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①　《全唐文》倦五三五。
　　②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三）道教及道家思想对儒、佛的吸取1。对儒学的吸取唐代诸道派均重视经戒的传授，由法师传授给道门弟子，目的是告诫道徒防邪祛恶，诚心归道。经戒科律的完善，是唐代道教的一个特点。经戒中有相当多的条目反映了儒家的礼义观。如《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所载"十四持身品"（又称"十四治身之法"）：其一，与人君言则惠于国；其二，与人父言则慈于子；其三，与人师言则爱于众；其四，与人臣言则忠于上；其五，与人兄言则友于弟；其六，与人子言则孝于亲；其七，与人友言则信于交；其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其九，与人妇言则贞于夫；其十，与人弟言则恭于礼；其十一，与野人言则勤于农；其十二，与贤人言则志于道；其十三，与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城；其十四，与奴婢言则慎于事。以上这些道士"守则"，要求遵从的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的内涵均已囊括，唯一的细微差别是字辞稍加变化。道士吕洞宾在唐末名声很大，"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但他自述却无丝毫做作，声言自己以忠孝信仁为立身处世准则，"人若能忠于国，孝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侪物，以阴骘格天，人爱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与吾同，虽不见吾，犹见吾也"。唐末道士杜光庭在为《道德真经元德纂》所作《序》中说：老子"《道德》二篇。。非谓绝仁义圣智，在乎抑浇诈聪明，将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泯合于太和；体道复元，自臻于忠孝"。并认为仁、义、乐、礼、智、信与天地之德、宜、和、节、辩、时相合，"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归仁寿之乡"①。道士们很自然地将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转化为道教教义。
　　也有些道士原为儒生，后入道门，这样更便捷地将儒家学说渗透进道教思想。著名道士吴筠，本来是"鲁中之儒士也"，从少年起就博通儒家经典，长于为文写作。由于未考取进士，不愿随合流俗，于是入嵩山为道士。他认为道教思想的精华就在《道德经》五千言之中，至于后世杂出的经书，"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当唐玄宗向他询问"神仙修炼之事"时，他回答说："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显然对所谓修炼成仙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唐朝皇帝相继热衷于成仙长生之时代，他却以"正道"讽谏皇帝。当他与僧、儒及朝臣并坐时，所陈所述"但名教世务而已"。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吴筠不是真正的道士，是穿着道袍的儒士，那也不符合实际。吴筠出自唐初著名道士潘师正门下，在嵩山"传正一之法，苦心钻仰，乃尽通其术"②。他对于道教理论有较深造诣，著述有《玄纲论》3　篇，上篇"明道德"，中篇"辩教法"，下篇"析疑滞"。还著有《神仙可学论》，《心目论》，《形神可固论》等。吴筠的思想代表了道、儒相互借鉴的必然趋势。关于儒与道的关系，他主张道本儒末，不同意那种认为道家轻仁义、薄礼智的观点。他认为，道家之"道德"非但不排斥仁义礼智，而且还是仁义礼智的基础与根本，这体现了"自然"之理，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就能改变
　　①　《全唐文》卷九三一。
　　②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一九二《吴筠传》。
　　的。《玄纲论》上篇《明本末章第九》说，"内道德而外仁义，先素朴而后礼智，将敦其本以固其末"，"执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难而危"。吴筠是反佛教的，他主张执政者要道、儒兼用，以道为主，以儒为辅，"故人主以道为心，以德为体，以仁义为车服，以礼智为冠冕，则垂拱而天下化矣"。反之，如果光用儒而不用道，那么社会就会出大问题，"若尚礼智而忘道德者，所为有容饰而无心灵，则虽乾乾夕惕，而天下敝矣"。他的这种以道统儒的观点在道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认识。
