是天马行空的解答，孙沁文在密室推理的尝试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在他笔下，大到雪地沙滩，小到橱柜棺材，都可以是密室杀人的案发现场！这种穷极密室杀人的一切形式和方式的努力，不啻让我们见识到了密室题材在表现形式上的广度，还在最后解答中探寻了密室题材的深度。

中国推理在民国时期已蔚然成风，从程小青到孙了红，鲜有以密室杀人为主题的小说。所以，从某些意义上来看，将孙沁文称之为中国密室推理的捍卫者，并无不妥。

回到这部作品，孙沁文用一种近乎将自己逼入绝境的方式，正面攻打三种不同形态的密室谜面，这份勇气实在可嘉，也不禁让读者为他捏一把汗。要知道，独创性的密室，用某些评论家的话来说，一部作品中能有一种便该额手称庆，而孙沁文竟然同时将三种原创（这里的原创是指前人不曾在推理小说中使用过）的密室诡计，塞入一部作品中，增加作品厚重感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跃马顾盼的雄姿——谁说密室推理已经穷尽？远远没有！孙沁文用一种焕然一新的方式，宣示着密室推理，未来可期。





传说与现实交织的恐怖美学


恐怖文学的兴起，源于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她于一八一八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可以算作恐怖文学的鼻祖。之后，“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则将其发扬光大。爱伦·坡的创作风格具有一种病态般的美感，文字中的诡异与黑暗令人难忘。那种神秘且冰冷的触感，可在其作品中一窥其貌。如《厄舍府之倒塌》阴暗恐怖的公馆、《黑猫》墙壁中的恐怖惨叫，甚至世界第一部密室推理小说《莫格街凶杀案》血腥暴力的杀人现场，无不展现其独特的恐怖美学。

如此看来，密室推理与超自然力量宛若一对孪生兄弟。自打有了密室杀人，总会被披上一层怪力乱神的面纱。案件的发生，伴随着传说中的鬼神、诡异的巫术和妖异的诅咒。尽管读者都知道，在推理小说的世界，这一切不可思议的灵异现象最终都能得到解答，但缺少了这些元素，密室杀人的魔力就会减弱许多。好比生鱼片配芥末，小笼包配米醋，两者搭配起来才能将故事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所以，卡尔才会如他的前辈爱伦·坡一样，钟情于创作具有浓郁哥特风格的推理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惊悚、诡异、神秘、血腥等元素，基本上奠定了卡尔的创作基调。譬如他笔下第一名探基甸·菲尔博士首次登场的作品《女巫角》，就是以女巫的诅咒为题，讲述查特罕监狱的绞刑场，历代狱长被杀的故事。在此书出版的次年，《瘟疫庄谋杀案》更是将恐怖传说与密室杀人结合得近乎完美。

这类恐怖的鬼怪传说，起到的恐怕不仅仅是“提味”的作用。

当推理小说漂洋过海传到东洋，“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则将推理元素与日式的猎奇异色结合到了一起，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乱步的文字，总是透着一股妖异的气味，他将畸形的心理与错乱的伦理诉诸笔端，揭示出一种人间地狱的面貌。如《人间椅子》的隐身愿望、《孤岛之鬼》的畸形怪谈、《帕诺拉马岛奇谈》的梦境世界。于是，猎奇几乎成了乱步的标签，也是他最擅长的题材。

受到卡尔和乱步影响颇深的孙沁文，自然也沿袭前辈的特质，在《凛冬之棺》中采用了“婴咒”这一独特诅咒形式来渲染小说的氛围。所谓“婴咒”，亦即“夭胎的诅咒”。相传某个村庄存在一种名为“婴塔”的建筑。村中凡生女孩，就要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入“婴塔”，任其自生自灭。怨灵聚集，在一位黑巫师的施咒下，死婴复生，最终将整个村庄化为地狱。通过“婴咒”这类咒术的设定，我们可以看出，孙沁文在吸收欧美哥特小说和日式猎奇小说的同时，将其动机与内核成功本土化，创造出了一种更符合中国古典审美的鬼怪故事。相比欧美式的幽灵、惊悚、黑暗风格的恐怖，这种因果宿命的感觉，颇具《聊斋志异》《子不语》等传统笔记小说的神韵。





论密室诡计的审美


早在一八七四年，巴黎卡皮西纳大道的一所公寓里，一群年轻的画家举办了第一次印象派画展。他们认为古典主义千篇一律，缺乏个人风格，他们对于绘画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印象派”这个词，也是一些杂志借以讽刺他们的称号，画家们不以为意，欣然接受。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印象派画家太前卫，从当时人看来，完全是在瞎画。现在，我们当然能体会到梵·高画中那些光与色的美感，这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审美。同样的，中国的文人画，不在于工整，也不在于形美，而是那股妙不可言的境地。画中书卷气直透出来的哲学和抒情，不是工匠画所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