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虞世南的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其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此外，还有其他墨迹传世，有《破邪论序》、《千人斋疏》、《道场碑》、《千文》、《心经》等。
　　《孔子庙堂碑》记述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封孔子后裔，并修葺孔庙之事。碑刻立于贞观初年，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石立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不久碑石就被毁坏。武后时又命丞相王旦重刻，正书，35　行，每行64　字，后又毁。原拓本在宋时已不多见，故黄庭坚说："孔庙与行距都较大，显得宽舒明丽，风畅日和。《孔子庙堂碑》正是这样，一反过去以技巧为本位的作法，而把重点放在那伟大而沉静的精神传达上，透过那肥瘦适中、刚柔相济而又极其纯净的线条，以及那端正静穆而又宽疏的结体，表现出虞书那阳刚美与阴柔美巧妙结合为一体的"中正冲和"的最高境界。
　　《破邪论序》为虞世南晚年撰序并书，是一帧著名的小楷作品。其通篇用笔内捩柔和，转折处不藏棱角，故绝无剑拔弩张之态，笔势圆润，气息充盈。这种饱满的精神贯穿于此碑那错综得体的布白中。全篇虚白疏朗，经营从容，行距虽宽，却不松散。每行虽字数相等，但有竖列而无横行，真是匠心独运，虚实合度，相映成趣。明代王世贞曾云："世南书迹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他对《破邪论序》书作推崇备至，评为"几夺天巧"，但确实不为过。此碑在笔法的运用与布白的调度上可谓恰到好处，变化无穷。如果拿此碑与《孔子庙堂碑》相比，《庙堂碑》为大楷，《破邪论序》为小楷，各有特点，但二者均代表虞书宗法二王而又另辟蹊径的最高水平。后代也有人评价虞书继承多于创造，甚至大作文章，贬低虞书的地位和价值。殊不知"任何艺术家都师法其他艺术家的风格，采用其他艺术家用过的素材，像其他人已经处理过的方式那样处理它们。"①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都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书法家之间的"合作"成果。虞世南毕竟还是虞世南，他创造出于凝重严肃之中含流美飞扬韵味的"虞体"书法。
　　3。褚遂良及其书作褚遂良（公元596-659　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虞世南的学生，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论书。"魏徵立即向他推荐："褚遂良笔下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从此，褚遂良深受太宗赏识，先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官居极品。封河南县公，世称褚河南。后来因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激怒了高宗、武后，迭遭贬谪，显庆三年死于荒远的爱州，死时63　岁。
　　褚遂良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他的书法艺术生命却永驻。他学习书法，早年从北方书体入手，很明显地受到《龙藏寺碑》、《朱君山墓志》、《贺若谊碑》等的影响。从他早期作品《伊阙佛龛碑》中，可以看出他对北方书风恋恋不舍。23　岁时他由隋入唐，此时虞、欧都已年逾花甲，成为声名显赫的大书法家，他拜虞世南为师，专心寻找虞帖中的艺术细微处，兼学欧阳询
　　①　德国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325　页。书法艺术之特长，由此上溯到二王，获得书法艺术的真谛，熔碑学与帖学于一炉，汇南北书风于一体，继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褚遂良树起了唐楷尚法的鲜明旗帜。后人对褚遂良高深的书法造诣无不叹服，称其书或"疏瘦劲炼，细骨丰肌"；或"清远萧散，丰艳流畅"；或"字里金生，行里玉润"；或"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初唐以后学褚字风靡一世。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小唐碑，几乎大半源出于褚字，故刘熙载赞他"为唐之广大教化主"。晚年他更加刻苦地研究钟繇和王羲之的楷书，使其书风更具风神温润，更显古雅绝俗。宋代朱长文的《续书断》评曰："其书多法，或敬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在余。至于章草之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则认为其书："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别有一种骄色。"在四家争雄的初唐书坛，"褚体"确实是书苑中的一朵奇葩。
　　褚遂良一生勤于翰墨，传世书迹甚多，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倪宽赞》、《阴符经》、《度人经》、《西升经》、《千字文》、《褚遂良摹兰亭序》、《文皇衰册》、《枯树赋》、《黄庭经》等。其中以《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阴符经》为代表作。