　　2。对佛教的吸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教规戒律方面。唐代道教对经戒律条的完善，得益于佛教者甚多。如三归戒仿于佛教三皈依戒。佛教徒在入教前须在法师那里受"三皈"之戒，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表示对佛门的归顺依附。《大乘义章》卷十对此解释说："归依不同，随境说三，所谓归佛归法归僧。依佛为师，故曰归佛；凭法为药，故称归法；依僧为友，故名归僧"。这里的"佛"，指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即教义；"僧"，即僧人。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道教也以"道、经、师"为三宝，即《道教义枢》卷一所言："一者道宝，二者太上经宝，三者大师法宝"。道教三归戒即是要求信徒将自己的身心皈依道门三宝，以此为入道的初阶。《太上老君诫经》称："此三归者，谓身有善恶，神有恐怖，命有寿夭，盖一切众生之必有也。今以此三悉归于道者，谓受行法戒，一则生死常善，不堕恶缘；二则神明强止，不畏邪魔；三则见世长寿，不遭横夭。归虽有三，其实一也"。《三洞众戒文》称："道、经、师者，众常通也，抑恶举善，戒人天也。身、神、命者，生妙宝也，回元转化，根圣真也。归之于道、经、师，若赤子归母，众物依地，不可须臾失戒"。
　　道徒受三归戒后，再授五戒。五戒亦同于僧人五戒。《大乘义章》卷十二说："言五戒者，所谓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初真戒》载道徒五戒为："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荤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盗，五者不得邪淫"。
　　最能鲜明体现三家合流特点的是道教正一派五戒文的变动。早期五戒文的内容是：其一，不得淫泆不止。其二，不得情性暴怒。其三，不得佞毒含害。其四，不得秽身荒浊。其五，不得贪利财货。唐代正一派所授受五戒，戒文则是：其一，行仁，慈爱不杀，放生度化。内观妙门，目久久视，肝魂相安。其二，行义，赏善伐恶，谦让公私，不犯窃盗，耳了玄音，肺魄相给。其三，行礼，敬老恭少，阴阳静密，贞正无淫，口盈法露，心神相和。其四，行智，化愚学圣，节酒无昏，肾精相合。其五，行信，守忠抱一，幽显效微，不怀疑惑，始终无忘，脾志相成，成则名入正一①。这个五戒文，兼容了儒、道、佛三家义旨。各戒条第一主题词，依次是仁、义、礼、智、信，是为儒家"五常"。各戒条末关于肝、肺、心、肾、脾的结语，体现了道教的五脏养生学，将人的思想行为与身体反应联系起来。各戒条的中间辞语，如慈爱不杀，放生度化，贞正无淫等，是佛教喜欢运用的。
　　道学佛的第二个方面，是在思想理论上的借鉴。任继愈先生认为："从
　　①　《道藏》太平部子下，第七七三册，《无上秘要》卷四十六。
　　本体论转入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又一次提高。在隋唐时期，佛教各大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都各在自己学术领域里有所建树，佛教的心性论处在时代思潮的领先地位"②。佛教的心性论，探索时间较早，开拓范围较广，理论层次较细，因而对道、儒二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下面主要谈佛教的心性论对道教思想的几点影响。
　　关于"道性"。隋唐的佛教各宗派均重视佛性的探讨。天台宗认为有五种佛性，即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果佛性，果果佛性。法相宗提出两种佛性，理佛性，众生都有；行佛性，众生有无不定，无有者永不成佛。华严宗认为，"有情"的众生有佛性，"非情"之物有"真如"之理，称"法性"。禅宗的理论更是围绕"佛性"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坛经》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与佛的区别，就在于"迷"或"悟"的一念之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唐代道教典籍也经常谈论"道性"。《本际经》有专篇《道性品》，认为道性与众生性同一不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记道士潘师正语曰："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玄珠录》一方面肯定众生皆有道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众生只有经过修习方能使所禀道性显现而得道。《道教义枢·法身义》认为，道性即众生本有的"澄清清净"的神（心），"迷此理为惑覆，了此理名性显"。司马承祯认为，只有悟了性根源，才能真正进入道之"妙门"，"了悟性根源，名为入妙门"。
　　关于"修心"、"动静"之说。禅宗提倡"修心是成佛之行"，以般若智慧，觉知"自心真性"而达到修行目的。前已介绍过，此处不赘述。南北朝至隋唐，先是道教外丹教法盛行，在炉鼎中烧炼铅汞等矿石药物以制"长生""金丹"。但这种教法花费极大，不利于在民众中推广道教，难与佛教抗衡。加之所炼外丹有毒性，服者多暴死，唐代好几个皇帝均死于服丹药。于是，道教吸取佛教的心性论，又出现炼内丹热，将人体视为炉鼎，炼体内的精、气、神，据说可使精、气、神凝聚为"圣胎"，即内丹。与此相应，道教思想理论遂关注修心、凝神、摄念等思维方式与修道的关系问题。当然，并非所有这方面的探讨都是为炼内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