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②　《纂例》卷一《啖氏集注义例》。
　　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③对于"理"这个概念，啖、赵并无专门的解释，但从其论说中是完全可以寻得其蕴含的，即为"尊王"。以此注经、取舍三传，则为"理通"；反之，则为"理不通"。这个"尊王"的"理"，与其"明王道"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新经学提出的"理"，旨在"尊王"，"正以大一统"。韩愈提出的"道统"之"道"，用以维系"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间的伦理关系，其核心在"君臣"大义上。新经学提出的"教"，前已叙，强调"忠道原情"，重在伦理道德。韩愈也提出"教"，强调正心以修、齐、治、平，实际上仍然是教人们奉"平天下"者为至尊。啖、赵提出的"理"与"教"虽然不如韩愈细致，但其内在联系是十分自然的，彼此相通的。由此，新经学与道统说之间便埋下趋于合流的伏线。这就是宋初石介等人为什么会在接受《春秋》新学舍传求经、尊王攘夷思想的同时，又成为韩愈之后、二程之前"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的"第一等人"的原因所在！①至于孙复、石介等人的《春秋》学研究，已不属本书范围。
　　4。几点结论通过上述考察，除开其"从宜救乱"之旨影响久远而外，可得出这样几点结论：其一，中唐《春秋》学结束了自汉至唐三传鼎立的局面，"变专门为通学"。从此，治《春秋》不再拘守三传。由《春秋》经学的变异影响到其它四经，传统的"五经"到了宋代都被重新解释。经学完成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其明显的转折点始自中唐的《春秋》学。
　　其二，中唐《春秋》学以其"理"与"教"与韩愈"道统说"相通，经宋初石介等人使二者合流，推进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理学大师们普遍首肯啖、赵、陆学派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过来说，中唐《春秋》学在官方思想开始重大转变的时刻，以其独有的个性特色成为了此间关键性的重要环节。
　　其三，此前《春秋》学中包含的"史之贵实"的精神，在这次经学变异当中遭到严重的践踏。其后，史学著作渐渐趋于"空言义理"，"舍人事而言性天"。"尊王"的"理"被推奉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维护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却是以牺牲唐代前期那种开放、豪爽、热情、外向的时代心理为代价的。从此，国人的思想便日益被禁锢在伦理纲常的"天理"圈子中，渐渐变得狭隘、愚昧、保守起来。
　　③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孙（复）、石（介）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八、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在唐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有一部堪称划时代巨著《通典》的深邃的思想，尚未被充分认识。本章特作一番发掘，以揭示古代思想领域中"天人关系"之外另一重大议题"古今关系"研讨的进程和所达到的高度。
　　（一）杜佑纂《通典》的旨趣《通典》问世迄今1190　多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曾为该书"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南宋的大目录学家陈振孙虽认为《通典》"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明清，又谓之"政书"。近代以来，称为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但是，书中有"兵"与"边防"两大门类，并不记"古今制度沿革"。这表明，对于《通典》迄今仍多有"习焉不察"者。下面，让我们先从杜佑其人渐次展开分析。
　　1。杜佑生平杜佑（公元735　年-812　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家庭累世仕宦。起初，杜佑以门荫入仕，为郡、县辅佐官。后来，渐次升迁为剌史、观察使。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的幕僚，"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在此期间，《通典》一书初具规模。这就是李翰在《通典序》中所说，"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在其为"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时，即大历三年至六年间，《通典》一书"累年而成"，"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①。韦元甫大历六年卒后，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又一度为地方长官。德宗即位，再入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充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等使。当时，朝廷对河北藩镇用兵，"餽运之务，悉委于（杜）佑"。后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　年），征调入朝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性嗜学"，"手不释卷"，"该涉古今"。经修改、补充，于贞元十七年（801　年）纂集完成《通典》200　卷，"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②。在《献书表》中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一句，正是指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始纂，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　年）献书，前后经历了36　年（三纪）。德宗见到献书，"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史言："其书大传于时"，"大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通典跋》。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
　　①　李翰：《通典序》。
　　②　杜佑献书后，尚有补笔。如书中卷一八四有叙至永贞元年（805　年）者，更有至元和初（806　年以后）者。至于杜佑去世后的某些记事，则系后人窜入，应当分辨开来。
　　为士君子所称"①。两年后，杜佑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同时，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10　卷，上奏德宗。顺宗即位，以杜佑摄冢宰，充度支盐铁等使，旋加弘文馆大学士。宪宗即位，复摄冢宰，拜司徒，平章事如故，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　年），为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当年，病卒。
　　杜佑的其它撰述，有杂传《宾佐记》1　卷，子书《管氏指略》2　卷，都已失传。《通典》200　卷，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巨著。此外，今天可见的杜佑单篇的表、疏、序、论等文，尚有10　多篇，分见于《全唐文》、《玉海》等书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岁月中，杜佑从地方僚佐升任封疆大吏，再进至宰辅，兼理盐铁财政。丰富的政治阅历和长期的理财实践，加之"该涉古今"的学识，使得杜佑对于古今之变、施政的关键等，较之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认识得更清楚，看得更深、更远，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
　　2。从"体要"探"政理"的经世意识前面一章已经说到，面对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自代宗至宪宗，思想领域出现了"言理道者众"的情况。所谓"理道"，即治道，指统治之道、施政之道。杜佑纂集完成《通典》之后，紧接着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以应社会变革、富国安民之需。
　　杜佑的政治阅历和理财实践，使他与众多的"文士"、"滞儒"探寻"理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异趣。
　　首先，他反对从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处"寻章摘句"，空发议论。贞元十七年（801　年）纂成《通典》，在献书表中杜佑这样写道：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①这表明，杜佑十分清楚，儒家经典中的"君臣父子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都是空洞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在那些"圣贤"书中，是找不到真正的"匡拯之方"的。如此犀利地批评儒家经典"多记空言"，"阙匡拯之方"，不只是在唐代思想领域不多见，就整个古代思想史而言，恐怕也可以打入"异端"行列了。清代学者王鸣盛考察了《通典》一书中杜佑所写论、说、评、议等文字，认为"偶涉经处，每驳去古义，别创新说"②，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反传统的精神。
　　当杜佑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一书之后，更清晰地道出他的思路：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③探寻"理道"，必须注意实效，不取空洞的说教。因此，只能从上千年来施
　　①　上叙杜佑生平，均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③　《玉海》卷五十一引《进理道要诀表》。
　　政的具体内容--礼法刑政入手，从中寻得"匡拯之方"、救弊之道。由此可以明白，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等制度沿革，并非杜佑纂集《通典》的目的，而是其探寻"理道"的手段。把握住这一点，判定《通典》一书的性质才不会本末倒置。由此，即可见《通典》的另一异趣之处。