　　《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褚遂良书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碑文为岑文本所撰。此碑现有清李宗翰旧藏剪裱唐拓孤本传世，共20　页，每页4　行，计776　字，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褚遂良写此碑时47　岁，书法已经成熟，故挥毫自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其书体势方峻，清远萧散，微有隶体，略含隋人韵致。此碑用笔在方拓中参以篆籀，圆润秀媚，幽深古质。由于褚遂良师学虞世南，早期书法受到虞世南圆润、秀整、外柔内刚那种"君子藏器"风格的熏陶，于是这一特点在此碑中有较多的体现。如"感"、"静"、"停"等字的"趯"法和"戈"法，简直就像出于虞世南之手。对此碑笔法的精妙，王世贞赞其"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恨，真墨池中至宝也"。此碑结构左紧右舒、上密下舒，变化多样，整篇章法洋溢着阴阳起伏、高低错落的节奏美。《孟法师碑》代表着褚遂良早期书法的风格，暂且未达到晚年所写的《雁塔圣教序》那样洒脱自然。
　　《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碑立于西安慈恩寺雁塔底层，塔门东龛为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西龛为唐高宗作太子时所制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叙述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取佛经之事。二碑均为褚遂良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所书，褚时年58　岁，已处于艺术风格成熟时期，楷法日臻完善，特别精工秀雅，所以该碑书作是他晚年书法的精品。综观此碑，用笔方圆兼施，以隶法、行书意味参入，运笔流利飞动，犹如佛教徒入空灵无迹之境。结字于紧密中求变化，中宫收紧，四方散开，舒展大方，俯仰有情，笔力千钧。真可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艺舟双楫》）章法疏朗，更显清俊飘逸，有见其书如见其人的生动感觉。此碑是晚于《孟法师碑》11　年写的，褚遂良经过这11　年时间的锻造，无论是笔画变化、笔画间的韵律感，还是结字、章法与布白的调度能力，均远远超过书写《孟法师碑》之时，但初看此碑又似无法，细看则法度俱全，而且法为我用，成为不同于欧法、虞法的"自家之法"，当以此碑最具褚家特色。张怀瓘称"褚体"是"美人婵娟，不胜罗绮"，看来非《雁塔圣教序》莫属。
　　《阴符经》传说褚遂良所写的《阴符经》有三种：一种是草书，一种是小楷，一种是大楷。草书《阴符经》疑为伪作，故在此不论。大楷《阴符经》，也就是常称的《大字阴符经》，写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　年），即褚遂良写《雁塔圣教序》的第二年。此帖为墨迹本，楷书，全帖96　行，461　字，上面钤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后面署"褚遂良奉旨书一百廿卷"字。《大字阴符经》的笔力劲峭，气韵古淡，形态多姿，篇章绚烂，不愧是褚书中一件别开生面的楷书杰作。其"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每笔点画都力求其曲，曲尽意态，竭尽风流。主笔则又别具面目，横中含波，婉美多姿，摆布自由，具有一种特殊的灵活性和流动感。由于褚遂良笔姿多变，节奏起伏，使得原先枯燥抽象的线条，变得或肥或瘦，或长或短，或侧或正，或卧或起，或藏或露，或隐或显，千姿百态，极有生气。刘熙载赞"褚字如鹤游鸿戏"就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天真烂漫的特点。褚遂良的大字和小字写得都很好，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并且他写大字与写小字在用笔上又有不同特点。小楷《阴符经》的确有褚书的另一风格，字小如豆，楷法端研，心细如尘，有不可思议之妙。清代周星莲说："欧、颜大、小字皆方；虞书则大小皆圆；褚书则大字用方，小字用圆。"且不说他所评欧、颜用笔特点是否正确，他则是看出了褚书在大、小字之间方圆不同的特点。而这一点也是王书所没有的。清人《庚子消夏记》说："晋人无蝇头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动。"王羲之有小楷，虞、褚有蝇头小楷，这是事实。褚灵活运用魏晋笔法，形成他自己由方到圆的独特笔法，这与王书截然不同，于是写出这样严谨、茂密又疏朗行气之蝇头小楷，确有深厚功力。我们知道，褚遂良楷书曾师学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从清人的观点，而认为这三人没有楷书。实际上，公元348年，王右军特地给儿子王献之写过一部小楷《乐毅论》，作为习字范本。三百年后的641　年，也就是欧阳询85　岁高龄时，他也给儿子欧阳通写过一部极其精致的小楷《千字文》。这两部名作难道不是蝇头小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