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诗至李益，盛唐之音亡矣。
　　3。元结与顾况大历才子诗风柔弱，虽有佳句，不能产生盛唐诗歌的影响。而且过于讲究形式，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缺少必要的力度，往往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安史叛乱后，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杜甫的一些友人如苏源明都因饥饿而死，可以想见一般穷苦百姓的生活景况。大历才子们对此反映无力，虽然诗名不小，但缺乏根基，兴旺只在一时，不能产生长久影响。倒是大历才子之外的元结、顾况继承杜甫传统，不求华丽，面对现实，以写实的手法，继续开拓了新的诗歌领域。
　　元结（公元719-772　年），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天宝二年进士。与杜甫大体同时。杜甫的朋友大半也是他的朋友。安禄山作乱，他起义兵抵抗叛军，保住15　座城池的安全。他统兵有法，居官勤政，为人正直，不畏权贵，累遭权官嫉恨，终于辞官归隐。
　　他本人历经战乱，对当时人民的苦难，亲眼目睹，感慨百端，化而为诗，自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写《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深得杜甫赞赏。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既有见解，又有诗才，所以对当时的诗风忍不住就要发表看法。他反对浮华不堪实用的作品，主张"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①的创作理想。他交游甚广，当时许多诗歌名家都是他的好友，如沈千运、孟云卿、苏源明、刘湾等等。他将与他志同道合者的诗作编为《箧中集》，亲自作序，以为张扬。《箧中集》收其友人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7　人作品。共五言律诗25　首。从元结序上看，这7　位诗人都没有禄位，生活贫贱。仅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出元结编《箧中集》的胸襟与志向。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盛唐之后，韩孟、元白兴起之前，元结周围也形成一个小小的诗歌创作集团，元结则是这个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前承杜甫，后启元白，可以说是中唐诗坛颇值得书写的一笔。
　　元结等人诗歌的共同缺点是过分强调反映现实，而缺少对诗歌韵律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研究。比起李、杜、王、孟，元结更喜欢直接写实的手法，甚至干脆创作民歌，令船工歌唱。结果不免力度很强，诗味不足。他们一方面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一方面轻视诗格音律，这两个特点，前者为元白巧妙发挥，后者则被韩孟诗派另行改过。
　　元结诗作中有一首《贫妇词》，借用贫妇之口，诉说老百姓为差役频繁逼租取税无法苟活之情。其哀怨之声，无须修饰，已经感动人心："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凄。
　　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
　　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何时见府主，引跪向之啼。"
　　顾况（公元725-814　年），字逋翁，晚又号悲翁。苏州人，或说盐海（今浙江盐海县）人。至德二年进士，任著作郎。顾况性格诙谐，好开玩笑。他的声名，其实和白居易有关。白年轻时，于长安向他献诗，他看到白居易三个字，就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后来读到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
　　①　《元次山集·箧中集序》。
　　风吹又生"两句，忙改口说，能作这样的好诗，居住长安也不困难，后人以此为笑谈。其实这则传闻也反映了顾况的性格幽默，--他并非一味眼睛向上鄙视后学的昏庸之辈，或者随口言之，与年轻人开个玩笑而已。
　　他一生官场不得意，虽曾结交李泌，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李泌本奇人，奇人为奇事，无可埋怨。顾况喜欢道教，曾向李泌学习吐纳之术。顾况行事方式有点像李白，既性格外向，又与道家多有瓜葛。后来因诗被贬，干脆去山中隐居。以后还有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均查无实据。但他确有一子，名非熊，是位极其聪颖的少年诗人，但考场困顿，屡试不中。后来皇帝亲令入榜，却又不适应官场生活，终于和他老爹一样，到深山修道去了。
