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当然，刘禹锡的天人论在初步展开时，也是主张天人相分的。他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八章，人民出版社1986　年9　月版。
　　①　《答刘禹锡天论书》。
　　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②。这是说，天也是"形器"之一，是有形的、物质的。天在有形之物中是最大的，人在动物中是最优秀最突出的。天和人都不神秘，各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仅仅是说到这里，那么与"天人不相预"的确仿佛，但刘禹锡又前进了一步，引出一个新的论点，"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所谓"交相胜"，就是互有胜过对方之处，天所能的，人固然不能；而人所能的，天也有所不能。
　　刘禹锡是在认真反思前人天人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观点的。他指出，历来论天的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天与人实影响"，有罪过者天必降祸，有善行者天必赐福。天主宰着赏善罚恶权柄，这就是"阴骘之说"。另一种观点是，"天与人实刺异"，雷霆击于牲畜、树木，而后者未尝有罪；毒草和苦菜在春天照样生长，天也没有择善本领。盗跖、庄0　虽作恶也得善终，孔子、颜回最贤却遭困厄，所以苍茫之天并没有主宰什么，这就是"自然之说"。
　　刘禹锡认为上述两种传统观点都未能究明天人之际的问题，他意在突破上述二说的窠臼，遂改变前人泛泛地议论天人关系的作法，从辨析天与人的具体特性入手，来深入探索天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简单的天与人存在感应，或是天与人互不相干。
　　天有什么特性呢？刘禹锡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他说：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
　　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
　　可以看出，刘禹锡所理解的天，是广义的天，是指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万物。这包括日、月、星三光，高悬于万物之上。但其根本还是山川五行。阴阳二气的运行，清气产生于浊气，重是轻的基础。阴与阳既分立两极，又相互为用，生成雨露、雷风，又化育了各种生命，分为植物、动物两大类。
　　刘禹锡还把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资质，把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外部环境及自然条件，也统归于天的范畴。究其实，刘禹锡将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以及不受人主观意念左右的事物及规律都看作是天。他的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自然规律的关系。
　　因而，人类在刘禹锡的笔下，完全不是传统观点形容的渺小、卑微，只能惟天意是从的形象，而是天地间最有智慧的生灵，可以认识天，利用天，改造天。他说：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
　　这是相当豪迈的，充满自信的，前所未有的，--人向天发出的宣言。
　　为了"极其辩"，避免自己理论的粗糙，刘禹锡具体说明了"天之能"
　　与"人之能"。
　　"天之能"，表现之一是"阳而阜生，阴而肃杀"。这是说万物在春夏生长，秋冬衰败，四季自然更替。表现之二是"水火伤物，木坚金利"。这是讲不同物质的自然属性，水火能伤物，木是坚实的，金属是锋利的。表现之三是"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这是讲生灵的新陈代谢、弱败强胜之规律。凡是生灵，在盛年都强健，在老年都衰弱，谁有雄②　《天论》，下引不再注出。
　　气，谁有力量，就以谁为先。
　　"人之能"则表现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系列活动，"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酒，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御，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在春夏阳气盛的时候，人们就种植；在秋冬阴气盛的时候，人们就收获。防治水灾而进行灌溉，防止火灾而用火照明。用坚实的木头制成器物，使金属镕化铸成兵器。对于恃强凌弱之人，用道义来约束。以礼来别长幼之序，尊崇贤德有功之人，建立是非标准以防止坏事发生。
　　概括起来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禹锡明确论证了天（自然）与人（社会）的基本差别，进而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显示出天与人之间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联系的一面。在这种"交相胜"的关系中，人居于主动地位，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能主动自觉地利用天的特性而改造自然，"人诚务胜乎天"。而天胜人是无意识的，是自然功能的体现，"天非务胜乎人"。刘禹锡辩证地阐明了天人关系，批判了天人感应说的荒谬，弥补了天人不相预说的漏洞，为自古以来的天人关系之争作了一个总结。
　　（四）顺人、重势与理、数、势柳宗元、刘禹锡在天人论中否定了天命观及天人感应说，肯定了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他们以这种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力求扫除长久以来笼罩社会历史的神学迷雾，也得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认识。
　　1。柳宗元的顺人、重势所谓顺人，就是顺从生人。生人，在多数场合下是指民众。柳宗元认为，顺人与施行圣人之道是一致的。他在《断刑论下》说：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
　　是说，有的人专门讲天而不讲人，这是不了解圣人之道。为何不去探究人心，以便能熟知圣人之道呢？只要圣人之道完全施行了，人们也就得到教化了。柳宗元甚至认为本朝是由于顺人而得天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生人，"尝者《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①。因此他多次呼吁执政者要注重"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②强调"顺人"，是否意味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取决于生人之心呢？不是的，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势"的范畴。他在《封建论》中说：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这里所说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皇帝分封宗室或功臣为诸侯，受封者得到的土地人户可以世袭。与此相对的郡县制则是由朝廷派置官吏管理，可视政绩优劣随时升黜。从汉代开始，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争论时起时伏。郡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自秦以后中国政体基本以郡县制为主。但柳宗元《封建论》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唐王朝自建立起，不断有人倡言分封，中唐时，藩镇割据之势已趋明朗。柳宗元反对恢复封建制，认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一种必然趋势，即"势"使之然。他揭示出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即决定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不是"圣人意"，不是帝王将相或其他大人物的意志可以左右，而是取决于一种历史发展的固有趋向。换言之，有一种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在起作用。所以，正确的作法是应因势定制。柳宗元的"势？，还揭示出社会制度必然是不断进步的，"私其力于己"的封建制，必然要被"公之大者"的郡县制所代替。
　　用"势"来说明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演变态势，有力地否定了一些传统的社会演变说，如邹衍的"五德转移"说，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董仲舒、班固的"三统"说。柳宗元已感觉到，社会的发展，不是循环的，也不是按照执政者或贤人的设计运行的。某种政治制度的实行，有一种"不得已也"，"势也"之必然性。由此他发现历史上有这种"奇怪"的现象--执政者的主观动机与政策实施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殷、周统治者
　　①　《贞符》。
　　②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实行分封制，把土地和民众封赐众多诸侯，"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这样做不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而正是追求私利，要让诸侯为自己出力，借诸侯的力量来拱卫自己的子孙后代。但结果则是，诸侯势力逐渐大起来，王室权威降低。周平王东迁后，自己也降到诸侯的地位，"阙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天下乖盩，无君君之心"。分封制成了周灭亡的一个关键原因。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于下之端自秦始"。郡县制使全国政令统一，集权于中央，从制度本身来说，是最大的"公"。但从秦始皇动机来说，则是出于私心，私在想巩固皇帝一人的权威，私在想使天下人都臣服于自己。从结果上看，废除了诸侯的割据，使天下统一，从秦朝开始了"公"天下。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的"势"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