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对"内观于心"的几个要点的表达，颇似于佛教尤其是禅宗之说，"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即悟，唯见于空，。。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静应物，真常得性。。。如此清静，渐入真道"。
　　《三论元旨》将修心过程分为三阶段，先是"摄心归一"，继之"灰心忘一"，最后达"悟心真一"。简而言之，是"因澄而静，因静而忘，因忘而后能明，因明而后能达"。
　　著名道士成玄英在对《道德经》的注疏中，借鉴许多佛教概念，从内心修炼的角度对经文作出新的解说。如疏解"小国寡民"句，成玄英说："国，域也。谓域心住空，故言小国。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谦小寡欲之行"。疏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句，成玄英说："器即六极十恶之兵器也"。十恶乃佛教用语，指十项罪孽。《法界次第初门》卷上之下所记十恶具体内容为：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离间），恶口（粗恶语），绮语（杂秽语），贪欲，瞋恚，邪见。其实，老子的原意是，邦国要小，人口要少，②　《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6　月版。
　　有新的器物而不使用，表达出他对当时社会攻城略地，人人争利，奢侈浮华等现象的不满，希望回复到人类社会的素朴的初始阶段。而成玄英却将上述社会政治观点重新解释为道教的修心观点，意在证明本教教主早已论述过心性问题。
　　著名道士司马承祯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可说是与佛教天台宗为邻。天台宗的修习方法是"止观双修"，所谓"止"，即止寂，禅定，是使被观察对象"住心于内"，凝神专注。所谓"观"，即智慧，是在"止"的基础上，思维被观察的对象，得到合乎佛教教义的智慧、功德、观点。也可称作"定慧双修"。司马承祯著《坐忘论》，阐述道教的"定"、"慧"观点。他不说"定"、"慧"为佛教修行观点，而是上溯《庄子》，从中引申出"定"与"慧"。《坐忘论·泰定》说："故《庄子》云：'古之修道者，以恬养智；智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其恬，养而久之，自成道德。"他认为《庄子》所说的"恬智"就是"定慧"之意。自然，他的说法也有些道理。恬，恬然，恬静，有定的意思；智，智慧，也有慧的意思。他把"定"称为"泰定"，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这个境界的特征是，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有了"泰定"的基础，就要进入下个境界"慧"即人本性固有的智慧开始"自明"。
　　还有的道教徒将这种内心修炼法叫"定观"。所谓"定"，指心定，如大地一样不动；所谓"观"，指慧观，如天光常照。意思是，修道者要静坐内观，杜绝一切妄念，启发慧心。这与佛教的"定慧双修"，儒家的"正思复性"，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粗略介绍了儒、佛、道三家相互借鉴与融合的情况，这是个大题目，由于篇幅关系，只能点到为止。
　　这个时期还有些学者直接呼吁三家融合。中唐时著名僧人神清在所著《北山录》中说："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各适时之器，相资为美"。作为僧人，他主张以佛教为主，统合儒、道。他说，老子"所著二篇之经，兼辩冾于家国，俾济世者不相抑废。仲尼岂不欲使人尽至皇道欤？所修六典，兼存霸王，将苞举而无遗也。故覆涛莫大于天地，变化莫大于圣人，而实二教之于我，赞而不害也。吾之于二教，统而有归也"。唐德宗时士大夫郭雄，则主张三家融合应以儒为主。他所撰《忠孝寺碑铭》云："备兹三教，语无异源，如仰冥鸿，谁为甲乙。儒之济理，旁兼者、释，孝之饰躬，动循爱敬"。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看出了三家在心性修养上的一致之处，认识到"修道即修心"，"修心即修道"，三教所说虽形式不同，但是一个道理。他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中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但能体似虚无，常得至道归身。内修清静，则顺天从正；外合人事，可以救苦拔衰，以此修持，自然清静"。尽管他承认三教"其理一也"，主张"悟真理"不要有三教的门户之见，但仍然归结于以"道化一"，期望于"至道归身"。这反映出儒、佛、道三家均已意识到相互借鉴融合的必然趋势，但各家又都希望以我为主，统合另二家。
　　十二、晚唐的思想（一）"剥非"与"补失"的经世思想皮日休（约公元834-883　年），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人。青少年时代，在襄阳鹿门山读书。咸通七年（公元866　年）考进士，未中。遂将自己的诗文编次成集，即《皮子文薮》，作为"行卷"，以便进谒名流，为下次科考做准备。明年，考中进士。先为苏州刺史属吏，后进京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王仙芝起义后，他又返江南任职。黄巢军攻下杭州、绍兴后，皮日休加入义军。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黄巢攻占长安并称帝，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中和四年（公元884　年），黄巢兵败自杀，皮日休下落不明。后人传闻，或言其为黄巢所杀，或称其为官军所诛，也有说他投靠吴越钱鏐。《皮子文薮》10　卷，是他遗留下的最主要著述，由于编订于入仕之前，又系本人亲自选汇，因而颇有锐气，思想性较强。
　　1。直指时病俗弊皮日休编《文薮》之时，正是唐王朝江河日下，走向分崩离析的时候。
　　懿宗昏庸残暴，宦官操纵朝政，藩镇割据称雄，民众劳苦不堪。刘允章上懿宗《直谏书》，将当时社会状况概括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①。皮日休所编《文薮》，也是大胆指陈时政得失的。在序文中，他说明自己的著述均是有感而发，均有所指，非是"空言"。他说：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
　　这里他道出自己志在"剥非"、"补失"的为文宗旨。
　　他的"剥非"与"补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寓意于有关山水花鸟的诗赋中，借咏物而抒志。表面上是写自然景物，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会的批判。正如他在《桃花赋》序中所说："日休于文，尚矣。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他在《河桥赋》中，将河与桥引申为施政需有道，"以道为水，以贤为梁。济民者，民不病溺；济世者，世不颓纲"。而当时的唐王朝君昏官贪，所奉所行恰与治道相反。在《读司马法》中，皮日休说："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土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这表面上是谈汉魏之际战乱景况，实际上也是现实中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的写照。谁拥兵自重，谁就独霸一方，待到实力更强，地盘更大，就萌生称帝野心，策划更大的战争，杀更多的人。拥兵者完全是以残害民众为代价而扩张自己势力的，征伐的方法越精杀人越多，兵法越切合实用为害也越大。事实上，晚唐的历史正是无可挽回地沿这个趋势发展的。最后宣武节度使朱温成为中原最
　　①　《全唐文》卷八○四。
　　大的割据者，天祐四年（公元907　年）代唐称帝，建立后梁，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剥非"与"补失"更多的是运用第二种形式，即直截了当地指陈现实弊端，有时也一并谈出自己的思想主张。
　　他在《三羞诗》中直接鞭挞了穷兵黩武的将军，"懦者斗即退，武者兵则黩。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去为万骑风，住作一川肉。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这里揭示出将军荣华富贵的基础，是无数士卒丧生，千万个家庭祸从天降。
　　他又在《贪官怨》中对各级官吏的腐败形象进行愤怒指责，"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饨，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笞"。这些官吏不知读书识理，岂能懂治民之道。或是浑浑噩噩，或是毒如禽兽，只会危害民众。
　　在《鹿门隐书》中，他用古今对比的精粹短句，极尖锐地指出当今社会的违背公理的颠倒的现象：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吏不与奸罔期，而奸罔自至。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