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在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基础上，《通典》又对一些重大的"体制"问题作出深入考察，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结论。
　　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可谓汉唐之际关涉"体制"的头等大事之一。仅就唐代而言，杜佑之前有魏征、马周、李百药等专篇论辩，其后又有柳宗元《封建论》集大成。杜佑在总结中唐以前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首先表露出的便是"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思想。
　　《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治）。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杜佑认为，不论"法古者"还是"是今者"，对于分封与郡县的论辩都未能"究详"，因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尝试论之"。他指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万国，成则肇于轩后，方有可称。
　　不应创择万人，首令分宰。盖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或循旧政，简利不传；或坟籍散亡，建兹复祀。
　　分封制是"相因"而来，即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基础上确立的，并非什么古代圣贤主观创设的一种制度。然而，这种"天下列国"之制，到后来变成"更相征伐，未尝暂宁"了。其结果是：
　　①　详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
　　陪臣制诸侯，诸侯陵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增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①郡县制是为改变诸侯"更相征伐"、侵陵天子的局面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自汉至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表明这是一种"适时"的制度。总括起来说，三代封国，是适应"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的实际，因而叫做"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秦汉以后"罢侯置守"，实行郡县制，是适应"海内统一"、"人既庶焉"的现状，比较而言："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古今的不同，形势的区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2。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既然古今形势不同，社会是在不断进化的，杜佑自然把目光集视于历史的前方，反对"因循而重改作"，强调"行古道"是行不通的。
　　书中仍然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入手。杜佑先举了一个婚礼的实例，上古人食禽兽之肉而衣其皮毛，周代"尚文去质"，所以"制婚礼纳征用元纁俪皮充，当时之所服耳"。秦汉以后，"衣服制度与三代殊"，"时俗用五色信，颇为得礼之变也"。再以"元纁及俪皮为礼物"，只能是"徒劳"！接着，杜佑又问：三代行朝享礼之后，"诸侯皆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今亦须行此礼乎？"①就此数例，已经表明"古道"不可再行。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制度如此，关涉"体要"的重大政治制度更当如此！
　　上面已经说到，杜佑对于分封与郡县这一重大体制的古今差异有着透彻的认识，因而他更加清楚恢复分封制的危害和必然受到历史惩罚的结局。西汉实行分封，出现了七国之乱。西晋实行分封，更引发了八王之乱。对此，书中专有论述。对于三代，特别是周之分封，"秦覩其弊，不述建侯"。但秦却二世而亡，"汉祀矫枉"，以为是实行郡县制，失去同姓王保卫皇室的结果，便又"并建勋、亲"，恢复分封制。然而，"勋、亲"未必一心捍卫皇室，于是西汉初年连续出现祸乱，"彭，韩菹醢，续有吴、楚逆乱"。至武帝、昭帝之后，"制许推恩，分人为差，但食租税"，才算化解了因分封而带来的战乱。至于西晋八王之乱，杜佑特别加了一段注文：晋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迁，故委兵诸王。未几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谓矫枉过当，其败愈速也。
　　西晋完全重复西汉初年的想法、做法，结果比西汉受到的惩罚更为惨重！经过数百年的反复，南朝"改更旧制"，不再行分封。杜佑总结道：自兹以还，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不只是对"法古者"们的有力驳斥，而且指出"欲行古道"行不通的原因所在--"势"。前面曾经提到，"古今既异，形势亦殊"。这都表明，杜佑是十分注意古今变异中"势"（"形势"）这个问题的。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注。
　　①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①　《通典》卷三十《王侯总叙》。
　　"势"（"形势"）的提出，仍然要从论分封与郡县说起。在唐初"贤郡县之理"的"是今者"当中，李百药著有《封建论》一篇，批评"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反对"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的做法②。但他在分析秦二世而亡原因不在"废封建、置郡县"时，却表现出了杜佑所说"终莫究详"的问题："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杜佑却摒弃"冥数"之类的说法，从"法度"、"政理"出发，指出：昔汉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吴芮独卑弱而忠，韩、彭皆强大而悖。。。向使制置得其适宜，诸侯孰不信顺，奸谋邪计，销于胸怀，岂复有干纪作乱之事乎？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历史上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进是"形势驱之"，唐代社会的变异同样是"势"、"事理"使然。书中分析安史之乱的社会原因，最足以表明这一点。开元二十年以后，边将邀功，"务恢封略，以甘上（玄宗）心"。因而，不断对奚、契丹、西南"蛮夷"、吐蕃用兵。兵败"失万而言一"，得胜"获一而言万。"恩宠赏赐不断，骄矜跋扈日增。哥舒翰统西北二镇，安禄山统东北三镇，骁将锐士、良马精兵集于二帅，京师空虚。针对这样的实际，杜佑分析说：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①不把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单纯归结于个人作为，而从社会当中去加以探寻，这正是《通典》旨趣的独特之处。"势"、"形势"、"事理"等等的提出，表明杜佑从古今"体制"变异中探寻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理"来。
　　总之，杜佑所探"政理"中有这样一条：古今异制，是"形势驱之"；欲行古道，"势"决定其行不通！
　　3。随时立制，既弊而变鉴于杜佑充分认识到古今"体制"之变的不可抗拒，决定重大事变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形势"、"事理"，因而提出最有成效的施政之道只能是"随时立制，遇事变通"，"随时拯弊，因物利用"②。
　　翻开《通典》一书，随处可见，凡历代重大制度变革，杜佑无一不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先略举几例。卷七《丁中》"论曰"写道："三王以前，田井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东晋的"土断之令"、隋朝的"输籍之法"，都在其肯定之列。又如卷十九《职官》序，特别强调"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
　　在高度评价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变革之外，《通典》对于另两项关系"利国富民"的划时代变革尤为瞩目。
　　②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③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　《通典》卷四十引《省官议》、卷一八五《边防》序。
　　在考察历代田制变革时，杜佑看到先前孟子所谓的"仁政必自经界始"
　　的制度早已遭到破坏，"经界不正，田地不均，谷禄不平"。秦孝公任商鞅，商鞅革旧弊，废井田，开阡陌。"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①。尽管有以商鞅变法"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的说法，杜佑仍将商鞅与"兴周"的姜太公、"成齐之霸"的管仲、"富魏"的李悝等相提并论，尊之为"六贤"之一，称其"富国强兵，立事可法"②，是一个成功的变革者。商鞅变法之后，杜佑最看重的便是当时的赋税制度的变革。本来，《通典》的卷头语交待得很清楚，"初纂止于天宝之末"，只是"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通典》以"食货为先"，共12　卷。其中，有杜佑长篇议论的仅两处，一处在卷七篇末，一处在卷十二篇末，而涉及天宝以后事的则只有卷七篇末的"论曰"。这篇议论以一半的文字论述了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旧制，改行两税之法。对于旧制的积弊，杜估作出深入考察：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