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诗赋　科试时要求应试者做诗赋各一篇，叫做杂文。考试诗赋始于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　年）。《唐语林》说："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唐语林》卷八）《刘宪传》亦说："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吏。。。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清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卷一九○）但这时考试仍以策问为主，只不过加试诗赋而已。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才于策问之外更试诗赋。但"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新唐书·选举志》），这时诗赋始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策问多属空文，所以试诗赋比策问、帖经不但能考察思想，而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策中选。我们且看他的应试诗："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文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如月落清流。潜颖应旁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记，沧弃即千秋。"这种试帖诗多为十二句，共六韵（也有十六句共八韵的）。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但这种格式在后来的科举考试里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注重词藻的所谓"雕虫小技"，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衒"（《旧唐书·杨绾传》）的风气，反倒具有了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
　　3。录取和出路唐朝科举的试卷没有糊名制度，录取与否不完全根据卷面的成绩，考生平时的声望、家庭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推荐都起作用。唐人薛登指出："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兢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敭，则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全唐文》卷二八一薛登《论选举疏》）不仅薛登这样讲，甚至几个皇帝的诏令，也反映出这类问题（《全唐文》卷六十五穆宗《覆试郑朗等诏》）。
　　唐朝末叶，政治更加腐败，很多宰相为其子弟"关节"。宣宗时期，营私舞弊问题更加严重。大中十四年（公元860　年），礼部侍郎裴坦主考，进士科考生一千余人，有三十人及第，其中"皆衣冠士子，是岁：郑义则，故户部尚书瀚之孙；裴弘，故相休之子；魏当，故相魏扶之子；令狐湻，故相令狐綯之子。余不能遍举，皆以门阀取之。惟陈河一人孤平，负艺第于榜末。"（《册府元龟·贡举部·谬滥》）由此可见，唐末的进士考试，基本上被高级官员垄断。一般地主子弟，考中进士者甚少。
　　另一方面，每年录取名额虽无定限，但实际录取人数是很少的。秀才科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明经科及第较易，大致十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及第者也不过百人左右。进士科及第甚难，大致百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应试者千余人中及第者只不过一二十人，最少时只有几人，最多也只有四五十人。所以，唐代二百年间，登科进士仅有三千余人（《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对录取名额开始有过规定："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二》六四○卷）此后，对于每年进士、明经科录取人数亦屡有限定。这些限定性的措施，主要在于限制入仕的人数，因为唐室自开国以后，每年入官人数大增，高宗时已"大率十人竞一官"；武后时有"补阙连年载，拾遗平斗量"的讥讽；中宗时有"三无坐处"（宰相、御史、员外郎）的笑话，更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的非难，以致演成"士至蹉跌十年不得官"，"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的现象。由于"用荫"的官无法减少，所以只好限制科举这条仕途了。由此可见，士子不仅登科及第难，而且及第后得官更难。尽管如此，科举及第仍是士子最荣乐之事，称之为"登龙门"，意思是鱼过此门可以化为龙，所谓"山川变色，天地为宽"，身价顿时百倍了。有一位名叫周匡物的，中进士后高兴得写了一首诗："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中了进士就如同成了仙上了天一样。按当时的规矩，这些"得仙"的进士，首先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谓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帖至家后，乡曲亲戚例须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登第者之家，每大宴开贺，这自然是一种很荣耀的事。这种报喜之风，开贺之习，一直沿习到明清。其次，进士及第后，同年例须大会于曲江亭（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这一天皇帝亲自登紫云楼垂帘观看，公卿大户人家倾城围观。或于是时择婿，细车珠簾，栉比而至。撤宴后，移乐泛舟，为竟日之欢。这自然是士子及第后又一荣乐之事。唐代诗文记其事者极多。兹录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笔题仙籍，柳色萧声拂玉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面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曲江盛宴之后，还要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白居易廿七岁一举及第，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总之，科举及第后，名誉地位便忽然高起，原来是平常的人，现在忽然已是天上的谪仙；原来被人轻视的，现在立即得到重视。真是天地为宽，山川变色，不仅亲戚朋友，奴仆皂隶一起对自己阿谀附会起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都大变了态度。据《唐人说荟·玉泉子》载，杜羔累举不中，将归家，其妻刘氏寄以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早早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丈夫失意之余，竟被妻子奚落，落第之难堪，可谓至极。但是后来杜羔中举登第，刘氏又寄诗曰："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达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杜妻前后两诗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虽为附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几试落榜后，心境凄怆，写道："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但是，当他一旦登第之后，其诗风流放荡，难以自制："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及第的荣乐既然如此，所以对当时的士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由于唐朝"常科"考试是由主管机关尚书省下的礼部主持的，故称为"省试"。参加"省试"及第者，并不等于就有官做，还须参加尚书省吏部的考试，及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所谓"释褐"，即出任当官。按唐朝规定，进士明经考中以后，不能直接任职，必须经过吏部考试。吏部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四："身、言、书、判"，"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此体格、语言、书法、判牍四条标准者，为优秀之选。以"四才"选官有利有弊，它对唐代的社会风尚、书法及文风都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分别略予述评。
　　身。"身取其体貌丰伟"，即要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神气深厚，威仪秀伟，或谓"举措可观"。在隋代，已有以貌取人的事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朝野佥载》卷四）。唐玄宗时，吏部侍郎崔湜主选，"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按：唐代兵部武选要求"躯干雄伟，有骁勇才艺者"）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朝野佥载》卷一）大概崔湜比较偏重选身强力壮之人。实际上，体貌丰伟这一标准很难做到。虽然唐代有不少官员"身长七尺"，"风骨峻峙"，但也有像僖宗时宰相卢携那样"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却有才干的人。
　　言。"言取其言词辩证"，即要语言流利，口齿清楚，善言雄辩，对答敏捷，或谓"词说合理"。因为要引用贤良升于达位，必须问以政事，而非言无以知之。唐代学校课试中就有"口问"这种口试形式。以言取人也有弊病，对答时口若悬河，洋洋数千言，"或声色甚厉"（《旧唐书·苗晋卿传》），以至有人"于铨庭言辞不逊，凌突无礼"（《旧唐书·裴遵庆传》）。后人对唐代以身、言为铨选标准评道："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证，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