　　顾况喜欢道术，而且身体力行，但看他一生经历，对于仕途也是不能忘怀的。他的诗作尤其远离李白，接近杜甫，关心民生民苦，实为元结一流人物。独他首先发现白居易的才能，相互契合，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算得上一位慧眼识真的伯乐，而他的诗也堪作白诗先声。只是他的诗用语流于奇特，又似韩孟一派的滥觞。他有一篇《囝》，用四言诗句写成，暴露福建一带掠卖童奴的恶俗，令人生满目疮痍之痛。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诗中郎、囝二字为闽语父子间的相互称谓。
　　4。山水诗人韦应物韦应物（公元737-约789　年），长安人，少时尚侠，于唐玄宗宫中作侍卫官。玄宗死后，后悔尚侠无学，开始发愤读书。永泰年间，任洛阳丞，建中二年，出为滁州刺史，至滁州不久，又改为江州刺史。贞元初为苏州刺史，故史称韦苏州，不久，卒。
　　韦应物堪称中唐诗坛一大家。他的诗属于山水田园一派，上承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下启柳宗元，一些文学史家干脆将王、孟、储、韦、柳合于一章叙述。
　　韦应物年轻时尚侠使气，以后出为刺史，颇有政绩。可见其学习甚为用功也甚为有益。他性格刚强，为政严厉，对百姓疾苦很是关心。但他的诗风不似政风，不走刚烈一派，而追求恬淡平和，闲静幽远。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他为政性格的补充或者说是他本来面目的体现。他钦佩陶潜，既喜欢陶潜诗文，也佩服陶潜的为人。他的诗风近于陶潜一流。他远学陶、谢，近似王维。既有陶潜的恬淡自然，也有谢灵运的空灵优美，还吸收了王维山水诗意境高远简寂的风格。
　　从他为人考虑，实与陶潜一脉相通。但陶潜虽钟情山水，为诗为文，自然平易，却也有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传世，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不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已。韦应物似乎更能在诗歌创造上把握自己的情绪，非心静如水不作诗篇。他的诗自然不如王、孟盛唐之音那样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浓郁的味道。但在大历诗人中，确实出类拔萃，有鹤立鸡群之感。他的名作《滁州西涧》和张继的《枫桥夜泊》，可称大历年间山水诗歌的双壁，不但风格切近，而且妙语惊人。这种惊人妙语，只在身边心上，却不易用诗言歌语表达出来，一旦平易出之，便生奇趣无限，又似有禅意无限。
　　韦应物古体、今体诗均擅长，且各有佳作如许，但更擅长的还是五言诗作。他的五言古诗、律诗都有很高的造诣。不但意象幽远，而且情景交融。景色与心境和谐，景中已经有情，情色正堪景致。他的送别之作，常借姑苏一片烟雨，尽写淡淡哀愁。他本性刚强，却不是一个感情过于外露的人，所以他的送别诗的特点，是细读更有滋味。情似无为，平和致远，正是韦诗特色。《赋得喜雨送李曹》深得此中之味。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大历诗人中，若无韦应物，或可说，盛唐之下，大历无诗。
　　（二）韩愈孟郊诗派唐自安史之乱后一二十年间，诗坛文坛不免青黄不接，昔日英雄，尽皆逝去。给人"西蜀无大将，廖化当先行"的感觉。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新人出来，而这一大批新人，到了贞元中后期，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唐文学人物首推韩、柳、元、白，不是说他们的诗文无人可比，而是说他们的影响最为显赫。韩愈生于公元768　年，贞元八年（793　年）进士；柳宗元生于公元773　年，贞元九年进士；元稹生于公元779　年，与柳宗元同年及第；白居易生于公元772　年，贞元十六年及第；加上刘禹锡（生于公元772　年）、张籍、王建和孟郊（皆生于公元768　年）、贾岛（生于公元779年），一时风云聚会，蔚为壮观。
　　这不是说，上述诸人的出现，就如《水浒传》开篇一样，是文曲星下凡，或者36　位天罡星下界；而是说，唐代进入中期，旧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要求，儒、道、佛三家共融共存的三元局面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盛唐时的繁荣已经过去，统治者需要稳定，老百姓需要安稳的生活，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发言权。于是在文学流派上，中唐文坛分成两大主流。韩、柳于前，特别是韩愈，以道统自命，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吾其谁与"的气派；元、白于后，尤其是白居易，转变诗风，接触社会，自觉创立新乐府诗。在诗歌创作上，柳宗元、刘禹锡遭贬以后，韩愈就与孟郊、张籍、王建、贾岛、卢仝、樊宗师、张碧、刘叉、张仲素、陈羽、朱庆余、姚合以及后来的方干、李贺等人形成一大诗派。尽管这个诗派中人例如张籍、王建并非韩、孟风格，但他们往来甚密，前呼后应。这个诗派可以说是文人荟萃，精华咸集，气势威猛，个性非常。他们特别自信，因为自信就不将旧时规矩放在心上，什么音律格调，四声六对，想沿用就沿用，想突破就突破；他们很有才华，因为很有才华，就要创造新诗新意，也不管别人能否接受，我行我素，吾爱吾庐，我自为之，君将奈何。他们声势十分显赫，因为声势显赫，更加肆无忌惮。实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给后人留下几首好诗，但那声势，无疑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