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柳宗元希望僧人文畅在此次出游中，能利用自己的学识与影响，在佛门与儒道之间作些调合工作，"统合儒释，宣涤疑滞"。这反映出柳宗元对于儒与释的沟通融会是牵挂于心的。韩愈在看到柳氏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后，曾批评柳氏不驳斥佛教。柳氏在《送僧浩初序》中对这一批评给予了答复，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这是说，佛教的确有不可以驳斥之处，它所讲的道理，往往与《周易》、《论语》所讲的相吻合。他接着举出具体例证说，佛教关于性情的学说，很明显与孔子所言相同。再说，韩退之对儒道的喜好，不会超过扬雄。然而扬雄对于儒道之外的庄子、墨子、申不害、韩非，也还认为都有可取之处，这四家学说是怪僻而不安分的，难道佛教反不如它们吗？韩退之反对佛教的一个理由是其出自外"夷"。如果真以此为标准，对于出自外夷者一概排斥，那么古代有季札、由余两个贤人出自夷狄，难道要不以道为标准而以是否中国人为标准，亲近恶人而排斥贤人吗？由此看来，韩退之重的是名而不是实。我之所以赞同佛教的地方，都是同《周易》、《论语》相合的，即使孔圣人再生也是不能驳斥的。柳宗元又声明，他对于佛教也是有所反对的，像韩退之一样，他也不赞同僧人剃光头，穿黑衣，没有夫妇、父子之伦常，不从事耕织劳动而靠别人养活。但自己与韩退之的区别在于，韩退之只看到佛教的外部表现就反对，而遗弃了其蕴含的精神，这好像遗弃一块石头而不知其中藏着玉。
　　柳宗元"统合儒释"的目的还是要借用佛教所长而辅佐教化。他在柳州任刺史时，就儒释并用，政绩突出。当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使得生产缺乏畜力，经济落后，治安不稳。柳宗元先是用礼、刑两手，都收效不大，他说，"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后来他采取宣传佛教的方法，以佛教教义劝人"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①。由此可知，"统合儒释"确可以佛教的慈悲博爱等教义补充发展儒家学说。2。刘禹锡"援佛入儒"
　　刘禹锡是反对神学迷信的猛士，前面已经谈到，但他不反对佛教，认为佛教与儒学可相辅相成。他在《赠别君素上人》中，认为儒家经典与佛教经典有明显的一致之处。在《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文中，刘禹锡用了一大段文字谈儒与释各有所长，各有其最适用的范围。他说：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位以迁其人，则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有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
　　他认为，天生人，但不能让人的情欲有节制；君治人，不能去掉威势而使社会安定。他们的作者都有限，都有不足。这就需要有人出来补弊救偏，这种人虽无君王之位，但也能教人改变心性。孔子立天下核心之教，主旨是"大中"；释迦在西方创教，主旨是"正觉"。天地乾坤之位既定，还要有圣人之道行于其中。这就突出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光用法制威势来压制情欲是不行的。儒与释两种教化学说虽不同，但都有用，这好比水与火不同，但做饭菜需要两者的结合；车轮与车辕不同，但行车要靠两者的结合。
　　接着，刘禹锡又分析儒与释两家学说的不同功用，儒学适用于治世，佛教适用于乱世，佛教可以补充儒学在教化方面的不足之处。他说：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
　　儒学以"中道"教化世人，但很少论及性命。换言之，讲"中道"注重的是人的行为尺度，但未能深入解答人心灵深处的问题。这样，在世道衰乱的时候，儒学也难发挥功用了。而佛教用大慈大悲救世人出苦海，阐论因果轮回之说，因此世道越乱越受到信奉。它能够把人的恶欲消灭在将萌未萌之时，能够使人在生离死别之际减轻痛苦。总而言之，佛教从人与天两方面协助教化。佛教可以对人起到独特的陶冶作用，可以起到刑政起不到的作用。它所具有的细致的协调糅合功能，其具体表现可以用言语表达，而其精深意旨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刘禹锡的这些见解是颇有新意的，显示出儒家学者已能用平和从容的态度对儒、释进行审度比较。
　　3。李翱"以佛解儒"
　　李翱的"复性"说与佛教相通之处甚多，是借鉴佛教思想成果来发展深化儒学思想。南宋叶梦得评价说："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
　　①　《柳河东集》卷三十八《柳州复大云寺记》。
