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2。刘禹锡的理、数、势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刘禹锡提出了理、数、势三个概念。所谓"理"，指原理，道理；"数"，指规律，规律性；"势"，指趋势，形势。
　　刘禹锡着力探讨了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分析认识论根源时，他形象地举出人在小河或江海中航行之例来加以说明：船行于小河中，速度或快或慢，或停止或前进，都由人随意控制。即使有的船翻了，有的船搁浅了，也是人力不当所为。在上述情况下，"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①。因为道理很明白，所以船上人没有讲天命，让天保佑的。
　　但是如果船在大江、大海中航行，人无法随意掌握船的快慢与走停，再加上有大风大浪，"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天意，船平安抵达，归于天；船沉没了，归于天；船虽危险而未沉，也归于天。"何哉？理昧故也。"由于不明白在江海狂涛中航行之理，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由此看来，要正确理解天人关系，就需"明理"，而"明理"的关键在于认识"势"中之"数"。刘禹锡认为，此理亦可推而广之，"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这是说，事物结合，其中一定存在"数"（规律），"数"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世间万事万物都不出此理。他又进一步举例说："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势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邪？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体运行也存在"数"与"势"。天形是圆的，颜色是青的，旋转周期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昼夜的时刻也可以用刻度盘显示出来，难道这不是有"数"（规律）存在于其间吗？有了这个"数"，就决定了天的"势"，天高高在上，不会塌下变成卑小；天体一刻
　　①　《天论》，下引不再注出。
　　不停地运行，不会停止下来，这难道不是"势"的表现吗？所以天体运行不能脱离它本身的"数"（规律）与"势"（趋势）。由此，刘禹锡总结道，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而无穷，就是因为它们交相胜，还相用，即万物在联系中，有斗争，有统一。
　　刘禹锡还分析了产生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社会原因，提出了"人之道在法制"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胜天，在于有法律规范，法能判明是非，维护公理。只要真正实行了法制，人们就会相信正义，相信自己，不相信天命。反之亦然。他具体列举三种情况：其一，"法大行"，则是非都有法作为准绳衡量，不受个人意见所左右，"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所受的赏或所受的罚都与其行为相当，大家都认为恰当，人们都会说，天何曾干预人事呢？我等照正道走就是了。
　　其二，"法小弛"，即法律有些松弛，遭到部分破坏，"则是非駮，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思想就会出现混乱。福，可以狡诈获取；祸，可以苟且获免。人们就会说，不应当那样结果却果真是那样结果，公理何在？是天的干预啊。
　　其三，"法大弛"，法制完全废弃了，是与非也就完全颠倒了，受赏的总是邪佞之人，受罚的总是正直之士，道义不能战胜强暴，刑罚不去制止恶人，人能战胜天的基础丧失了，再要说胜天，只是空话了。
　　刘禹锡部分正确地揭示了天命论等迷信思想的社会根源，其思想的深刻程度是前无古人的。他的重法制思想同他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的实践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
　　十、道学先驱者的思想从初唐到中唐，佛教、道教均沿上升趋势蓬勃发展。儒、佛、道三家思想论战的情况表明，儒家思想如果依旧维持传统的思想体系，就难以保住思想领域内的宗主地位。面对佛道二家著作迭出、流派纷呈的咄咄逼人态势，儒者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给儒学增加新的思想观念，必须取佛、道之长，补儒学之短。韩愈、李翱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道统和援佛入儒理论对宋代理学有着重大影响。
　　（一）韩愈的思想韩愈是坚决反对佛教和道教的，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大大增强了儒学的战斗力，因而备受宋儒赞誉，称其"如泰山北斗"，"为百世师"。
　　1。道统说唐宪宗嗜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命朝廷举行盛大仪式，将陕西凤翔法门寺一节佛骨（据说是佛的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养。此举对于社会上崇信佛教者是极大鼓舞，"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上疏宪宗，援引梁武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等事例，说明"佛不足信"；又批评"佛本夷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即便是佛今日在世，到京师来朝，也不过是礼节性地召见，然后护卫其出境，不令其迷惑民众。更何况佛身死已久，枯朽之骨，怎么适合进入宫禁。"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臣实耻之"。韩愈竟以皇帝炫耀盛世之举为耻，的确大胆、直率。他在疏中最后要求毁弃佛骨，"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表示，如果佛真的有灵，能降祸祟于反对者，那么凡有灾殃都应加臣一身，上天为证，"臣不怨悔"①。
　　韩愈还主张用强力禁绝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②，即令僧尼还俗，烧毁佛经，改寺院为民居。
　　韩愈虽然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并不妨碍他模仿佛教的法统为儒家编制出一个圣人传道的道统。就对佛教的打击而言，他从政治、经济角度批判佛教害国害民之语，尽管激烈，却大率重复前人反佛言论，无甚新意，因而也未能击中佛教要害。然而他的道统说却推陈出新地给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经学生李翱的补充完善，为宋代道学正式建立奠定了一块基石。以儒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道学（亦称理学）兴起，真正给予佛教以致命的打击，宋代道学在思想领域内的一家独尊，取代了唐代儒、道、佛三家争雄的局面。推其原始，韩愈道统说是宋代道学之先声。
　　韩愈是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的。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
　　②　《原道》。
　　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以自己为孟子的继任者，换言之，自己为道统在当代的传人。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所谓"道统"，就是儒家之"道"的正宗传授系统。韩愈认为，儒"道"由圣王传授下来，从尧开始，历经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自己要继承孟子，不使道统中断。
　　这是韩愈学佛教之法以抗衡佛教。当时佛教以禅宗最盛，而禅宗最为讲究传法系统，并且在述及法统时杂以奇闻异事，以增加神秘性。最早来中国传播禅学的是印度僧人达摩，他宣称，从佛（释迦牟尼）开始，禅学历代相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以一件棉布袈裟作为传法正宗的凭证，到达摩是第28　代（代也称祖）。到中国达摩则为初祖，时为梁武帝时。历传二祖慧可（隋文帝时逝世），三祖僧粲（隋炀帝时逝世），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七祖神会。四祖至七祖均为唐人，七祖生活的时期稍早于韩愈。所以，禅宗富有传奇色彩的法统传授故事自然会给韩愈留有印象。
　　道统说也能在儒学发展史上找到一些根据。《论语·尧曰》曾记载尧、舜传授之语，尧、舜、禹相继禅让，也仿佛有选择继承人，授以治道之意。战国时孟子排列出一个从尧到孔子的名单，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①，而他本人是继孔子正统。韩愈的道统序列基本上同于孟子所说，加上了自己，以继承孟子自命。不过，孟子侧重于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韩愈则是明确提出这是儒学的传"道"系统。后来，宋代道学家对道统说进一步充实、论证。朱熹再续道统名单，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上接孟子，他本人又承周敦颐和二程。
　　"道统"的"道"，主要指儒家的仁、义理论。韩愈的《原道》即旨在究明儒家之"道"，批判佛教和道教。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