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柳宗元在《天说》、《天对》、《贞符》、《非国语》等篇，对天人感应说进行了批驳。唐代自武则天执政之后，祥瑞灾异说重又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天命"、"君权神授"观点一时又颇为流行。即便如刘知几那样的学术界、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也只是批驳某些祥瑞灾异的荒诞，而不是从根本上否认天人感应现象的存在；只是认为专恃天命不讲人事是错误的，而还是强调以人事为主但也不能无视天命。柳宗元则是破天荒地彻底否定了
　　①　《天说》。
　　②　《答刘秀才论史书》。
　　③　《与韩愈论史官书》。
　　天的神性和人格性，彻底否定了从先秦到唐代的种种祥异和天命的神话，而且他的批判颇具理论深度，既从自然观方面论证，也从社会历史角度挖根寻源。他在《贞符》中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这是说君王在位不是受命于上天，而是受命于民众；兴盛发达的标志不是祥瑞，而是君王的道德。
　　中国历来推崇圣人之道，而对其理解主要是"顺天应人"。而柳宗元大胆截去了关于天的内容，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①。又说，"古人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②。这就是说，圣人治天下，靠德政而不靠天。那么讲天也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是专讲给愚昧之人听的。柳宗元的身分为朝廷命官，对于统治者"神道设教"以愚弄民众的作法，他还是理解的。
　　《贞符》篇是柳宗元以古今大量史实批判天人感应和天命说的杰作。他在该篇指出，从董仲舒以来，许多人一个跟一个地可笑地大讲符命。他们以所谓的瑞物来附会帝王君临天下，宣称是受命于天，这类言论就象是"淫巫瞽史"所讲的。而真正的符命是"受命于生人之意"，"惟兹德实受命之符"，即民众的意向、帝王的仁德才是真实可靠的受命之符。他进一步列举史实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
　　这是说，历史证实，没有谁失去仁德而能统治长久，没有谁凭靠祥瑞而平安长寿。先举几个灾异凶兆而后结果圆满之例子，商太戊尽管遇上桑、谷共生在朝廷的现象，却未妨碍商朝的兴盛；商高宗尽管遇上雉鸡飞到鼎上鸣叫的事情，也未妨碍商朝中兴大业；宋景公尽管碰上荧惑守于心宿区域的天象，却依然能长寿。再举几个祥瑞吉兆却结局悲惨的例子，郑国虽然有龙出现，却很快衰败了；鲁国虽获得麒麟，也迅速走下坡路；西汉末虽然得到白雉，也终于未免于灭亡；王莽虽然得到黄犀，也很快败亡。这些灾异祥瑞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柳宗元的《贞符》是给当朝皇帝看的，他能面对"天子"明确否定君权神授说和天命说，的确显示了非凡的勇气。他戳穿了历来帝王所罩的神的光圈，指出民众之意和仁德才是做皇帝的基础，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①　《时令论上》。
　　②　《断刑论下》。
　　（三）"天人不相预"和"天与人交相胜"
　　中唐天人论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在否定了天命说和天人感应说后，那么如何认识天与人的关系呢？是两者平行毫不相干？，还是两者相互影响？柳宗元所作《天说》，是批评韩愈的天人感应说，刘禹锡看了《天说》后，认为"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意思是关于天人相互关系的道理没有讲透彻，所以他又作《天论》上中下三篇"以极其辩"。柳宗元读了《天论》后，表示基本赞同，说《天论》是《天说》的"传疏"，但又认为刘禹锡也提出了一些混乱见解，"则吾愈不识也"①。二人的分歧在哪里呢？主要之点就是柳氏主张"天人不相预"，而刘氏主张"天人交相胜"。
　　1。"天人不相预"
　　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是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继承。
　　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天并不算计人，人又何必一定要胜过天呢？你所讲的天人交相胜，好象天总是作恶，人总是行善。人胜过天，才算是事情做得完美。这样未免有些美化人，丑化天了。我则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柳宗元在这里明确肯定，天与人各行其事，互不相干。万物生长、灾荒，与社会的治、乱，二者没有关系。
　　柳宗元认为，自然界的一些异常现象也与人没有关系，而是元气自己运动的结果。在这方面的认识上，他继承并发挥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观点。《国语》中记载，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即泾水、渭水和洛水地区发生地震。大夫伯阳父说，这是周朝将要灭亡的预兆。这一预言得到应验，没出这一年，"三川竭，歧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柳宗元对《国语》这样记事很不以为然，认为地震与西周亡根本不应扯到一起，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