　　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翱"①。下面让我们看几个例证。《复性书》说："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这里所说的"性"，相当于佛教所言的"佛性"，均指人生来就有善的本质。《大涅槃经》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李翱所说的"情"，相当于佛教所言的"无明"、"愚痴"，都是指后天的世俗欲望。
　　《复性书》又说："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圣人"的特点是"觉"，佛的意译就是"觉者"，圣人实际与佛相当。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受情惑，佛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在于是否"无明"。复性的途径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修持法如出一辙。《复性书》认为去除情惑的方法"非自外得者也，能尽其性而已矣"。"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禅宗的主要观点就是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即心是佛，见性成佛。《坛经》说："自性心地，以智惠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
　　"禅那"是佛教中常用的一个修习语，或称"禅"、"禅定"，可意译为"静虑"。用以表示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说："言静虑者，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故名静虑。"《复性书》在表述"复性"的具体方法时，显然借用了佛门之"静虑"，说："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在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儒学向以心性义理为主要特征的新儒学--理学的转变中，李翱是当之无愧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将佛教的一些理论方法引入到自己的"复性"说中，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更新，这就标志着儒释两家思想理论从对立到趋同的根本性转变已实现。
　　4。儒学对道教的吸取老子被道教尊为教主，也被李唐皇帝认为祖宗，因此，唐代的儒、道关系较为融洽，在与佛教发生对抗时，儒、道往往结成联合战线。
　　总的说来，儒者及士大夫对道教的符箓法术较轻视，对其仙道之说也不感兴趣，但对于道教主要思想来源--道家学说则怀有敬意。柳宗元认为儒与道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老子之说是孔子之说的不同流派，《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者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然皆有以佐世。"这显示出他不仅有"统合儒释"的思想，也有儒、道同归的思想，在"佐世"作用方面，老子学说是有价值的。
　　自唐玄宗注《老子》后，此书一度成为士庶家家习读之书，儒者和道士研读《老子》形成风气，宣传儒、道合流者多了起来。唐德宗时太子校书郎李观专写了一篇《通儒道说》，通论儒、道思想相合之处。他认为，儒之所言仁、信、礼、义，道之所言道、德，两者同源，且可相互为用，"故二（道、德）为儒之臂，四（仁、信、礼、义）为德之指。若忘源而决派，薙茎而掩
　　①　《避暑录话》卷下。
　　其本树，难矣！"①另外，儒学以"入世"为旨，关注的是社会治乱，人伦礼法，而对于宇宙、自然的生成及演化则很少探讨，道教及道家思想则对于宇宙、自然有丰富的理论积累，正好弥补了儒学之不足，使儒家学者得以开阔视野，调整思路，逐步向全面探寻社会、自然"至理"的理学方向迈进。
　　中唐以后社会多有动乱，仕途风险增大，儒者及士大夫在失意之时，则对道书兴趣提高，以出世归隐之说排遣思想苦闷。治世则出，用儒；乱世则隐，用道；这也可说是儒道互补的一种方式。但儒者之归隐只是权宜之计，与道士归隐有质的不同。柳宗元有个友人周君巢，写信向柳夸赞隐居山泽的道士，认为他们服药益寿，很有神通。而柳宗元回信表示并不赞赏归隐只是为求长生的人生态度。他说："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②。这是他对于"隐"与"出"的看法，按照君子的准则，在隐居未仕的时候，外表愚昧而内心更加聪明，外表迟钝而内心更思维敏捷，外表柔弱而内心更加刚强。等到出来做官理政时，就表里如一，顺应时势而采取恰当行动，使民众生活得以安定，圣人之道得以光大。如此看来，柳宗元是把"隐"作为修养提高个人素质的阶段，是君子处世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