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要求，确实推动了学校学习内容的发展，这是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校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也受到科举的限制。如科举注重文辞，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帖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方法考试学生，结果只能培养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这是科举对学校教育的消极影响。
　　（2）科举对士子学风也有很坏的影响首先是知识阶层素质下降。赵匡《举选议》中所指出的"士林鲜体国之论"、"当代寡人师之学"、"当官少称职之吏"云云，无不与学风的颓坏有关。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刘晞在《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中批评说："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并引"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矣"（《通典·选举九》卷十七《杂论议中》）。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批评说："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于末术，是诱道之差也。夫以蝎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至，不亦难乎？所以食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全唐文》卷三六八）德宗时，柳冕致书权德舆，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自倾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权德舆复书也痛切指出："两汉设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理道。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又说："明经问义，有幸中所记者，则书不停缀；令通其义，则墙面木偶然"；"令书释意义，则于疏注之内苟删撮旨要"；"至于来问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虽今吏部学究一经之科，每岁一人，犹虑其不能至也。"（《全唐文》卷四八九）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这些批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均指出进士科考试偏重词章，浮华少实；明经科考试注重记诵注疏。这种取士方法，如同"使骥捕鼠"，"令鹰守肉"，是选不出真正人才的。
　　其次，学风的日益颓坏，实际上就是学术的逐步没落。
　　科举制度是文化专制的手段，使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其影响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堕落，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枯萎。《唐摭言》卷三写道："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可见唐朝实施科举制度，不仅为了选拔官员，同时也想"牢笼英彦"。唐穆宗诏令："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敬宗也颁布过同类诏令。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诏令都提出"将欲化人，招引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的要求。由此可见，"化人"、"兴儒"、"登科"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化人"，培养自己合格的爪牙。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及第，皓首穷经，只读死书，不思创造，不究新义，严重阻碍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著名史学家吴晗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进展，压制了思想，使人们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再次，由于科举是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所以虽然科场生活很辛苦，甚至要遭受许多耻辱，但人们仍趋之若鹜。社会上广泛养成了做官发财的名利思想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有些士子为了谋取功名，竟不择手段。据《唐语林》说："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一般士子，如既无门第做靠山，又无权势可援引，就不得不卑躬屈节，低首下心，请人荐举。一经名公钜卿揄扬，立刻便可身价百倍，功名利禄由此而得。所以在当时有一种投诗谒见和所谓温卷的风气。要想请名公大人荐举，就必须先行卷投呈，即把自己所做的诗文，抄录若干篇首，订为卷式，夹着自己的名片，先送上去。如果主人看中了，或许下次准见。这种不良风气，在唐代一度非常流行，连王维这样清高之士，为了行卷，都曾男扮女装，其难可以想见。有这样两句诗："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可见投诗谒见也是很苦的事，有时竟到处碰钉子。江陵项氏描述说："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帋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其人上谐者。嗟呼！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尽可知矣。"（《文献通考·选举二》）可见当时社会士子学风之低下。
　　尤其寒门庶族地主中的人取得高官厚禄后，本身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造成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这在高宗以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营私舞弊的名目很多，如"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唐国史补》右卷中"叙进士科举"）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以及先定及第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旧例礼部放榜，要先呈宰相。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为，如盧肇、丁稄、"姚鹄岂以不与及第耶。"王起于是依而放过。由此可见，宰相一言，即可决定取录与否。又如尚书李景让，其弟景庄累举未第。母闻其被黜，将笞景让。中表皆劝景让嘱于有司，让终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论，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主司知景让弟，非冒取名者，自当放及第。"结果，景让虽然没有亲自去通关节，但主司因景庄是方镇之弟，遂放之及第，景庄是岁登科。这两个例子，充分暴露了科举考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上第巍峨，多是将相私人，座主密旧。"校书郎王冷然曾上书宰相说："仆窃闻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这一揭露是很深刻的。
　　唐统治者也曾采取过"糊名考试"和覆试等办法，解决科举中营私舞弊的问题，如"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刘晞《隋唐嘉话》下）又如"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张渎、李玕、薛忱、张觌、崔禀、王湛、刘伯刍等七人。"（《旧唐书·武宗本纪》）对营私舞弊者，有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惩处，如"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脏污狼藉，命西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唐语林》卷八）又如"宣宗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辈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奉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奉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旧唐书·宣宗本纪》）但这些措施只是一时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洋州刺史赵匡的《举选议》，对科举制度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他首先批评进士科"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次，谈到一个人的心智有限，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学习时"但务抄略"，就试时则"偶中是期"，以致"业无所成"，"当代少人师之学"。第三，他认为科举考试的方法"既问口义，又诵疏文"，是"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面对当代礼法，反而"无不面墙"，临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只有"取办胥吏之口"而已。他指出这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第四，他指出举人大率二十取一，没齿而不登科的很多，"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技。第五，他指出"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亏损国风。"他还指出科举的劳民伤财，远方贫士无力赴试，遂致有抱屈遗才诸种现象。最后他指出当时选司偏重年资所造成的"无能之士，禄以列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的缺点。赵匡的上述批评，确实切中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时弊，而且比较注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