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唐代算学教育注重考试，要求学生做到"明数造术，详明术理"，也就是既要掌握运算规则，具有运算能力，又必须通晓数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考试原则兼顾知识与智能两个方面，在一千多年前是先进的，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国子算学内部的考试，时间安排与其他六学相同。据《唐会要》卷三十五称："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以下为下。"
　　唐代算学时有兴废，招生人数也有多有少。据史书记载："唐初废算，显庆丙辰复置。"（《旧唐书》卷四，《新唐书》卷四十八）据李俨考释，"贞元前后六馆已亡其三"，可能算学即在已亡之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重新规定国学各馆定员时，"西京书算馆不过十人，东都算馆二人"。李俨认为，"终唐之世，数学教育制度尚未尝废。"（李俨：《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
　　唐代创立了科举制，并设有明算科，其考试方式有贴经和问答两种，《新唐书·选举志》有详细记载。其中贴经与问答试题的数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唐六典》、《通典》和《新唐书》的记载不尽相同。明算科及第之后，送吏部授官："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新唐书·选举志》）。
　　3。天文、历法专门学校在朝廷的天文、历法机构太史监中设立专科学校始于隋朝，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北魏太史博士的设立（《历代职官表》卷三）。至唐代，太史监屡改名称建制，前后曾命名为秘阁局、深仪监、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名称虽异，建制不一，但都是集行政机关、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三位一体的政府职能部门，既进行日常事务性工作，又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的方向是在本部门就职或在其它部门从事本专业工作，不参加科举考试，属职业教育性质。现分述如下：太卜署　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拜家动用之事。博士、助教和卜师、筮师教学生占卜之法和驱鬼术。业成后，留本署就业。
　　司天台　其名称屡有变更，或曰太史局，或曰浑天监。司天台下设四个职能部门：司历　掌国家历法的推算和制定，历博士掌教历史。历生，开元时三十六人；天宝时四十一人；乾元初五十五人。
　　监侯　掌观察天文气里，有天文观生九十人。
　　灵台　掌天文星象变化并占候，设灵台郎以教学生。天文生，开元时六十人；乾元初五十人。
　　漏刻　设漏刻博士掌教学生习漏刻术。漏生四十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
　　学漏刻节点，以时唱漏，皆庶民中男、小男为之。毕业后，被典钟或典鼓。太仆寿　设兽医博士以教学生。兽医学生以庶人子弟为之，考试其业以录取。学成后补为兽医，或去各地马场工作。
　　掖庭局　设宫教博士，教宫人书法、算术和众艺。开元时隶内侍省，博士由中宫为之。
　　隋唐天文、历法学校，保留着较多的"宦学"性质。在教育管理上，不如医学、算学完善，传授知识也不够系统，比较重视实用性。在教学方法上，继承了我国"天官"的优良传统，注意观察与验证，创立了我国古代实科教育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
　　（二）实科教育的其它形式隋唐时期，不仅通过官办的实科学校培养科技人才，而且私学家传、佛道人士传艺、经师兼授实科知识、训练手工匠人的艺徒制，以及社会性的科普教育等等，都曾培养造就了实科人才。
　　1。私学家传私学传授实科知识，始于先秦，后世不绝如缕。至隋唐，凡身怀绝技之人，大都有门徒，例如隋朝著名天文学家耿询，在陈隋之际沦为王世积的家奴，有幸就教于隋太史局官员高智宝，学习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并研制成功著称于世的水运浑天仪。炀帝时任太史丞。这是国家科技官员授徒施教的一个实例。唐代名医孙思邈曾收徒传医术，如孟诜和卢照邻等人都曾"师事之"（《新唐书·隐逸传》），后来孟诜也成为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传授医术时，注重直观。他精心制作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炙挂图，称《明堂图》。当时朝庭虽然禁止民间研讨天文、历法，但是这方面的传授活动却禁而不绝，例如宋璟曾师事于李元恺，学习"天普历算"（同上）；又如崔良佐撰写过《历像》、《浑仪》等论著，并隐居授徒。据《畴人传四编》记载："卢肇，宜春，举进士第一。肇始学浑天之术于王轩，轩以王蕃之术授之。后因演而成图，又法浑天作《海潮赋》及图。轩，太和进士。"这段话记载了天文知识转相传授的情况，其中卢肇和王轩都是唐朝的进士，说明当时士人也很注意学习实科知识。
