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宝应二年六月，杨绾上疏，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恢复汉代察举之制。疏称："炀帝始制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杨绾认为，欲"澄本清流"，使士人"修德业"、"修廉耻"，使"人伦一变"，皆归"实学"，必须痛下决心，停科举，恢复古制。但是，代宗命大臣商议，得到的结论却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杨绾再次上疏，请求调整考试方法，依照汉制，以策试为主，经义为辅，以求士人"有孝义廉耻，谦恭之行，好学不倦，精通经义，并堪对策。"遗憾的是，杨绾此次上疏，同样没有得到代宗与大臣的首肯，理由是："进士、明经，行来颇久"，不可顿改，令士人"失业"。最后，代宗只好下诏调合分歧，命新制"与旧法兼行"（《新唐书·选举志》），草草收场。
　　杨绾的主张没有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也没有认识到统治者的本意，企图用过时的制度来代替作为统治者强化专制制度有效工具的科举制度，自然不能不遭到冷落。但是，杨绾的奏疏中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唐代学风的颓坏，其原因正在于科举制度本身，特别是帖经之法，有百弊而无一利。尽管这一认识仍有其局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总括以上，唐代科举的实施，是时代的需要，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具有片面性，其考试方法偏重于机械记诵，但它比起九品中正制的取士方法来，毕竟还是有了一个衡量知识的标准。仅以进士科而言，策论是关于治世的才能；诗赋杂文是关于文艺、应用文的知识和能力；经义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论研究。因此，进士科及第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治世才能的。这比过去只凭荐举录用人才要好得多。事实上，在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才，如名臣房玄龄、大诗人白居易、大文学家韩愈等等，都是进士出身。所以，科举在我国古代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作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由社会制度所决定，从其一产生便暴露出虚伪性与欺骗性，乃是统治阶级用以笼络知识分子，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行之既久，流弊丛生，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学术思想的繁荣，均曾产生极不良的影响。因此，对科举制度应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尤其应重视其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及以后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唐政府为了满足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要求，特设有宾贡科。《东史纲目》卷五所列穆宗长庆到五代时的后唐，新罗留学生登宾贡第者九十人；日本及其它各国留学生也有许多发策决科者。日本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七年，精修三史、五经及律、书、算学；菅原梶成入太医署学习针炙，回国后成为天皇御医；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及第后，隐居终南山，及后归国时，其中国友人章孝标曾赋诗以赠。项斯、张乔、李白、王维等著名文人，亦都有与外国留学生酬唱的诗篇。唐朝的兴盛发达，使周边各族和各国不满足于自然的文化传播而派遣留学生，直接汲取中国文明。他们长期生活于唐，在社会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归国后，移植唐文化于本土，这不仅对改造其国政治，提高文明程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放型功能涂下了重彩之笔。
　　科举制度对欧洲也发生过重大影响。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就吸收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合理因素。1791　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核制度；180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实施文官考核制；1855　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当时在欧洲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的需要，这就是中国科举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契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卜德认为，在西方推行的"文官"体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三）五代的人才选拔据■瑞临《文献通考·选举三》陈述，五代五十二年，朝代更易，干戈抢攘，但贡举之制并未尝废弃，只是每年所取进士极少，最多时也仅及盛唐时的一半。土宇分割，士人流散，固无怪其然。不同的是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为唐所不重，取人也少考，到五代自晋以来，却中选者动以百计。原因一是帖书墨义在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也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只好以此为士子进取之途；二是因为处于乱世，士人不能安心读书，社会上崇学风气也渐淡泊，功名利禄的思想不像太平时候那么炽烈。因而参加考试的不多，中榜者有时只有三四人，梁时极考宏词料的就只有一人。后来，制科取消了，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时有更易，而与经学诸科有关的反而有了起色。三是因为当时文学发展失去了良好的条件；而经书因印刷业的发展而广为流传，方便士人习诵；统治者要利用思想武器，更要宣传儒家经典，所以读经的人多起来，经学诸科所取的人数反而多于盛唐。这其实既是战乱所带来的文化废坠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保存经典，阐说经义及宋人的演"义"之学作了准备。
　　另一方面，五代之时，虽科举未尝废，但很多人厄于乱离之际，不得卒业；或有所长而不能自见，无法施展学问和抱负，老死闾阎。科举虽断断续续一直存在，但中者极少，流弊极深。据《五代会要》记载，当时有关科举的奏折和敕文几乎都涉及请讬舞弊之事，朝廷也一再惩罚主考官，用复试、严审等手段严格筛选考生，但这种事仍时时有之。梁朝曾有意识地利用科举来弘扬儒学，但不久，关于在科举考试中设明经科的争论便不断发生。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罢帖经对义等试经内容，别试杂文及对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将明经考试视为人才选拔的障碍，对经学内容丧失了信心。
　　四、实科教育我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造就了大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匠，在我国古代人才群体中大放异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改造自然、传授实用科学知识技能和实践活动中，创造并积累了培养、训练实用人才的宝贵经验，大大丰富了古代教育遗产。隋唐时期的实科教育，尤其具有独特意义，因为我国古代实科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建；实科教育的发展先于欧洲各国一千余年，朝廷主持颁定的实科专业教材也为世界之先；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有关实科人才规格、科技道德教育以及教学工作等多方面的论述，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为发展实科教育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第一，奖掖实科人才。当时在天文历算方面，名家如流。祖孝孙"博学，晓历算"，傅仁均"善历算"，傅奕"尤晓天文历数"，李淳风"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崔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等等。李世民对他们恩礼有加，封官赐爵，并给以奖掖。李淳风在贞观初为修订《戊寅历》提出七条宝贵意见，很受李世民器重，"授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李淳风在天文研究中不断作出贡献，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李世民又拜他为太史令（《旧唐书·李淳风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二，兴办实科学校，培养实科人才。当时的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医学分科很细，招收各种生徒。太史局也设立了天文学校、历学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些实科人才的广泛培养，为贞观以后许多重大的闻名于世的科学发明奠定了基础。
　　第三，重视使用科技新成果。李世民很重视科技成果，并加以推广应用。天文学家李淳风在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研制成了一部精密的天文仪器"黄道浑仪"，李世民十分高兴，当即下令把它放置凝晖阁，"以用测侯"（同上），即使这部新仪器能够立即为当时的天文历算科学发挥作用，也使科技人员得到鼓舞。
　　（一）实科学校教育隋唐时代的实科学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属于国家教育行政系统的正规学校：医学和算学，医学又有中央医学和地方医学。二是属于职官"官学"性质的学校，主要有京师药园和太仆寺的医药弟子，以及太史监、司天台系统的天文历法生。
　　1。医学专门学校我国实科专科学校的创立，以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医学校的建立为标志。北魏时又设立了太医博士，培养高等医学人才。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代在太常寺下设太医署，除专门的医官，还有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学官，即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也就是说，建立起明确的医学教育制度，开始在太医署安置了与医学教育有关的人员。《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记有："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咒）禁博士（二人）等员。"从中可见，隋代的医学教育已设置了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固定的人员，出现了专门化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