　　这意思是说，高山与河流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产物。阴和阳，不过是在天地之间流动的气。它们自己运动，自己休止；自己聚集，自己流散，哪里与谁商议过。它们自己冲突，自己枯竭，自己崩裂，自己残缺，哪里是为谁所设置。接着，柳宗元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彼固有所逼、引"，这强调出自然界本身就固有排斥和吸引两种力量，因而回答了自然界变化的原因在于自然界本身固有的矛盾。这就否认了神秘的超自然的外力作用，也否认了天有意通过自然界变化来警示人。他进一步描述元气运动的自由自在特性：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①这是说，天地之大是没有边际的，阴阳之气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弥漫交错于天地之间，或聚会或分离，或吸引或排斥，如轮子转动，如机械运行。柳宗元是以元气的变化运动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大千景象，是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完全排除了天的神性，排除了天人间意志感应的可能性。
　　①　《答刘禹锡天论书》。
　　①　《非国语·三川震》。
　　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作《天问》，对"天"发出质问，共有170　多个问题，反映了屈原在天与自然、社会历史、神话传说等方面的困惑和探索，思维活跃，语言犀利，对后人思想有颇多启迪。屈原以善于提问而在思想史、学术史上有一席之地，但后人能回答这些问题者却廖廖无几。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哲学上回答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柳宗元和朱熹两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向来注释《天问》的人，都注重在文字的注解和故事上的考证，不了解屈原为什么要这样问，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唐朝的柳宗元能够从义理上回答这些问题。但朱熹认为柳宗元学未闻道，所作的"对"不能令人满意。因而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作了一些"对"①，对屈原的问题作了与柳宗元不同的解答。
　　自然，朱熹对柳宗元所作的"对"有异议，是基于二人的思想体系有根本的不同。柳宗元在《天对》中多层次多侧面地系统表达了自己的具有无神论色彩的天人观和社会历史观。他依然着力论证天没有人格意志，不能对人的作为进行干预赏罚。例如，屈原《天问》问道："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即，天命反复无常，如何惩罚恶人、保佑好人？柳宗元《天对》答道："天邈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阙道，而诘彼尤违。"意思是说，天既邈远又无知无觉，人既渺小又与天分离，何必要把天与人扯到一起，而去反诘天赏罚不当。
　　《天问》又问："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为什么康回发怒，大地向东南倾斜？康回即共工，传说为上古部族首领，在争夺帝位的战斗中失败，愤怒地用头撞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柳宗元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否认了共工改变天地的能力，说："圜焘廓大，阙立不植。地之东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颠陨尔力！"天覆盖着大地，极广极大，天是自然存在的，不需要什么柱子支撑。大地虽向东南倾斜，也与西北一样是自然形成。康回那个小子，怎能有使天塌地陷的力量。
　　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贯穿于他著作中的许多篇章，显然是深思熟虑而非信口言之。
　　2。"天与人交相胜"
　　柳宗元在看过刘禹锡《天论》后评价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①。意思是说，《天论》的要旨归纳起来，就是讲天不干预人的作为。他认为刘氏所论同于自己的"天人不相预"。
　　也许是柳宗元没有完全读懂《天论》，也许是柳宗元不愿承认刘禹锡的见解超过了自己。但实际上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柳氏所论，达到了有史以来天人论思辨的最高峰。正是刘禹锡杰出的理论建树，为中国古代天人论之争作了一个较圆满的阶段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