　　家传，是私学的特殊形式，实科人才获益于世传家学的很多，生活在陈隋之际的名医徐之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名医之家，六代之中有十一个著称于世的医生。唐代药物学家李珣出生在一个世代经营香药的波斯商人家庭，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外国药物学知识，加之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博览药典，终于写成了著名的《海药本草》。古代的史官，特别是其中的天官，多是宦学与家传相结合，俗称"畴人子弟"。隋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唐太史令庚俭，就出身于天文占星世家，李淳风与之类似，祖上四代都长于天文历算。阎立德是唐代杰出的建筑工程师，曾参加建造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工程，官至工部尚书。其父擅长工艺，家传得法。世业家传的方式，由于适应以家族为单位的封建自然经济，因而在古代成为实科传授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它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诚如孙思邈所指出的："各承家传，始终循旧"。这种传习方式的保守性，归根到底是由宗法制度和小生产所决定的。
　　2。佛道传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宗教迷信活动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不成熟的科学技术，又往往掺杂着迷信的成份，科学的成果也常常被宗教借用来以售其奸。正是由于宗教与科技有着相互浸入的关系，所以在宗教活动中，就必然也有传授科学技术的事情发生。不论中国和外国，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都是这样的。隋之世，是我国佛道昌盛的时代，和化学杂揉在一起的炼丹术，自秦汉之际开始，就是道教方士的数术；和医学交织在一起的咒禁，也是他们的绝技。至于占星与天文，勘舆与地质等等，关系都十分密切。加之宗教人士研究天文、历法等"中秘之物"不受律令的限制，只听"道格处分"，因此，隋唐两代的道教人士中，多有传授这些知识的，例如对传习天文知识起过重大作用的《步天歌》，就出自道士之手（据《新唐书·艺文志》）。再如李淳风的父亲李播"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新唐书·方伎列传》），曾撰写过《大象元机歌》三卷及《大象历》等，据清人黄钟骏称"皆《步天歌》之类也"（《畴人传四编》卷四），也是为传天文知识所用。此外，向道教人士学习天文知识而有所成者，还有隋代太史令薛颐；向道教学习炼丹与咒禁的则有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等。
　　佛教传经，同时也要传授有关的实证知识，这与佛经的内容有关。占星是佛学的组成部分，如《大藏经》中就收有《七曜星辰别行法》等天文历算书籍。佛经还有称做"五明"的内容，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其中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艺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医理、方剂和药物学的。佛教输入也带来了天竺（今为印度）、波斯（今为伊朗）、狮子国（今为斯里兰卡）等国的实科知识。当时研究天竺历法的有三家，即迦叶氏、瞿昙氏和拘摩罗。这三位天文历算家都是佛学大师，他们在中国期间，曾任太史阁，传授天竺的天文历法知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1分册第75　页，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据说瞿昙罗担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对传播印度等国的天算知识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后代瞿昙譔曾编撰著名的《开元占经》，促进了我国天文知识的传授。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编撰《大衍历》，李淳风修定《麟德历》，都曾受到以上三位大历法家的影响。此外，唐代佛教的密宗首领不空和尚，曾翻译了《文殊列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二卷，详细介绍了天竺国当时的天文星历知识，由他的中国弟子杨景风为之作注。唐代著名天文家张遂，循入空门后称一行僧，他学数学曾以嵩山普寂为师。为穷大衍之术，他又登天台山国清寺就教，并亲见"僧于庭布算"的场面。唐代律宗高师鉴真和尚通晓"五明"，认真学习了道岸律师高起的建筑技艺，还亲睹道岸监造长安小雁塔的过程。后来，鉴真又从弘景律师"具足戒"，并学到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掌握了"奇效丸"的配制密方，鉴真的经历，是唐代佛门传授实科知识的典型实例。
　　3。经师兼授实科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已具有兼容实科知识的特点。隋唐之世，结束了自汉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经学。有几位对经学统一曾起重大作用的经学大师，都兼传实科知识。史称"刘焯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又称刘炫"与术者修天文律历"，曾编者《算术》一卷（《隋书·刘焯刘炫列传》）。他还修订了《周髀》关于每百里日影差一寸的说法，后世僧一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子午线实测工作。二刘在讲经的同时兼传科技知识，孔颖达就是刘焯的门人。这是经学大师传习科技知识的实际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